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中国山水相连，交往自然频繁。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越南民族的始祖是神农氏的三世孙，唐虞三代，中国声教就已经影响了越南，西汉时候越南成为中国的内郡，交流更加广泛。甚至有人把越南傩的传入时间追溯到越南始祖时代，如林河先生认为，越南民族文化的本身，就是傩文化的产物，相传他们的远祖就是中国首创傩文化的神农氏，越南民族的始祖骆（傩）龙君，就是神农氏的后代，是从中国的岭南迁徙到越南去的。[1]
虽然中越文献中有关越南傩的资料并不多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只能获得一些片段零星的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度中，曾经盛行着傩文化。这种由中国传入的傩礼、傩舞，已与越南民族的本土宗教、民俗、艺术相互融合，已多有变异。但通过追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与中国傩文化的血缘关系。
比较保守的推测，在东汉末年士燮统治越南时期，就当已有官方傩礼的传入。[2]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士燮，苍梧人，汉灵帝中平四年（187）任交趾太守，他“体器宽厚，谦虚下士”，把交趾治理得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在动荡不安的东汉末年，如同一片乐土，让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很是欣羡。在他独自经营的王国中，传播中原先进的耕织技术之外，他更不遗余力地全面推行儒学，推行汉代礼仪制度，他的出行也遵循中国礼制——“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3]因此，较为完整的礼仪制度也存在于交州（越南北部）地区，并进而对周围地区产生长久的影响。
我们知道，当时的东汉社会弥漫着重视傩礼的浓重氛围。那时候，上至皇帝，中及文武官吏，下及细民百姓，都举行傩礼，尤其在重大的节日。如在宫廷中，皇帝官员在先腊一日，全体出动，百官参与，举行声势浩大的大傩。《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这样的盛况：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贵族）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郎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肝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4]
皇帝举行大傩，下面的官吏也并非只是简单参与者。包括交州所属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五十六县在内的地方官府治所都会举行大傩之礼，尽管规模大小会有一些差别。根据曲六乙、钱茀先生推测，交州的傩礼可以肯定是相当规范的汉代傩礼。[5]
尽管没有明白的文字记载，向我们展示东汉以及东汉之后漫长历史中越南傩礼的情况，但汉代傩礼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肯定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的傩礼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离汉代傩仪越行越远，然而即便到了元代越南傩文化仍旧深深打着汉代的印记。
这样的信息在有关越南的史书《安南志略》中就有记载。这本书是越南寄居中国的学者黎1333年参照中国方志的体例撰写的，除了述及越南的历史，也旁及越南的地理、制度和诗文，是了解陈朝（1225—1400）及前此越南历史的基本材料，对研究越南古代史地颇有价值。
让我们先来看看越南二月游艺的记录。《安南志略》卷一“风俗”记载：“二月起春台，伶人妆十二神，歌舞其上。王观众斗于观庭，观勇夫与儿孺搏，胜者赏之。公侯马上击毬，吏士博弈、摴蒲、蹴踘、角斗、山呼侯等戏。”[6]前引《后汉书·礼仪志》的材料，有云十二兽，此处言十二神，由此推断十二神就是汉代傩制中的十二兽（神）。这则短短的文字告诉我们，代表了汉代傩制典型特点的十二神（兽）的演出在越南游艺活动中依旧存在。不仅如此，其还从傩礼中分离出来，有演唱、有歌舞，也当有一定情节，且为伶人装扮。这必然提高表演的艺术性，已经俨然成为具有戏剧性质的单独节目。
十二神，大概是半兽半人装扮的神灵。《后汉书》记载了四个，至于究竟他们是什么，一直难有定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述《论衡》说：“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驱逐。”或有人认为十二兽即配地支的十二属。
十二神，在舞台所歌为何史书并没有记录，我们从《后汉书》记载的十二兽所唱歌曲中，可以想见也是表现十二神强大的驱邪能力，能够战胜恶鬼怪的赞歌。
十二神，在舞台所舞为何，史书也没有提及，我们可以借助马王堆一号汉墓彩绘棺上之纹饰的中十二神兽之舞蹈，来弥补文字叙述的缺憾。其所绘十二神兽之舞形象生动，富有动态感，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傩舞的精彩瞬间：有的神兽双腿摩地，挺腰昂首，双手执盾扬戈，颇有胜利者的自得之意；有的手执一长棍，左腿吸起，右脚离地，眼睛朝下凝视，显然是向怪兽刺扎前之跳跃动作；有的手执绳索套住怪兽脖子，右脚朝前飞奔，左脚向后猛蹬，身向前倾，作顾盼怪兽之姿态；有的则作剑拔弩张、引弓待发向怪兽追赶射击的动作。
越南舞台上演出的“十二神”，除了因为表现妖魔鬼怪都被驱逐的过程而带有祭祀剧的特点外，当带有很强的可观性质。不然的话，不可能击毬、博弈、摴蒲、蹴踘、角斗、山呼侯等一起文化娱乐的游艺放在舞台上，供越南王观看。这表明，像中国宋代傩一样，越南的傩也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由原来祭祀性质转向娱人；由宗教型向艺术型开拓。
在越南，纯粹的驱邪的傩依然存在，也带有娱乐化的倾向，且在体制上发生了转变。《安南志略》卷一“风俗”节中，记录了陈朝傩礼的转变：“除日，王坐端拱门，臣僚行礼毕，观伶人呈百戏。晚，如洞仁宫谒。先是夕，僧道入内驱傩；民间，门首鸣爆竹，杯盘祀祖。”[7]这则简单的记载表明，受到北宋傩制变革的影响，越南陈朝傩礼也发生了变化。宫廷百戏的歌舞成为傩礼的前导，并且取消了方相、侲子，改用和尚道士驱傩，显示了佛教、道教在这个国家的影响。
在明清阶段，民间傩日益丰富多彩，而中国宫廷的傩日渐式微，而越南宫廷傩此后再也没见有文字记载，但想到今天在越南国内母道教依然兴盛、宙文和灵舞依然不绝，而独少见典型的傩的影子，想来其衰落“非一日之寒”吧。
在越南，除了宫廷之傩，民间的傩自然不能忽略。
中越两地交往频繁，越南北属时期，在一个统一政权统治下，中越民族的交流甚至没有阻断。
而自周代以来，中国民间傩祭也很活跃。《论语·乡党》记述孔子某次观看民间傩祭时的情景：“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不言鬼神的孔子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可知其对傩祭极为重视。在汉代，民间舞傩之风依旧非常兴盛。如西汉吴镒在《桂阳郡俗篇》写道：“五岭，山高林密，地阔人稀，民族性剽悍，巫舞、傩舞流行于民间。”西汉的王竭在《楚国录》亦说：“楚上游，民祷天地，巫蹈影绰，咒语莫测。”
越南与华南在气候、自然风貌、作物栽培上差别并不大，加之大量带有中土习俗的南迁之民，而南迁的中土百姓来到越南生活，必然带入傩的活动。越南华侨郑怀德（1765—1825）撰写的越南地方志《嘉定城通志》中就记录有华人迁徙越南给当地经济文化做出的贡献，其书记载的嘉定风俗颇多类似中国之处，其中就有傩事：
农耐年节，于腊月二十八夜傩人（俗名耨勒符）击鼓、扣拍板，十五为群，沿街翱翔。视富豪之家，排闼而入，粘符诸门，念动神咒，拍鼓齐起，继以祝贺歌唱之辞。主人即以肴馔茶酒款设，并封钱赏谢。再往他家，亦复如是。至除夕而止，亦驱邪送魅，除旧迎新之意。[8]
今天，越南春节的活动中，至今还存在一种“逐鬼杆”的傩俗。在春节这一天立此杆，便可以驱走恶鬼，迎来幸福。这种风俗也由来已久。《嘉定城通志》载：“除夕日，家家大门前各立竹竿，上系竹篓，内装芙榔石灰，傍挂金银纸，谓之上标。”郑怀德推测为，“犹之中国元日用爆竹桃符，端午节插艾叶菖蒲之意”。[9](www.xing528.com)
迎春竿（又称逐鬼竿）
在中国，东南沿海也还有“设长杆”、“挂灯篙”，以驱疫的傩俗，这便是从汉代桃梗傩俗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春节，除了送、买桃花外，还跳“桃花舞”，认为可以消除一年的灾难，获得丰收，这也是由中国的桃傩俗演变而来的。
关于越南民间的傩事资料，我们还可以从范廷琥（1766—1832）所撰的《群书参考》中窥见一斑。在其书的“傩考”节中，范廷琥写道：
傩，（奴何反，音那驱。）疫也。《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疫鬼而驱逐之。方相，（并去声。）犹言放想也。《后汉·仪礼志》：先腊一日大傩，魌头掌之。一作倛，盖方相氏之类也。韩愈曰：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魌头。《后汉·大傩》：选中黄门弟子，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一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裳，执呼十二神名，以除凶恶。侲（音振。）童子也。十二神名，详见其礼：遍过人家，《幼学寻源》盖呼之使除鬼也。
本国（这里指越南），因汉俗，用侲子童执竹椰，于腊月除夕，遍过人家，呼十二神名，索恶鬼而驱之，谓之“过索”，其后讹为“货色”。童子于除夕，呼竹椰以乞钱，盖俗之误也。[10]
通过这段珍贵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第一，范氏对中国傩制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从《周礼》到《后汉书》，再到韩愈的解释，都十分熟悉，这说明范廷琥知识渊博，熟谙汉文化。当然，在汉文化圈中，像范氏这样的越南学人并非特例。第二，傩在越南极其普遍，傩的知识是越南人所必须了解的，《幼学寻源》之类的儿童启蒙材料都有涉及。第三，古代越南的傩，是中国汉代傩制的遗存，我们不能说一成不变地保存了汉代傩，但在范廷琥所处的时代，仍能窥见汉代傩的面貌。第四，民间傩事——“过索”，至少在黎阮两朝乃至更早的民间腊月除夕中仍在进行。
“过索”之名，在中国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范氏描绘其“用侲子童执竹椰，于腊月除夕，遍过人家，呼十二神名，索恶鬼而驱之”。这令人想起中国古代驱傩仪式中的“索室逐疫”（即在各房室中遍搜疫鬼而逐之）活动。这种岁终“索室逐疫”被宋代的高承在《事物纪原》称为是“驱傩之始”，是民间傩仪中最早、最基本的形式之一。
《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但使用“侲子”则是汉末傩制中驱疫的演变形式，这也佐证了范氏所说：越南的傩沿袭汉朝的风俗而来。
曲六乙、钱茀《东方傩文化概论》认为，越南傩从东汉傩制的“倡十二神”演变为“呼十二神”的变化，则是受了晚唐傩制的影响。此说甚当。
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言：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褶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11]
在范廷琥的时代，“过索”已经演变为“童子于除夕，呼竹椰以乞钱”的驱傩活动，范氏从汉唐傩制的规范，断其为“盖俗之误也”。其实，傩正是在这种演进中，逐渐脱去了宗教的外衣，走上世俗化道路，发展为戏剧的。
在中国宋代，这种敲打着竹椰乞钱的风俗，也一样存在。其被称为傩丐“打野胡”，也叫做“打夜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记载：“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二月》：“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宋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都城中的驱傩活动，已有人物、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的装扮，更加世俗化，也与后世的戏剧更为接近了。南宋的街头卖艺活动——“打野呵”就是这种驱傩活动完全世俗化的艺术表演。宋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言：“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儿童参与傩事在中国也有传统：《武林旧事》载：“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可知宋代傩仪可以有女童参与。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同治《长乐县志》就记载有：“正月十五日夜，儿童大声呼逐，谓‘赶毛九’，或曰‘赶毛狗’。”今天当我们回首明清时期中国与越南的春节，儿童们都沉浸在乞钱的快乐中，而戏剧表演的驱傩意味，只有蛛丝马迹可寻了。
在越南水上木偶中，就不乏驱傩的仪式。如《龙舞》、《烧洞》、《爆竹戏》等水上木偶节目，在开场之前，总要有TEU等人物点燃舞台两旁柱子上的鞭炮烟花，绕场而走。剧中也有鞭炮烟花表演。《龙舞》中就有从龙嘴里喷出烟花的场面。我们知道放爆竹以驱傩是中国传统，苏轼《荆州十首》中也有荆州除夕放爆竹驱傩的情景：“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
又如《龙舞》、《麒麟舞》、《四灵舞》等水上木偶节目，开场上阵的龙、狮子等灵瑞动物，深究起来也有驱邪的意味。“狮子舞”不是中国特有的表演艺术，其初衷含有“逐鬼”或“驱邪”之意。春节舞龙，寓意风调雨顺；干旱时舞龙，可以求雨；舞龙到各家，可以消灾驱邪等。
另外，在越南的水上木偶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场，士卒武将伴着锣鼓点子整齐地分列舞台两侧，守护整场演出直至结束。研究表明，这实际是一种“扫台驱祟的仪式”，目的是为了使演出不受邪物惊扰。[12]在越南，如南针、燕村、同鱼等坊会都用它作为演出的开场戏。如富多剧团开场的常是喇叭将，一将不断挥刀舞动，一将吹喇叭紧随其后。
这种驱傩仪式，也存在于嘲剧中。如嘲剧在鼓声中开始，接着是演员齐呼“哎”作为音乐前奏，而后两个丑角持火炬跟着音乐圆场，然后才是演员上场。这种情景，在中国某些地方的驱傩仪式中也很常见。火把是驱傩常用的道具，被誉为“索室驱疫”仪式的“活化石”——江西南丰石邮的“搜傩”就使用火把。“搜傩”在每年正月十六傍晚举行。傩班在二执火把者指引下走出神殿，沿着特定路线在全村各家各户及祠堂等地搜傩，其中还有锣鼓伴奏。在火把指引下，开山和大神手执铁链进入房间，敲击桌椅、床柜、灶台，意使鬼怪闻声而走。在驱傩结束后，“大伯”选好中心点，将十三个面具和傩崽按太岁干支方位排好，手持火把带领七人按不同方向在面具中间绕行两圈，之后立即熄灭火把，众人迅速抱起面具，藏入箱笼，抬回傩神庙。[13]此外，安徽贵池也存在这种现象，在嘲剧部分我们将重点讨论之。
此显示了越南戏剧与傩的文化渊源，也表明了与中国绵绵不绝的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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