第三节 京剧的形成
19世纪中叶,昆曲、秦腔、徽剧、汉调四剧种以其精华培育、滋润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
周贻白先生《中国戏剧史长编》引述文献推论:“西皮”确为“梆子”(秦腔)蜕变。秦腔流传湖北,经鄂人改造而另成一调,因其来自陕西,故称“西皮”。湖北人叫“唱”是“皮”,一段唱叫一段皮,“西皮”当是“西秦的唱”或“陕西的唱调”之意。(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P.520—522)
由此可见,秦腔传入湖北,演变为襄阳腔,再变而为“西皮”。皖南四平腔演变为“吹腔”,与秦腔等乱弹入皖后形成的“拨子”融合,形成“二黄”。乾、嘉间,“二黄”入鄂,与“西皮”结合,形成“皮黄腔”,在湖北叫“楚调”(汉剧),在安徽叫“徽调”。
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初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班、和春班演唱。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融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最易于京人接受。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融,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起始,视不同剧目的不同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如源出徽调《淤泥河》的《罗成叫关》就是明证。杰出的艺人余三胜(1802—1866)、张二奎(1814—1864)、程长庚(1811—1880),是徽汉合流皮黄交融,形成京剧的代表人物,时称“老生三杰”,亦为“三鼎甲”——“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簧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京剧形成的标志是: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伴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废笛,西皮、二黄两腔统一使用胡琴伴奏(定弦不同);“中州韵、湖广音”的声韵格律——吐字间杂京音、鄂音,兼用京、鄂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行当齐全,唱念做打表演体系完备。(www.xing528.com)
1883年至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为时称“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谭鑫培早年坐科于金奎班,文戏、武戏、昆曲、乱弹,皆所兼习,出科后拜程长庚为师,但程为安徽人,而谭籍湖北黄陂,乡音不改。及后成名,宗谭者反以湖广音咬字为正宗,而并误皮簧为黄陂者,可谓数典忘祖矣。谭鑫培在艺术实践中承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家艺术之长,广征博采,借鉴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剧青衣、花脸、老旦各行中的表演艺术,将其融于演唱之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谭派”,将京剧艺术推进到成熟境界,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汪桂芬艺宗程长庚,演唱雄劲沉郁,悲壮激昂,有“虎啸龙吟”的评道,他因“仿程可以乱真”,故有“长庚再世”之誉。孙菊仙,18岁时选中武秀才,善唱京剧,常入票房演唱,36岁后投师程长庚。他嗓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音、京字,听来亲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后三杰”师承各有侧重,艺术风格各异。谭鑫培艺术造诣及对京剧的发展,远远超过汪、孙,在京剧界的地位如同当年之程长庚。
“老生三杰”和“老生后三杰”开创了京剧老生主角的表演时代。
咸丰十年(1861年)京剧始入宫廷演出。当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及外班(京剧班)演出。光绪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寿日,挑选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人入宫当差,不仅演唱,且当京剧教习,向太监们传授技艺。自此,清宫掌管演出事务的机构“昇平署”,每年均选著名艺人进宫当差,截至宣统三年(1911年),计有谭鑫培、杨月楼、孙菊仙、陈德霖、王楞仙、杨小楼、余玉琴、朱文英、王瑶卿、龚云甫、穆凤山、钱金福等生、旦、净、丑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宫。由于慈禧嗜好京剧,加之京剧名家频繁在宫中献艺,因此,京剧声势日强。同期,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文明园等戏园,日日有京剧演出,一时形成了京剧的一统局面。
京剧成熟期除“老生后三杰”外,生行尚有许荫棠、贾洪林;武生俞菊笙、杨隆寿;净行何佳山、黄润甫、金秀山、裘桂仙、刘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陆华云;旦行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朱文英;丑行王长林、张黑、罗百岁、萧长华、郭春山。这一时期,旦角的崛起,形成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之势。武生俞菊笙,开创了武生自立门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武生鼻祖”。他们在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演唱技艺日臻成熟,共同将京剧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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