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20世纪戏剧新貌的介绍

第三节　越南20世纪戏剧新貌

20世纪，剧承继19世纪末繁荣局面并不长久，就已呈衰落之势。这种趋势实际从1885年法国肆意侵入越南就开始了。法国对越南的入侵及在越南八十余年的统治，在带给越南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同时，西方的文化与宗教也随之传入，这使得封建阶层日趋没落，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西学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传入越南，民主自由等思潮也浸润了越南普通百姓的心田，这些都撼动了剧赖以生存的根基。剧服务君王的创作旨归、轻歌曼舞的表现形式，似乎都与这一时期的越南社会基调不协调，剧因此逐渐受到冷遇。

剧团为了生存，也各谋对策。有的剧剧团，深入还没被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四处游走，献艺乡村庙台之上。还有的剧团，则退出专业的剧团行列，旺季演戏，淡季另谋生活。一些剧团为了适应百姓不再满足忠君题材的口味，开始探索着拓展戏剧表现的新题材，变换传统的表现技法。

比如，从越南南部开始的“新潮剧”。其吸取话剧因素形成，运用话剧的结构，甚至刻意选取业余演员，在戏里有插入歌剧唱法的，也有加入话剧大段朗诵的。比如阿七的《为国忘家》就是其开先河之作。随后，“新潮剧”向越南北部扩散，北部的河内等地和中部地区则稍后，但一直发展到了1945年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前夕。

在题材上，表现快意恩仇的剑侠剧、表现男女缠绵浪漫的爱情或者凄婉哀怨离情的“春女戏”也大量出现。这种情况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剧坛极其类似。这类剧作，多由小说改编而成，出现于1930—1945年间，有着浪漫主义的风格。如《浴血情剑》、《谁杀人》、《谁之罪》、《谁去吉街》、《月誓之过》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

传统剧艺人多根据成熟的剧本表演，剧情和每句台词都经过剧作家提前拟定，反复锤炼，所以有刻板之弊。为了寻求新奇，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带着提纲上场表演的尝试，这类作品被称为“提纲戏”。其题材多来自《说唐》、《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古典小说，表演中艺人按照提纲即兴发挥，或者由“诗”（剧团编剧）帮助拟就戏词并给予提示，由于剧艺人的文化修养大多并不出众，因此使得剧剧本的文学水平大打折扣。

1930年到1945年，越南时局动荡不安，百姓穷于生计，娱乐之心更趋淡薄，西方艺术进一步传入，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越南南部兴起并风靡全国的改良剧，正逐渐蚕食着剧的市场。改良剧既有和时代息息相关的现代题材，也有越南百姓耳熟能详的传统题材，又使用比剧的汉越语更通俗易懂、更现代的越南语编写，这更使改良剧赢得了越南上层和草根民众两方面的欢迎。剧的日子更加艰难，为了生存，剧艺人只好模仿改良戏进行改良，开始搞“新派剧”，使用现代越语演唱，裁减唱段。剧团为了招徕观众，在演出海报上都要打着“新派剧”、改良剧的旗号，如“新派剧，配合改良戏风格”的海报，就是当时吸引观众的惯见字句。剧艺人，在剧演出之外，为了生存，也投身改良戏班的演出。当然，在乡村中，还存在着传统的剧剧目演出的土壤，酬神戏的生存空间也很大。

这时期在越南剧图存的变革中，除了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外，其与中国戏剧的艺术互动仍是值得注意的。这首先表现为，更多中国题材的作品被改编成越南的剧剧目，如《说唐》、《东周列国志》、《西厢记》等。第二，表现为中国更多戏曲演出团体来到越南。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的潮州剧团、粤剧团从中国前往越南西贡及九龙江平原各省单独演出，深受当地华侨的欢迎，也感染了越南当地的百姓。越南剧团为了求新，并试图吸引越南华侨观众，特地从中国延请演员，与剧演员同台献艺。中越两国演员，各自用自己的母语演唱，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种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人们争相观看《三国》、《水浒》、《征东征西》等“中国剧”。而“中国”一词也就成了当时剧演出海报的修饰语，如“××班演出中国剧”，在南圻地区更是把所有的剧称为“中国剧”了。^[21]还有，中国戏剧的许多表现手法，带给越南剧新的影响。为了吸引观众，越南戏班大量购进中国的服装与道具等戏剧装备，无论城乡概莫能外。如，“剑侠戏”里的服装“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印的侠客的服装相一致”，受中国影响，剧舞台上开始使用金属道具，这些又进一步需要剧演员在武打动作、音乐形式、唱腔等方面，借鉴中国戏剧的模式，因此越南戏剧作家、研究家黄州记《剧艺术历史初探》曾指出，“在表演方面，与前一阶段相比，受中国戏剧的影响更为浓重，最明显的表现是舞蹈与声腔的使用。这种影响从城市开始，逐步到农村”。^[22]

1945年越南无产阶级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进入九年抗法战争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加之新政权视剧为“封建社会的糟粕”而对其多有贬斥甚至禁锢，使得剧面临更大的困境。一些地方剧团虽然还在上演剧，但是不敢名之为剧团，而冠之以“歌剧团”的名称。还有，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风的改变，也使得乡下酬神的剧表演大减。只有北圻作为剧的最后堡垒，继续上演着《三国》、《水浒》、《西游》等题材的剧，只是演出规模缩小，只上演一些传统剧剧目。

1951年，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发表《有关挖掘民族文化遗产问题草案》后，对剧的禁锢得以松绑，剧作为传统艺术遗产得到越南人民政权的扶持。剧作者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改编创作了一些传统剧目，如《黄飞虎反纣投周》、《张飞守古城》等。此外，还编了一些反映当今生活的新戏，如《光中》、《提探》、《阿悟姐的家》、《田务光之路》、《杀敌战士》、《八娘》。这些剧目以越南本国故事为主，如反映抗战题材、描写抗法斗争情景、表现农村妇女觉醒等。

1954年之后，在越南北方，剧艺术得到进一步重视。1958年，河内剧团成立。1959年，越南中央北方剧团成立，之后更名越南中央剧团。之后，许多剧团陆续成立。至20世纪末，越南已有几十个专业的剧团，如顺化剧团、岘港剧团、庆和剧团、平定剧团、南部剧团，业余剧团则有近千个。^[23]中央剧团成就最为巨大，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其创作演出了100多部越南传统和现代题材剧目。同时，一些世界著名的剧目像《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也得以搬演。越南中央剧团还到前苏联、前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埃及、印度、西班牙、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进行演出，为世界人民展现了越南这一传统艺术。

除了舞台演出得到扶持外，新政权还做了很多剧教育、剧文献保存工作。1959年，舞台艺术学校成立。1960年开始，许多优秀的作品或者折子戏被拍摄、录音保存，还有一些著名演员如阮儒粹撰写回忆录，为记录一个时代的剧艺术留下了宝贵文字资料。

和剧类似，嘲剧在20世纪也呈衰落之势。许多嘲剧团不得不拓展题材、变换表现手法，1920—1925年间出现的“文明嘲剧”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就是西方话剧影响下成长的剧作家阮廷玉。阮廷玉的主张有：打破嘲剧只从传统故事和民间神话传说取材的界限，转向反映现实生活，脱掉古装，穿上时装，重视布景设计，革除表演中的舞蹈性动作，改为自然的动作等。这些努力，使得“文明嘲剧”保持了嘲剧的基本面貌，又融入了剧、西式歌剧、话剧的表现手法。嘲剧表演变得更加带有写实特点，而传统的简约性、虚拟性却在这些戏剧中大大减少。阮廷玉也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创作了一些现代剧目，把原来传统剧目中讽刺地主官僚的内容改成抨击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官僚，内容上的改革和形式上的变化，使嘲剧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尽管如此，在都市中嘲剧的市场还是大为萎缩，不少嘲剧艺人只得从事改良剧或者改行从事其他行业。

1945年“八月革命”后，虽然嘲剧没有像剧那样受到新政权的非难，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

1952年，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挖掘民族艺术遗产方针后，嘲剧的命运才为之一变。中央人民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土地改革文工团都增设了嘲剧小组。到1960年代初，单越南北部地区就出现了20个专业团体。在工厂、部队、学校成立许多专业和业余的嘲剧团，举行多次汇演，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和创作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演出空间、演出环境、新的观众群体，使得嘲剧具有了新的面貌。这使得嘲剧演员，从业余半业余的状态，转为专业化，也使以调笑为基调的嘲剧，更多地开始涉足历史与现代题材，带有了正剧化的倾向。

其中，越南嘲剧院是越南新时期嘲剧发展的缩影。越南嘲剧院1951年初具规模，1964年正式成立。当时，产生了许多嘲剧名伶如宋文伍（Tong VanNgu）、柔香（Diu Huong）、郑氏兰（Trinh ThiLan）、阮文盛（Nguyen Van Thinh）、明理（Minh Ly），一些器乐名家如阮富光（Nguyen PhuQuang）、黎文璃（Le Van Ly）、阮光梅（Nguyen Quang Mai），编剧韩世瑜（Han TheDu）、刘光顺（Luu Quang Thuan），导演陈榜（Tran Bang），嘲剧研究家何文求（Ha VanCau），美术设计阮廷函（Nguyen Dinh Ham）等。

至20世纪末，越南嘲剧院挖掘整理了10部古典嘲剧，记录了50部嘲剧剧本，对嘲剧100多种曲调进行了整理和录音。^[24]先后有六代嘲剧演员活跃在舞台，著名演员有朱文轼（Chu Van Thuc）、裴仲铛（Bui TrongDang）、孟俊（Manh Tuan）、白雪（Bach Thuc）、翠兰（Thuy Lan）、艳禄（Diem Loc）等，他们在观众心目中富有人缘。

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外，越南嘲剧院还创演了许多由民间题材、历史题材、现代题材以及世界名著改编的节目。

越南嘲剧院不仅在越南全国各地演出，还对16个专业剧团进行指导，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演出。1956年，越南嘲剧院到中国访问演出。上海越剧院著名演员王文娟看了柔香的演出后感慨说：“嘲剧一双手像会说话似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互动是嘲剧在新时代的发展的动因之一。20世纪中后期，越南戏剧创作研究者的主力军中有不少人曾留学中国。越南嘲剧界声名卓著的艺术家陈活（Tran Hoat）、黄桥（Hoang Kieu）、陈明（Tran Minh）等，越南嘲剧界的研究巨擘如阮廷光（Nguyen DinhQuang）、阮次宜（Nguyen ThuNghi）等都曾留学中国，他们吸取了中国艺术的养分，接受了新中国戏剧艺术的理论浸染。此外，中国大量的剧作、戏剧理论也在越南风行一时。如戏剧电影《仙缘》、《断线的风筝》、《梁祝》，如古今中国戏剧大家关汉卿、曹禺、郭沫若的剧作，都对包括嘲剧在内的越南戏剧界影响巨大。1957年，根据两国的文化交流协定，中国派出了戏剧专家安波前往越南，为越南中央剧团举办“斯坦尼演剧体系培训班”，为期半年。当时越南主要的导演及演职人员都参加了学习，影响很大。

正如陈庭言论所言，和苏联戏剧理论在80年代对越南戏剧产生的影响使其“与传统背道而驰”不同，中国戏剧对越南嘲剧的影响是正面的、深远的，“（20世纪）60至70年代所有的嘲剧团都使用中国的舞台设备，从灯光、音响到化妆用品、服装，以至化妆和服装的处理手法都受到中国戏剧的影响”。^[25]

在20世纪初，如同日本、朝鲜半岛曾经有过的“新派剧”、中国曾经有过的“文明剧”一样，越南也出现了这种居于新旧之间的戏剧形式——“改良剧”。改良剧是越南被法国占领以后出现的剧种，其前身是一种越南的“taitu”。^[26]改良剧是中西艺术、雅俗艺术、古今艺术的和谐结合体。它来自越南南部一人说唱并配合简单表演的曲艺形式，且吸收借鉴了越南剧、法国现代话剧的因素，糅合了越南传统民歌、祭祀音乐、中国的戏剧艺术等众多艺术的精华。它是越南最为现代的戏剧样式，类似欧洲的轻喜剧，比剧、嘲剧更为欢快。

张维荪（Truong Duy Ton）是谈及越南改良剧早期舞台探索时无法回避的人。20世纪初，张维荪编导的改良戏《陆云仙》在南圻永隆省（Bac Lieu）西贡首次公演，演出非常成功，并迅速风靡全国。其后，受益于清代小说家“青心才人”小说的改良剧《金云翘传》、据《二度梅》改编的改良剧《杏元祭虎》，采自庄子故事的改良剧《庄子古盘歌》，陆续在张维荪的编导下得以上演，反响热烈。从此，改良剧正式走上越南戏剧舞台，并成为后来剧坛最大的剧种。张维荪之后，集益班（Ta Pichban）、金钟班、黄兰英班、福纲班、陈得班相继成立，这些剧团的成立，不乏射利的目的，但是都促进了改良剧早期的繁荣。

改良剧从越南南部发祥，在九龙江平原一带盛行，并一直传播至越南的北部地区。20世纪20—30年代的越南剧坛，是改良剧主宰的世界。改良剧曲调丰富，有百余种，常用的有二十多个，尤其以“望古调”最受观众欢迎。^[27]在典型的改良剧中，男女演员用对话和不同音乐领域的演唱，表达剧中人的思想和情感。改良剧的音乐以南方民歌为主，并吸收中国广东戏剧的唱腔、演奏和西方现代音乐的精华。改良戏的唱腔通俗易懂，道白比剧、嘲剧多，对话以南方方言为语音标准，语言通俗易懂，并日益接近生活，带有诗歌的韵律，话剧的一些表现形式也逐渐被采纳。改良剧乐器除了越南传统的器乐外，还使用西方现代乐器，但是多经过越南的改进，如小提琴、吉他经过越南艺术家之手，创造出具有越南风味的曲调和旋律。今天，现代的电子音乐设备也走进了改良剧演奏行列。

在改良剧史中，涌现出灿若星辰的明星演员，其中最著名的有：南肥（Nam Phi）、冯霞（Phung Ha）、七然（Bay Nhien）、南珠（Nam Chau）、白雪（Bach Tuye）、清莪（Thanh Nga）等。冯霞，被誉为改良剧的“北极星”，一生都奉献给了改良剧的舞台事业，半个世纪以来，成功扮演了许多角色，为改良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培养了众多有才华的艺术家。白雪，被称为改良剧的“赤宝”。她以在《半世红颜》（H ngin Na i H ng Phn）和《黎氏长安绝情歌》（Th Tr ng Anin Tuyt Tình Ca）中的表演而闻名。她还是少数获得表演学士学位的演员之一。清莪，其艺术生涯中获得过许多奖章，改良剧的粉丝喜欢她表演的《桥边织丝》（Quynh Ngain Bên Cu Dt La）、《黑暗与光明》（V nin Bóng Tiv｀anh S＇ang）、《杨云娥太后》（D ng V°n Ngain Th＇ai Hu D ng V°n Nga）、《征测迷玲鼓声》（Tr ng Trcin Ting Teng MêLinh）。1978年她与丈夫在西贡惨遭杀害。

改良戏的题材，最初多取材于中国和越南的文学故事，尤其在改良剧早期，选取中国题材进行创作是越南改良剧的主流。^[28]如《周陈之义》、《情缘》、《刘孝女》、《西厢记》等，都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有关。后来，也把西方戏剧、电影改编成改良剧目。如高乃依的《熙德》、小仲马的《茶花女》，此外还有《苏王赴瀑》、《价值与名誉》、《圣女贞德》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越南市民阶层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花钱看戏的人少了，这对商业运行模式的改良剧冲击很大，很多戏班破产解散，少量的能艰难维持。为了吸引观众，改良剧的戏班想尽办法。如新盛班关注信教群众，编导了大量“神仙道扮戏”，白雁班则迎合喜欢武打的观众，推出“剑侠戏”，其他戏班也纷纷仿效，并成一时之风潮。

1945年“八月革命”之后，越南开始了持续近三十年抗击新的帝国主义的战争，领土被分割为数片，在不同的地区，改良剧发展出不同的风格相貌。在越南北方，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越南改良剧界贯彻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后，涌现了许多新的改良剧团，出现一批表现革命气象的改良剧剧目，如范玉传《红土上的姑娘》、黄文吉和刘仲庐《一位南方女演员》、黄练《红河的母亲》、双贲和阮黄梅《不屈之歌》，其他还有描写阮惠兄弟的《西山起义》、反映1940年农民暴动的《南圻起义》和《武氏六》等。其中，越南中央改良剧团堪为新时期改良剧新剧作的推动者。越南中央改良剧团，其前身为抗战歌剧联团，从名称就可以得知是文艺服务于抗法战争的产物。从1951年4月成立于清化省绍化县之日起，越南中央改良剧团就成了越南劳动党文艺方针的忠实贯彻者。越南改良剧团创作、演出了许多古典题材、现代题材的剧目，这些剧目无论是新的题材或者改编自旧剧目，都反映了革命的倾向。随着越南劳动党政治与军事的胜利，越南中央改良剧团在越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南方，则继承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改良剧的风貌。

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南北改良剧得以融合并进入大城市的剧场。

虽然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不小，越南的改良剧得益中国戏剧养分的方面也俯拾皆是。主要表现在：一、大量中国的题材。除了上面提及的剧目外，现代中国话剧名家的作品，许多在中国名噪一时的电影、剧目都被改编成了改良剧，如《胆剑篇》、《白毛女》、《雷雨》、《虎符》、《关汉卿》、《吕布戏貂蝉》、《屈原》、《牡丹仙子》等。二、戏剧的表现手法。越南戏剧研究者成登庆说：“为了表现中国传统故事中的人物，改良剧用与中国戏剧一样或近于一样的舞蹈动作。”^[29]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越南改良剧演员的培训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而其培训中的舞蹈等课程主要“参考了芭蕾、民间舞蹈和中国戏剧舞蹈”，“艺人给自己的学员传授的是一套富有中国味的表演方法”，^[30]这种中国戏剧技巧对越南改良剧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值得一提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电视剧在越南出现万人争睹的境况。越南改良剧，也从中吸取了化妆、服装、音乐等方面的技巧，来丰富自己的表现形式。

20世纪后半期，越南的传统戏剧普遍衰落。与其他戏剧样式相比，改良剧的状况要好得多，继续发挥着在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中的教化作用，像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引导者，致力于培养和提升国家民族的永恒道德，给民族精神带来新的活力。

与中国、朝鲜半岛上的话剧得益于日本的新剧不同，越南的话剧则更多是受到了法国戏剧的影响。像中国留日学生带来了日本的文明剧一样，留法的越南学生和在越南创办的法国学校的学生，是把话剧搬上越南戏剧舞台的始作俑者。(www.xing528.com)

越南人对西方戏剧的了解，始于20世纪初。当时在法国殖民者的授意下，阮文永、范琼等创办《东洋杂志》（1913—1917）和《南风杂志》（1917—1934），宣传西方的理念。法国的文学作品被介绍进越南，戏剧作品有莫里哀的《悭吝人》、《贵人迷》和高乃依的《熙德》等。之后，一些青年学生、开明的公务员开始试演这些翻译过来的话剧。像中国一样，正是这些业余演员，将话剧搬上了越南的戏剧舞台。第一场用越南语演的话剧，就是“由开志进德会”于1920年4月25日在河内剧场演出的莫里哀的《幻想病人》，它刺激了本地话剧的诞生。

1921年10月22日晚，越南本土作家武庭龙的第一本话剧《一杯毒药》正式诞生。这个话剧被当时的报纸称为越南话剧的处女作，之后越南戏剧舞台上就出现了《良心法庭》、《好虚名》、《安南法国大人》等剧作。《良心法庭》也出自武庭龙（1896—1960）之手。《一杯毒药》、《良心法庭》的剧作为他赢得了“越南现代话剧创作的第一人”的称号，两部剧作堪称其代表作，作品直指殖民时期人们的异化生活方式，剧作为越南话剧奠定了基础。《好虚名》、《安南法国大人》的作者为南昌，他是越南早期有名的话剧作家。这一时期，话剧作家还有韦玄德（1899—1976），《黄梦蝶》、《鸳鸯》、《金钱》是其代表作品。

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演剧形式新颖亲切，首先在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的小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口碑，又被深受欧洲文明浸染之地（如河内、西贡这样的大城市）的百姓追捧。这为越南话剧奠定了基础。

1931年后，越南革命组织遭到法国殖民者大面积的破坏，革命形势一派低迷，革命意志薄弱又心系国家的越南小资产阶级等阶层，被彷徨苦闷的情绪所笼罩，在话剧舞台上也掀起了以哀愁、别离为主题的演出之风，其中不乏托名中国实则反映越南现实的作品，如范辉通的《乌江上的笛声》、韦玄德的《荆轲》。20世纪30年代，反映现实的剧目还有《没有回声》、《金钱》等。

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打败法国殖民者，踏上越南的土地。在新殖民者统治下，越南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越南的话剧倍受摧残。

1945年“八月革命”成功后，话剧基础得到巩固，也取得一定发展，及时而尖锐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生活，尤其20世纪60、70年代，反映抗美救国斗争和北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剧目竞相出现，成为及时反映当代国家重要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武器。如《郡长》、《一条人命》、《放冷枪的姑娘》、《后方之火》、《前线在召唤》、《一双眼睛》。

这些剧目逐渐脱离开法国戏剧的影响，广泛吸收世界各种戏剧学派的长处，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同时也借鉴剧和嘲剧的演出经验，结合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的特点，创造出了越南独特的话剧样式。

越南话剧主要演出越南自己创作的剧目，同时也上演许多古典和现代的外国名著，像席勒、易卜生、布莱希特、阿瑟·米勒、迪伦马特。也有来自中国的话剧，如曹禺、郭沫若、老舍、田汉等人的剧作，对越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曹禺与郭沫若的话剧影响尤其突出。

曹禺的大部分话剧作品都被翻译成越语，受到越南读者的喜欢，让越南学界深深服膺。《雷雨》还影响到越南著名话剧家阮辉想（Nguy Huy Tuang）等人的戏剧创作。曹禺话剧在舞台上演绎的悲欢，更让越南百姓沉醉，如《雷雨》这部四幕话剧曾多次在越南上演，不少越南观众是先从舞台上认识《雷雨》的。^[31]尤其20世纪60、70年代，曹禺的《雷雨》和《胆剑篇》还被越南中部的歌剧团（越南的中央改良戏院前身）改编成改良剧演出。

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越南影响也很大。在20世纪60年代，《屈原》、《虎符》、《卓文君》、《棠棣之花》、《蔡文姬》就已经在越南广泛传播。尤其是《虎符》和《屈原》，早已被中央改良剧团和南方改良剧团改编成越南古典戏剧，它们的演出历久不衰，赢得了越南百姓的喜欢。《屈原》在河内大戏院演出时，场场爆满，给越南百姓留下深刻的影响。越南学者范秀珠说：“尽管大多数像这样具有革新精神的历史剧还未能在越南舞台演出，但仅只《屈原》一剧的上演，已轰动一时，令越南观众心血沸腾，倍受鼓舞。”^[32]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在后来的十几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戏剧暂时没有出现在越南舞台上。直至1986年越南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了国门，戏剧交流开始逐渐增多。1991年相隔已久的《雷雨》、《屈原》又回到越南，继续中越戏剧交流的篇章。

20世纪是中越戏剧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越的戏剧互动史应该铭记的还有以下历史事件：

1955年8月28日，由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率领阵容庞大的中国艺术团访越，全团近200人，访问期限长达3个月之久。访问演出期间，中国艺术团带去的舞蹈《红绸舞》、《采茶扑蝶》，歌曲《南泥湾》、《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咱们工人有力量》，京剧《三岔口》等节目，在越南受到热烈欢迎。

1955年9月，越南人民歌舞团来华访问演出，《人民日报》对此给予报道，并发表署名文章欢迎越南歌舞团的到来。

1955年9月，中国电影《白毛女》在越南热映。

1955年9月17日，越南人民歌舞团在北京举行首场演出后，接受首都青年演员献花。

1957年，中越签订文化合作计划，其中就包括戏剧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评剧团的访问越南，就是中越签订文化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1957年9月，越南国家文工团来华访问演出。

1958年4月间，马彦祥等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参加越南春季戏剧会演。

1959年2—4月，以徐平羽为团长的中国越剧团赴越南访问演出，随行的主要演员有徐玉兰、王文娟、吴小楼、金采风等。中国越剧团带去的剧目都堪为当时经典越剧剧目，如《红楼梦》、《追鱼》、《党员登记表》、《打金枝》、《断桥》、《风雪摆渡》、《拾玉镯》、《盘夫》、《评雪辨踪》等，先后在河内、海防等9个省市演出，场次多达28场，观看群众逾20万人次。

1960年8月，越南嘲剧艺术团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演出。演出的《神水瓶》、《揣云装疯》、《氏妙上庙》、《巡司陶桂》等节目，受到了中国人民热情欢迎，使得中国百姓了解了传统的越南嘲剧艺术。

1960年12月，越南歌舞团来华。

1961年2—3月间，中国粤剧团出访越南。随团的著名演员有马师曾、红线女，演出的剧目有《关汉卿》、《刘胡兰》、《搜书院》等，中国粤剧团在越南访问45天，演出21场，观众达到21.1万人。

1962年越南青年歌舞团访华演出。

1964年6月25日，越南人民军歌舞团来华演出。其中舞剧《义静烈火》尤其引人关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

1964年10月，越南范文同总理应邀来京，其间专门观看了中国话剧演员根据越南故事改编的《南方来信》。范总理为之垂泪，我国许多重要国家领导人也观看了演出，在此后的两年中，中国举国上下掀起排演话剧《南方来信》的热潮。同年，新疆歌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杂技团，先后访问越南，越南电影代表团也来华访问。

1965年，上海歌剧院、上海人民评弹团、上海青年话剧团等组成文艺小分队赴越南演出。

此外，20世纪60年代访问越南的还有，哈尔滨评剧团、湖南皮影木偶剧团等。

20世纪60年代的中越戏剧互动还表现为：中国文艺工作者根据越南的文艺作品，创作演出了许多节目，除了上面提及的话剧《南方来信》外，舞剧《椰林怒火》，评剧《阮文追》、《南方烈火》、《槟榔树下的战士》等都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越南艺术家也演出了一些中国的文艺节目。如1959年越南改良剧团演出了郭沫若名剧《屈原》，1964年演出了中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9月，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访问越南，参加了河内《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幕式，并有五名团员和越南艺术家同台演出。

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中越的戏剧互动被迫中止，直到1991年后才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