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的另一个国剧。它与能乐同是日本国剧,两者如同并蒂的莲花,绽放着醉人的芳香。如果说能乐属于贵族阶层、武士阶层,那么歌舞伎就是日本市井庶民的表演艺术。
日本歌舞伎至今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昆曲六百年、京剧两百余年,歌舞伎的诞生,正处于昆曲与京剧之中间。2005年,日本迎来歌舞伎诞生400年的纪念日,又迎来被认定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好消息,日本正在为传承与发扬歌舞伎而努力。与能乐相比,歌舞伎的发生、发展更加本土化一些。但是,其成长过程也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它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
日本学界一般将天正九年(1581)九月九日京都紫宸殿上表演的“ややこ歌舞伎”,看作歌舞伎发生的始端。[18]这里的九月九日,一定是阴历,即中国传过去的重阳节日。歌舞伎选择在这样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登场,意味深长。已有学者指出:歌舞伎的表演基础是“风流舞”,其源于早在公元7世纪就流行于日本皇家宫廷的“踏歌”。[19]而踏歌,正是由中国大陆流传至日本列岛的。[20]如此说来,歌舞伎虽然日后的形态、姿容都非常日本化,但是这种艺术的种子,却是由中国大陆飘落过去的。
歌舞伎艺人的最高级别称为“太夫”。日语里的“太”每每就是中文里的“大”,所以日本人家把家里的长子命名为“太郎”的很多,即中国人家的“大郎”。中国也有将戏剧艺人尊称为“大夫”的传统。南宋都城临安有两位唱“嘌耍令”出名的艺人,一个叫“王双莲”,一个被尊称为“吕大夫”;“小说讲经史”艺人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称作“王六大夫”的人,说他原来在皇宫“御前供话”,也“为幕士请给讲”,他“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21]日本歌舞伎领域的“太夫”一名,用得更为广泛。江户时代,歌舞伎多是由“游廊”中的“游女”即妓女来演出的,游女中,当时已经分“太夫、格子、一般妓女”的等级。只有晋升到“太夫、格子”的游女,才能参加公开与个人相见的“张见世”的仪式。游女歌舞伎时代,一些因为表演歌舞伎而成名的“游女太夫”,被她们的“粉丝”疯狂追捧,一点都不比今天的电影明星逊色。在歌舞伎历史上,凡是移植人形净瑠璃的剧本,都称为“义太夫狂言”或“丸本歌舞伎”,类别的名称上也出现了“太夫”字眼;歌舞伎代表作《笼钓瓶花街醉醒》里的女主人公名叫“重九”,就是一位倾国倾城的“花魁太夫”。[22]说起“花魁”之谓,也能让人联想到中国戏曲,有一个名剧叫《占花魁》,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是有名的“花魁娘子”,其称谓,正与日本的“花魁太夫”相仿佛。
游女歌舞伎在日本的历史很短,很快日本就进入了一个由男人演出歌舞伎的“若众歌舞伎”、“野郎歌舞伎”时代,直至今天依旧如此。一律由男性出演,成为日本歌舞伎的一大特色。由此,歌舞伎舞台上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景象:男扮女装。这一行当,日本叫“女形”。今天看来,中国戏曲已经没有全由男人出演的剧作,但是,中国京剧曾经有过类似的历史阶段,并且,至今还有相当于“女形”的“男旦”行当活跃在舞台上。
男扮女装,妖艳妩媚,扮相比女人还女人,这在中国也历史悠久。隋代中国宫廷有“丈夫着妇人装”的《辽东妖妇》节目;唐代的歌舞小戏《踏谣娘》,也是由男人穿女人服装来出演一步一摇一诉苦的怨妇形象。中国京剧有一个历史阶段就是男人的天下,京剧“男旦”与歌舞伎“女形”大可一比,并且,如同中国的京剧男旦明星梅兰芳一样,日本歌舞伎女形演员一般也起有花草香艳的艺名,其中,芳草菖蒲的艺名最为典型。他是歌舞伎女形艺术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撰作的《役者论语》是歌舞伎女形的谈艺录,至今还让日本人奉为圭臬。
歌舞伎中的中国题材剧当然不能和能乐比,但不是没有。如近松门左卫门作的、以郑成功事迹为题材的《国姓爷合战》。在历史上,郑成功是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生的混血儿,是中国明朝末年的民族英雄,也许正是因此被搬上了歌舞伎舞台。虽然,歌舞伎里的郑成功与我们熟悉的故事形象相比,多了点日本武士的气质。但至少,《国姓爷合战》堪称最早的郑成功舞台形象。近松门左卫门出生于1653年,当时郑成功还在中国南方坚持抗清,坚守着忠于大明的信念。近松门的写作时代,离郑成功战胜荷兰军队并不远,可见,郑成功的英雄事迹,当时一定在中日两国,甚至东亚地区广为流传。《国姓爷合战》的影响是巨大的。直至近年,中日两国电影人还在歌舞伎脚本基础上,改编合拍了同名影片(中国题作《英雄郑成功》),导演吴子牛,主演赵文卓、岛田杨子。
京剧脸谱是京剧美学的一大特色,歌舞伎中相当于脸谱的化妆术叫“隈取”,两者异曲同工、同根异花。其“根”,在假面具身上。日本假面在民俗艺能、古典戏剧中用得非常普遍,中国虽然不及,但民间傩戏一直用假面。假面具对后世戏剧的影响,不绝如缕,故产生了浓妆厚抹的京剧脸谱和歌舞伎隈取。
脸谱和隈取的理念和形式又大有不同。脸谱是块面结构,隈取是线条结构——隈取的“隈”,是指人类脸面上那些凹曲的线条,日本语动词倒置,“隈取”就是“取隈”的意思,取脸部的微凹线条处,加以涂抹、延伸,强调这些地方,以突出人物的性格气质。京剧勾脸有谱,即有固定的图案,故名“脸谱”,剧界又叫“揉脸”或者“撮脸”,颜色有红、黄、蓝、白、黑、绿、紫等,式样又分“十字门”、“三块瓦”、“六分”、“元宝”等,无论哪一种,强调的都是块面,所以这一类角色古称“大面”。丑角(小花脸)鼻子上抹的一块白粉,也是块面结构。中国戏曲脸谱看上去更像泥塑木雕,演员说白曲唱时五官蠕动,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神秘兮兮的美感;而日本隈取,全部以白粉打底,再加线条描绘,让人物显得更加惨白而鬼气森森。
近二十年来,古老的歌舞伎也出现了改革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名优市川猿之助为首的歌舞伎艺人,创演了号称“斯巴(super,超级)歌舞伎”的新编历史剧,为歌舞伎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令人欣喜的是,斯巴歌舞伎一开始就选择与中国京剧合作的道路。1989年,市川猿之助与中国京剧名演员李光,携手合演神话剧《龙王》,宣告了斯巴歌舞伎的闪亮登场,宣告了一批富于开拓精神的歌舞伎俳优克服种种阻力,立志把歌舞伎改革进行到底。
《龙王》的演出是成功的,在东京连演了三个月,盛况空前。如果说原歌舞伎缺少中国题材剧,那么斯巴歌舞伎的中国题材大为增加。1995年,又一个中国题材剧搬上斯巴歌舞伎舞台——《西太后》,这个剧本是由中国剧作家孙德民写作的,为纪念松竹会社创业一百周年公演,场场爆满,同样盛况空前,成为现代歌舞伎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进入新世纪以后,斯巴歌舞伎创作排演了《新三国志》上、中两部,更是轰动了世界剧坛。市川猿之助在这部剧作里扮演关羽,市川笑也扮演刘备,一个带有些许女儿态的刘备,由女形来扮演,把他虚构成一个名叫玉兰的女子的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的歌舞伎,敷演一个女扮男装的故事,性别颠倒再颠倒,负负得正,最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正是女形所表现的女儿态的男人形象。有学者指出:《西游记》里的唐僧、《水浒传》里的宋江和《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都以柔克刚,看似软弱无能,其实有着很高的领导素质。并且,女形刘备的表演,借助了许多戏曲小生,特别是昆曲小生的元素。戏曲小生表现的,不正是具有脂粉气的阴柔美么?而阴柔美,正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京剧与日本歌舞伎都是在各自国土上独立发展而成的。歌舞伎较之能乐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因素要少得多。但是,能乐与中国古剧形式比如昆曲,从来没有同台演出过,也没有可能同台演出;而看似毫不相关的京剧、歌舞伎,却屡屡同台表演一个剧本。《龙王》有两个主角,李光扮演哪吒,猿之助扮演日本渔民海彦。表演陆地上的情节多由京剧演员担任,表演海上的情节多由歌舞伎演员担任,而后来在中国翠屏山打虎的一场戏,遵循的是日本式概念——不像中国戏曲“武松打虎”那样把虎打死,而像《国姓爷合战》里一样把虎打服,让服输的老虎反过来为人所用。
歌舞伎在中日两国国剧互动中,甚至中日韩三国互动(如越剧、歌舞伎、唱剧合演《春香传》)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是一股活跃的力量。200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聘请日本“人间国宝”级歌舞伎俳优中村富十郎,到他们的研究生院客座,中村富十郎的目标就是排演京剧与歌舞伎合演的《圣德太子》。2009年,坂东玉三郎于京都表演成功后,来中国合作演出昆曲《牡丹亭》。南京、苏州、北京、上海,一路演去,一路掀起坂东狂潮。坂东在本国就有“日本的梅兰芳”之盛誉,他扮演的杜丽娘,是注入了日本美的丽娘小姐,注入了歌舞伎女形之美的中国闺秀。戏曲学家章诒和在观赏时落了泪,观赏之后不无感慨地道:“梅(兰芳)精神在坂东。”这一评价,既充满了激赏,又饱含着期待。坂东前些年还向梅葆玖学习过京剧《贵妃醉酒》。如今,昆曲、歌舞伎、京剧都是联合国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这个平台,东亚戏剧互动就更加便利了。
【注释】
[1]《孔子家语》卷一“相鲁”。
[2]参见胡忌:《宋金杂剧考》第二章第五节“王勃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日)《和名抄》卷四。又见《兵范记》“保元三年(1158)六月二十八日”条。
[4]见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www.xing528.com)
[5]参见(日)《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日本思想大系8》,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301、394页。
[6]《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导言》,《巴赫金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7]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有语云:“一个妆做张大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叫小二哥说合。但要的豆谷米麦,问甚布绢纱罗。”这亦为田舍人进城的内容。
[8]详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9](日)《演剧百科》,第249页。
[10](日)中村八郎:《能·中国物の舞台と历史》,昭和六十三年版,第7页。
[11](日)户井田道三:《能の事典》,三省堂1985年版,第96页。
[12]曲名“昭君”,主角却并不演昭君,因为她是被祭对象。
[13]能乐舞台的“桥廊”边,有等距离的、一棵小似一棵的“三棵松”设置,营造渐渐近来、渐渐远去的时空感。
[14]中日海上渔民常有摩擦,这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也多有反映。
[15]修罗,又作“阿修罗”,古印度神话中的一个鬼怪,因常与天神打仗,后世也有称战场为“修罗场”的。日本将修罗居住、争斗不绝的地方叫做“修罗道”。能乐中主角扮演武士之灵的曲目叫“修罗能”,面具可怖。阿鼻,也是佛教用语,意译为“无间”,取痛苦无间断的意思。又作“阿鼻地狱”。日本文艺学上,将对现实绝望与孤独经验的那种感情之美,称为“阿鼻之美”。
[16]见(日)世阿弥:《风姿花传》第二“物学条条”“直面”,《中世艺能资料集》,第11页。
[17](日)《大乘院寺社杂事记》长禄二年(1458)十一月二十九日条:“夜前田乐法师与猿乐吵架了,其原因是:昨日,田乐法师戴猿乐面具表演,猿乐方事后大怒,来到田乐法师居住地,责问之后,把他们的面具拿出来打破了。田乐法师丢了面子。”引自(日)滨一卫:《日本艺能的源流》,角川书店1967年版,第262页。
[18]参见(日)本田安次:《日本の传统艺能》,日本锦正社1990年版,第200页。
[19]李颖:《日本歌舞伎艺术》,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0]详见拙作《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第一章,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1]《梦粱录》“百戏伎艺”、“小说讲经史”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310、313页。
[22]参见李颖:《日本歌舞伎艺术》,第38、7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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