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中国大陆的交流概况
朝鲜半岛毗邻中国，自古以来交流不断。两地人民，物质上互通有无，血脉上相互接续。据传，公元前2333年建国的“檀君王俭”，就是少昊氏的后裔。[1]
从《山海经》看，先秦时代的国人已对朝鲜半岛有所了解。《山海经·海内经》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山海经·海内东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这些文字都对朝鲜半岛有所涉及。
殷商时期，箕子东奔使得中朝文化血脉建立起难以扯断的关系。《尚书大传·洪范》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汉书·地理志下》对箕子到达古朝鲜之事记载更为具体：“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见箕子入朝鲜，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其中有中原礼仪，有耕织养蚕技术，还带给朝鲜半岛法律制度，殷商文明的输入，使得朝鲜半岛进步神速，社会一派祥和晏然的景象。
我们在《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一书中，说到箕子是一个具备文艺天赋的人。劝谏商纣王无效，有人劝他走，他却“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当时，优伶群体已于奴隶中形成，箕子披头散发、装疯卖傻、自贬为奴，放浪形骸得以自保，然后抱琴隐居，找机会迁居朝鲜半岛。(www.xing528.com)
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半岛立国后，还曾回到周朝国都面见周王。途经殷商故地，见昔日的宫台楼阁如今已是墙倾垣颓、禾黍丛生。目睹此情此景，箕子伤痛欲绝，遂成《麦秀之诗》。这表明受封于朝鲜的箕子，与周朝之间还有政治往来，朝鲜半岛与中原存在广泛的交流。而在这种交流中，不乏箕子这样富有演艺才能的人，只是由于其地位卑微，无缘记载于史册。但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戏剧互动，就包含在或如洪川或如涓流的移民潮中。
地下挖掘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交流的存在。朝鲜青铜时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从出土的文物情况看，该地域与周边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而这一时期与箕氏开发朝鲜的时代恰好相吻合，而箕子时代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考古发掘表明，在我国商周时期，辽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曾经给予朝鲜西部的考古学文化以较为强烈的影响。[2]
殷商王朝之后，两地交流继续深化。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传入朝鲜半岛。而燕国为了扩张势力，派遣大将秦开进攻朝鲜半岛，取地两千余里，虽然可能有血腥的一面，但是这种民族间近距离的接触，对文化的交融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
在商品交流并不发达的时期，我们还能看到商贸往来的记载，如《管子·揆度》、《管子·轻重甲》等篇都提及文皮——即斑纹美丽的虎豹皮，这是朝鲜半岛的名贵特产，这表明朝鲜半岛的物产已进入齐鲁之地。20世纪40年代，朝鲜半岛北部多地出土了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3]此无疑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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