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戏剧新变在“互动”中发生

第二节　中韩戏剧新变在“互动”中发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大韩帝国”的青年学生留学日本的高潮时段。据载，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留日学生出现在1896年，当时只有13名，十年之后的1906年，就达到了八千名。为适应这一需求，日本人中村芦舟1907年扩大了他在上海开办的“留学高等预备学校”的规模。^[4]这一年，正是中国早期话剧团体“春柳社”成立的年份。当时，鲁迅已经在日本留学四年，秋瑾也正在东京的实践女子学校留学。1955年，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学做《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他推测自1896年后中国的留日学生累计高达三十万人。^[5]

当然，这一阶段中国人留学日本，并非是一段愉快的历史。由于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获胜，日本人变得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一般日人看不起中国人，包括中国留学生。而留学生们的心理也变得格外敏感，学习上更加发愤图强。夏衍剧作《法西斯细菌》里塑造了一个留日学生赵安涛，他说：我“觉得每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这样的刺激，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一种文化上的逆向互动的交流。

1906年，坪内逍遥与他的团队成立了“文艺协会”，自任艺术顾问，后任会长。1909年，在协会下又成立了“戏剧研究所”，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所专门培养新剧演员和其他人才的正规的戏剧学校，坪内逍遥亲自任教。文艺协会掀起的是一场戏剧革命运动，所以影响极其深广。说其“深”，直至今天，设有戏剧博物馆的早稻田大学，依旧是日本戏剧研究和创作演出的“大本营”；说其“广”，东亚其他国家的新剧（话剧）发起人，有许多与这所大学、与坪内逍遥有关。

早稻田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不仅因为它是名校，而且因为它的校风比较开放自由。1905年，在校的中国学生就有762名之多；1907年，大学还专门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招收来自中国的学生；1908年毕业于这所大学的中国人就有228名，这几个数字在日本都是名列前茅的。^[6]

中国的戏剧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欧阳予倩（1889—1962），早年就是留学早稻田大学文科，在那里系统接受戏剧教育和实践，自此开始他的“戏剧人生”的。1911年欧阳予倩回国，仿效坪内逍遥，发起戏剧运动，并开展戏剧教育。1917年，他在上海成立“星绮演剧学校”，还将在日本一起留学、学习和实践戏剧表演的韩国人玄哲召唤来，一同办学。翌年，欧阳予倩又去南通筹建“伶工学社”、建立“更俗剧场”，估计玄哲那时还与他在一起，因为玄哲是1919年离开中国的。^[7]春柳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陆镜若也曾留学于早稻田大学。

朝鲜半岛上的戏剧家金佑镇和金井镇都曾留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过坪内逍遥还有岛村抱月的影响。后者还与文艺协会有往来，有机会在一起研究戏剧表演。成立于1931年的“剧艺术研究会”，发起同仁十二人，几乎全是留日生，其中中坚分子李轩求，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中国与近代的朝鲜半岛的新剧，可以说都是在东京发端的。1906年，留日学生李叔同，与同学曾孝谷一同，发起成立了文艺团体“春柳社”，并于第二年初演出《茶花女》片段，中国戏剧界一直将此看作中国话剧的起始之一。2007年举行了规模宏大的中国话剧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人留意日本戏剧，时间还要更早。据阿英考据，介绍外国戏剧最早的文字，是无名氏的《观剧记》，《观剧记》大力推崇日本和法国戏剧，时间是1903年；第二年，柳亚子等人创办《20世纪大舞台》杂志，也介绍和宣传了日本的著名戏剧家。^[8]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梁启超1905年创作并搬上舞台的《班定远平西域》一剧，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多幕剧”，是一种戏曲与新剧（话剧）的混合体，预示中国话剧即将产生。^[9]

春柳社创立之初，主要在留日学生中从事演剧活动。这一年，正好是坪内逍遥成立文艺协会的年份。初创之时，留学生们很需要得到内行人的指导，当时正走红的日本新派剧名优藤泽浅二郎及时给予了点拨，使春柳社演艺部的同仁们得以初演成功——1907年的正月初，他们的《茶花女》第三幕在东京的“中国青年会”公演，李叔同刮去胡子演玛格丽特，曾孝谷扮演阿芒的父亲。无论在表演上还是在舞台布景上，都与传统的戏曲迥然不同，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受到热烈的欢迎，遂使报名参加春柳社的人一下子增加到八十余人。

乘此东风，1907年6月1日和2日，春柳社在东京的新兴剧场“本乡座”，正式公演了大型新剧《黑奴吁天录》。此前，林纾等翻译了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曾孝谷根据译文再做剧本改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东京引起轰动，日本的剧坛领袖坪内逍遥、小山内薰都来观看，连国内的传媒也作了报道和评论。欧阳予倩参加了这次演出，并曾经说过：此剧可以看作中国话剧创造的第一个剧本。

本乡座落成不久，平时主要演日本戏剧，中国学生每每去观赏。湖南人黄三尊在留日的第三年，1907年1月5日到本乡座看戏，发现他们的新戏旧戏都不用锣鼓，跟中国戏很不一样。中国的正月初一，他在寮里想念母国和故乡，不知为什么没去看李叔同他们的演出。同一年，他还买了原版小说《不如归》。^[10]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轰动了中日韩诸国剧坛。

当时参加演出的还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林徽因的叔叔林天民。林天民是1905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的是工科——电气。虽然如此，他的兄长林长民却是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故与日本的新剧界、留日学生中的春柳社关系密切，较早参加了春柳社，赶上了他们的初演。据他回忆，他出演过《黑奴吁天录》和《浊血》（应为《热血》）等剧，被欧阳予倩称为“春柳社友”。林天民五年后回国，后来在福建大力推广新剧（话剧），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新剧社团“文艺剧社”，他本人集编、导、演、舞、美于一身，在“八闽”大地播种新兴的、进步的话剧艺术，且在经济拮据、政治迫害的双重压力下，苦苦地坚持了18年，对于中国的早期话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1](www.xing528.com)

中国话剧初起时，还有一个团体不可不说，那就是“春阳社”。春阳社的创始人任天知，1906年在日本观看《黑奴吁天录》的成功演出，受到激励，回国后就于翌年和王钟声一同成立了春阳社，名称与春柳社只有一字之差，亦见其追随春柳社的志愿。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职业剧团，春阳社1910年在上海又以“进化团”之名再做探索。他们在表演过程中常常进行政治演说，明显可见受到过日本“壮士芝居”和“书生芝居”的影响。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密切，政治演说也是他们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他们戏剧的“口头性”过强，影响了艺术质量，所以艺术生命不长，后随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走向衰落。

有学者将进化团和春柳社看作两个派别，认为一个是“土派”，一个是“洋派”，艺术风格也有区别，进化团的“天知派”新剧更多一点中国民族风格，演《黑奴吁天录》这样的外国故事剧都还有以挥动马鞭代马、唱皮黄腔的做法。^[12]依笔者的看法，这两派如同一座桥的两个桥墩，一个在祖国本土的此岸，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彼岸，在引进新型戏剧样式的历史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与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韩国戏剧新时代的标志性演剧活动，诞生在他们国内。1908年，在日本留学过四年的李人稙及其成立的圆觉社，搬演了原创剧目《银世界》。李人稙在日本观摩了大量的日本新派剧，特别是政治剧、军事剧和所谓“小说剧”，回国后也照着进行戏剧改良，力图以戏剧作为工具对民众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启蒙。

稍后，日本又有一位戏剧天才初露头角，那就是当时刚刚从欧洲回国的小山内薰（1881—1928）。小山内薰出国前就涉足戏剧，翻译过外国戏剧，还曾改编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新派剧的失望，促使他远走欧陆，倾心学习易卜生的剧作，一回国就与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二世）携手，组织了堪与文艺协会媲美的实验性剧团“自由剧场”。作为首次的实验演出，他们选择了易卜生的《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森鸥外翻译）。此后，小山内薰又导演了一系列欧洲的名剧。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后来影响日本戏剧极大的“筑地小剧场”崛起在废墟上，成为小山内薰新剧运动的实验基地。经过一年的准备，“筑地小剧场”迎来了开张公演，小山内薰把契诃夫的《海鸥》，以《白鸟之歌》为名搬上了日本舞台。三年后，又上演了坪内逍遥的《修行者》。不幸的是，1928年的圣诞平安夜，小山内薰在东京日本桥龟岛町一个叫“偕乐园”的中华料理店，参加上田文子《晚春骚夜》上演纪念会活动时，突然去世。^[13]小山内薰的影响继续通过他的《全集》在日本国内及东亚蔓延，可以说持续了整个20世纪。

坪内逍遥培养的学生，于1911年举行毕业公演，演出由坪内翻译的莎士比亚代表作《哈姆雷特》，第一次正式称为“新剧”。这期间，中国的另一位戏剧青年才俊就在早稻田大学，正如饥似渴地通过日本新剧热潮汲取西方戏剧的养分，他就是陆镜若（1885—1915）。陆镜若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科，期间入新派剧藤泽浅二郎的“俳优养成学校”学习戏剧表演，并粉墨登场。后加入早稻田大学的“文艺协会”，正式追随坪内逍遥。1908年也就是春柳社成立后的第三年，陆镜若加入其中，并很快就成为领导人。陆与藤泽浅二郎交谊很深，藤泽对于春柳社，起到过直接的影响。1909年，陆镜若举办“申酉会”，公演《热泪》，在东京又一次引发轰动。这个剧本是根据法国剧《女优托斯卡》改编的，此前日本已经有人改编并搬上过舞台，名《热血》（田口菊町译）。陆镜若的改编汲取了日本人的经验教训，故而更上一层楼。陆还直接用日语演出过日本剧《金色夜叉》和《不如归》，后者是日本新派剧的名篇，由德富芦花创作，1901年大阪的朝日座首演，1903年春天东京的本乡座将其搬上舞台，1904年则由中村芝翫主演过，1905年大阪再次公演并出现“三座竞演”的局面。^[14]

《不如归》是一出家庭悲剧，女主人公新嫁海军士官，不幸染上肺病，婆婆为了传宗接代，逼迫儿媳回娘家，而小夫妻恩爱有加，难分难舍。丈夫一边牵挂妻子，一边忙碌军务，一对相爱的人终于生死相隔，造成人间悲剧。《不如归》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翻译小说，1908年就出版了；1913年，湖南的春柳社成员马绛士等人，在成立“文社”时首演译成中文的《不如归》，译者正是马绛士。剧中人名都改作中国式的，马绛士自己就出演剧中的女主人公康国英，受到媒体的好评。毕竟是两个国家，中国演出此剧还是与日本不全一样，比如分了十幕，幕次就比日本的多，自然受有戏曲开放式结构的影响。^[15]

日本新派剧对于中国的影响极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两国文化相通，又有地利之便，比较容易发生互动，这正是中国何以不是首先在欧洲、在美国的影响下发生戏剧新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每每是日本剧坛刚刚有了新动，中国的剧坛就能感染，变化接踵而来，甚至几乎同步发生。1910、1911年的两个暑假，陆镜若利用休假，回国与国内同好合作演出，把最新鲜的戏剧形式连同戏剧观念带回国内。1910年在上海张园，演出的是陆根据一部英国戏改编的《奴隶》，其后上演的，则是陆根据日本作家佐藤红绿《潮》改编的《猛回头》，这部戏后来成为春柳社的保留剧目。这样的快速行动，利用暑假就能实现，在留欧、留美学生中是不可想像的。

1912年初陆镜若正式回国，回到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即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新剧同志会”，连名称都是日本式的。^[16]为了延续春柳社传统，他们的表演场所名为“春柳剧场”。春柳剧场除了演出过《家庭恩怨记》、《不如归》、《社会钟》外，最近通过新发现的资料，可知还有不少剧目搬上过舞台，它们是：《爱欲海》、《珊瑚》、《侠恋记》、《异母兄弟》、《夏金桂自焚记》等，且当时报刊上多有评论，《神圣之爱》甚至获得过比《不如归》更高的评价。^[17]陆镜若是演、编、导三栖能人，懂理论，懂实践，他编写的《家庭恩怨记》在当时很受欢迎。可惜天不假年，1915年他就因积劳成疾去世，去世前还拉着欧阳予倩的手口呼“神圣之爱”。他的离世带来的损失，直与小山内薰之于日本剧坛类似。

《家庭恩怨记》被认为是春柳社剧本中唯一一个原创性的剧作。剧情概要是：军官王伯良纳妾小桃红，小桃红将计就计，与相好李简斋策划谋取钱财。王家长子重申与小桃红起了矛盾，小桃红在王伯良的寿宴上设毒酒，诬陷重申，重申只好以自杀来表明清白，一个家庭悲剧就此生成。虽然都设计为军人家庭，虽然结局有些许相似，但《家庭恩怨记》和《不如归》在大部分剧情和剧作风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此剧妓女与相好合谋、设毒嫁祸、被冤者想表白时正值父亲酒醉、主人公在梦境里明白事实真相，如此种种，与元杂剧之《还牢末》、《窦娥冤》、《哭存孝》、《蝴蝶梦》多有承袭之处。前人也有指出其“本于晋献公故事”，^[18]可见《家庭恩怨记》剧还是一部中国剧，陆镜若等人对于日剧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剧本的写作方法上。《家庭恩怨记》剧堪称一部情节剧，家庭闹剧，情节夸张而富有刺激性，符合喜欢热闹的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所以相对于静谧的《不如归》在中国更受欢迎。

一些没有去过日本的剧作家，在国内也能受到日剧的影响。1910年代在上海剧坛十分活跃的剧评家郑正秋，原来是搞京剧评论的，后让朋友拉去看日本新派剧，渐渐有了兴趣，成立了剧团“新民社”，编写和演出连台本的文明剧《恶家庭》等，轰动一时。^[19]

中国的早期话剧（新剧）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春柳社在日本活动时，曾得到过革命党人黄克强的关注；后移师上海，又得到过严复的题词勉励。

韩国也有一位类似小山内薰、陆镜若的戏剧界天才人物，叫林圣九（1887—1921）。林从小家境不好，只学过《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后来在日本人的剧场干杂活，立即爱上了戏剧这门表演艺术。当时，日本人因为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在汉城（今首尔）耀武扬威，日式剧场遍布汉城，有近十个之多。林圣九就在其中的“寿座”打工，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也看自己国家的旧戏，也看水标桥附近中国人演的京剧，博采众长，于1911年成立了“革新团”，专演新派剧。初期演出的剧目多由日本新派剧移植或改编，如《不孝天罚》移植自《蛇之执念》，《六穴炮强盗》改编自《手枪强盗清水定吉》，大致是一些军事剧、侦探剧和家庭悲剧。当时的演出还是有旧剧的一些痕迹，如首先出场的人物“出来向观众寒暄，并介绍剧情”，^[20]相当于中国戏曲的“副末开场”。1913年以后，革新团将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搬上舞台，创造了“小说剧”的新形式。日本小说《金色夜叉》改编为《长恨梦》，《贞妇怨》则改编自一部英国小说。此后，他们又实践过连台本戏，1920年上演的《报恩》，广告语就是“连锁温情大活剧”。可惜同样天不假年，林圣九于1921年秋冬死在“京城黄金町三丁目”的“自宅”——当时的朝鲜半岛早已是“日据时代”，连地名也弄得一如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