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对自然缺乏了解又试图解释世界的古代朝鲜民族，认为日月山川等万事万物都有神灵主宰，并对之加以崇拜。由于经常处于低温甚至寒冷的环境中，朝鲜民族对带给人类温暖光明、驱走黑夜的太阳的崇拜尤其突出。上古时期，朝鲜半岛及附属岛屿曾有过朝鲜国、明夷国、朝云、正明国等，这些国名中所用字的偏旁部首或者国名的意象，都与太阳、月亮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傅朗云《朝鲜民族族源神话传说新探》认为，朝鲜民族是个崇拜太阳的民族。[4]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朝鲜半岛存留着太阳崇拜现象。在庆尚北道高灵郡的良田洞岩刻画，画面中就有象征太阳神的面具，面具周边布满太阳光线，这也许是太阳人格化的化身，也许是祭祀太阳时的一种人类装扮。庆州市锡杖洞发现的岩画中，也出现太阳神的面具。
朝鲜半岛的日神崇拜，在中国史书中也有记载。《隋书·东夷列传·新罗》中记载：“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入射，赏以麻布。”《旧唐书·东夷列传·高句丽》也记载：高句丽“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
有崇拜，便有祭祀。朝鲜半岛祭天的记载颇多。我们知道，天与日，本来是一体的。这一点我们从有关高句丽始祖高朱蒙的记载中便可看出：“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而《魏书》记载：“我是日子，河伯外孙。”（《魏书·高句丽传》）可见，在朝鲜半岛天帝与日神是一致的。
神圣的祭祀，往往伴随巫觋的歌舞。因此，祭祀中往往有巫觋载歌载舞以娱神。韩国学者李能和在《朝鲜巫俗考》中说：“巫者，古代神教主祭之人，盖舞以降神，歌以侑神，为人祈祷避灾趋福，故曰歌舞者。”我们先看一下古朝鲜半岛的小国夫余“迎鼓”的情况：“夫余国，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后汉书·东夷传》）我们再来看一下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之“东盟”、之“舞天”：“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座。”（《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舞天”。（《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虽然上面的文字只给我们提供了祭祀歌舞的片段，但仍能从中解读出：一、朝鲜民族是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民族，祭祀歌舞已经深入民间。无论是“迎鼓”还是“东盟”或舞天，都带有全民祭祀的性质。二、从“饮酒歌舞”和“男女群聚，相就歌戏”的描写，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出娱神中已带有比较强的娱人和饮食享乐的性质，这向戏剧形态更迈进了一步。三、祭祀活动中，为了与神灵相通，求得庇护与吉祥，往往用活人来装扮神灵。以《诗经·小雅·楚》为例，诗中除了详细绘描了中国古代祖先祭祀中的供品准备、音乐演奏、巫觋主持外，“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之句则反映了活人装扮祖先并享受祭品的习俗。考虑到文化的同质现象，我们以为朝鲜半岛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我们知道戏剧是一种根植于民间、用来娱乐、带有装扮歌舞和情节的艺术，而这些因素也正是载歌载舞的古代祭祀仪式不能欠缺的，这表明原始的歌舞祭祀具有从祭典转变为戏剧的可能。而朝鲜半岛戏剧发展的轨迹也正是这样：原始的戏剧表演从祭祀仪程的母体中孕育，随着时代推移，戏剧因子越来越明显，有的继续与祭祀相依存，有的最终成为独立的戏剧艺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继续从祭祀娱乐活动中去考察。
成书于1849年的《东国岁时记》对朝鲜半岛“熊山”四月的祭祀与杂戏表演的关系，有这样直接的描写：“土人每四月迎神下山，陈钟鼓杂戏，远近争来祭之。十月，又如之以为常。”《东国岁时记》还对韩国高城十二月至正月的祭祀和假面剧有这样的描写：“郡祀堂，每月朔望，自官祭之，以锦缎作假面，藏置堂中，自腊月念后，其神降于邑中，着其假面，舞蹈出游，于衙内及邑村，家家迎而乐之。至正月望前，神还于堂。岁以为常，盖傩神之类也。”《临瀛志》记载了迎请城隍的祭祀中，进行的杂戏表演：“巫觋等作乐随之，倡优辈进杂戏。”
这表明随着时光的推移，祭祀的歌舞已经蜕变为祭祀的戏剧，尽管从有限的记载中，我们无法知晓当时戏剧演出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妨从由其发展来的祭祀演剧，想见当时情景。以韩国江陵地区的端午祭为例。江陵端午祭，1967年被韩国政府认定为韩国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和重要无形文物，2005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不是一家一户各自为政式的祭仪，而是一场全城式的祭礼，上至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他们是祭祀的参与者、见证者。当然，掌管江陵端午祭祀的主要是官员与巫师。
端午祭，虽然冠以端午之名，但并不是端午一日的活动，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只是端午祭的高潮，其整个活动时间要长得多。从农历四月初五开始，就进入端午祭的准备阶段——酿造端午祭所使用的神酒。在农历四月十五日，举行“大关岭山神祭”，祭祀完毕，则举行“大关岭国师城隍祭”。之后，便开始上山伐一棵树作为神木，然后给神木扎上彩缎，制成一个华盖。再然后，便组建国师城隍巡游队伍。华盖由一个大力士高高擎起，引导祭祀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国师城隍队伍随之出发，路经大关岭九十九弯来到邱山，进行“邱山城隍祭”。据闻，以前国师城隍至邱山城隍时，当地百姓常常手持火炬、高唱“山游歌”作为向导。而且，当地人相信，城隍行途中，哪里举火迎神哪里就可以一年安全无虞，因此往往每家都派代表参加。离开邱山，国师城隍行列又来到鹤山接受“鹤山城隍祭”供拜。之后，在朝拜“石泉”、“梵日国师浮屠”后，巡行队伍回到江陵。这时，江陵端午祭序幕正式拉开。首先举行“奉安祭”，其目的是迎接国师城隍降临大关岭国师女城隍祠。农历五月初三日，举行“迎神祭”，就是把大关岭城隍神和女城隍的神位供奉至端午祭坛——南大川边露天城隍堂。活动在晚五时开始，迎神队伍走出“郑家”大门，国师城隍行列前行，众多民众随后。在整个迎神队伍中，有江陵的政府官员，有传统集体歌舞献艺的风物组，还有进行民俗游艺的表演家，当然更多是手持灯笼的江陵百姓。官民一体、巫俗同在，共同构建了声势浩大的迎神洪流，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后，最后停在南大川边露天城隍堂。国师城隍一行列坐祭坛之上，夜晚江陵变成一派光与色的海洋。人们点燃缤纷的礼花，使得夜空璀璨流光，人们把手中燃烧着的灯笼放入河水中任其顺流而下，使得光河如龙。天上地下一片辉煌，上下交映，绚丽而壮观。接下来是农历五月初四到初七的“朝奠祭”，早上九时于端午集市临时祭坛上举行。由于端午祭是祈求江陵、岭东地区丰收太平的礼仪，江陵官员依次担任初献官、亚献官、终献官，主管执事选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社会贤达名流。先儒教祭仪，每次约一小时。之后，便开始巫俗祭仪（端午巫祭），直到深夜。初七晚举行“送神祭”，分别送国师城隍神、国师女城隍神回原供奉处，先举行儒教式祭礼，祈求免除洪涝、干旱与疾病，风调雨顺，粮食丰产，六畜兴旺。初献官由端午祭执行委员长担任。祭礼毕，举行“还于巫祭”，即在集市西边空地，离大关岭最近处焚烧神木、纸花、灯笼、龙船以及神位等端午祭期间用过的物品，祭官、巫女、居民均向大关岭连连磕头，端午祭祀活动于熊熊烈火映照下，在人们虔诚的祈愿中落下帷幕。(www.xing528.com)
在江陵端午祭中，举行的戏剧活动主要是官奴假面舞剧，这是韩国国内唯一以舞蹈和动作为主的哑剧，在端午祭高潮五月初五表演。其主要讽刺两班阶层、通过小梅娘子凸显贞操观、奉行农耕礼仪、祈求村庄安宁年丰、举行巫俗祭仪等。大体分五个场景，然又富弹性，可长可短。最后一场，在其他演员退场，只留两班和小梅娘子两个主角后，观众可加入其中与之共舞。在亲身参与的情况下，人们感悟到端午祭“大同合乐”的意义所在。
此外，还有农乐、角力、秋千、拔河比赛等。近年来，巫俗表演、假面舞、农乐表演等韩国本土的艺术形式外，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增进各国的艺术交流和友谊。
论及与日神的关系，在江陵端午祭中，祭祀的国师城隍神就与日神有关系。相传，古时，鹤山村一户有钱人家的闺女去石泉打水，喝了一瓢有太阳映在其中的水。不久便怀身孕，月满即得玉童子。但家人以处女不可生子为由，将婴儿遗弃后山鹤岩下。数日后，生母到鹤山岩下探望，原以为婴儿难以保全性命或已被野兽咬死，却十分意外地发现，一只鹤衔来红丹正在喂婴儿。她将孩子抱入怀中，相信这是天赐贵子而细心喂养。孩子长大后就学庆州，成为梵日国师（810—889）。国师回故乡，掷手杖，在手杖落地之处修建“神福寺”。如今梵日国师的浮屠仍立于此处。据说只存留遗址的崛山寺也是他所创建的庙宇。他死后成为守护江陵与岭东地区的“国师城隍神”。[5]
许多韩国学者都承认，韩国的戏剧演进受到了中国的深刻影响。但谈论戏剧萌芽的产生时，却很少提及中国的作用。我们认为，朝鲜半岛上的戏剧和中国戏剧一样也产生于祭祀歌舞，绝非巧合，这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如前所述，很早之前，朝鲜半岛与中国间就存在着广泛的民族迁徙与流动。我们可以想见，当中国百姓来到朝鲜带去先进的技术时，必然也带去了对神灵的崇拜以及神灵崇拜的方式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当朝鲜百姓从中土学得先进的文化的时候，必然也接受了民间巫傩文化的影响。
文献记载，殷周之际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带的随从中，就有主持神灵崇拜的巫觋。《增补文献备考》中的《艺文考》引涵虚子曰：“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皆从往焉。”箕子去朝鲜不忘携巫觋同往，显示了殷商人好鬼神的特性。箕子所带去的东西代表先进的文化，他后来还被封为朝鲜侯统治朝鲜，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强势，这必然对朝鲜半岛上的神灵崇拜产生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影响了祭祀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中证明这一点。如中国古代祭祀，往往用楚地的苞茅来进行缩酒。这种“苞茅缩酒”遗风在今天湖北南漳的端公舞中还有所表现，在湖北襄阳和湘鄂西的苗寨也有变异的缩酒遗俗存在。而今天的韩国祭祀中，仍可以看到与几千年前楚人祭祀几乎如出一辙的苞茅缩酒过程。另外，祭祀中艾草的使用，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响。
影响了祭祀时间。如高句丽和的“十月祭天”，大概是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十月为岁首正是秦至汉初的制度。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农业深受中国的影响。高句丽农业的长足发展，是与中国的频繁交往、中原先进文化得以流入分不开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使用的铁镰刀、铁铧的形制与中原农具相差无几得到证明。相同农作物的种植，必然会带有“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6]祈赛的同步性。我们在后面的“农耕习俗”中还会谈到这一点。
影响了祭祀对象。我们可以想像，在朝鲜半岛上开辟另一番世界的中国人，由于信仰的连贯性，必然对中国的祭祀对象加以崇拜，这肯定会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如蚕神崇拜、蚩尤崇拜以及城隍神祭祀，都来自中国。
影响了祭祀神灵歌舞时所使用的乐器。朝鲜半岛上的很多乐器都来自中国，或者经由中国传入。如《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瑟，成为三韩时期辰韩人喜欢的乐器。箜篌是汉武帝时期征讨南越（包括今广东、广西、越南东海岸一带）后，在鼎元六年（公元前111年）进行祭祀时才开始使用的。而箜篌在约5世纪前，已经在朝鲜半岛非常流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吉林集安县出土的高句丽墓中壁画演奏箜篌的图画可以证明。[7]
在古代中国，巫觋“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的活动，孕育了后世戏剧的萌芽。而朝鲜半岛上的民族在接受巫觋影响时，也带入了戏剧萌芽的种子，使得朝鲜半岛上的戏剧在萌芽之初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演绎出戏剧交流的美好篇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