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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崇拜及其在戏剧发生中的投影

时间:2023-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说到日本的生殖崇拜,就不能不提到日本的起源神话。日本人的生殖崇拜,在现在的考古挖掘中也可找到证据。[20]在今天的日本,还可以看到生殖器崇拜的热情。生殖与稻作关联,是日本生殖崇拜的重要方面。

生殖崇拜及其在戏剧发生中的投影

第四节 生殖崇拜及其在戏剧发生中的投影

日本的生殖崇拜,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胆、直率、泼辣,并且不乏跨越各个时期并流传至今者,此在东方国家中极其罕见。说到日本的生殖崇拜,就不能不提到日本的起源神话。在记载日本起源神话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两性行为与生殖器官的描写与刻画多处可见,我们不可由此简单认为古代日本人情感放纵或思想开放,其本质是古代日本人生殖崇拜的直接体现。

《古事记》、《日本书纪》开篇描写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男女二神相遇,相互吸引的关键就是男神身体“多长了一处”(男根)与女神身上“少长了一处”(女阴)。而他们尽情享受合二为一的快乐后,就生下日本诸岛、山川草木、八百万神。《古事记》中,还记载女神大气都比卖,从她的身体里生产出各类东西:头部生出蚕,两只眼睛生出稻谷,两只耳朵生出粟,鼻孔里生出小豆,阴部生出小麦,肛门生出大豆。这除了表现古人对自然幼稚的探索猜测外,还显示了古代日本人对繁殖一切的祈盼,足见其对生殖的崇拜。

日本人的生殖崇拜,在现在的考古挖掘中也可找到证据。从绳文时代的考古发掘看,“绳文人擅长于黏土技术,制作出各种土偶,且从抽象发展到具象,以女性土偶居多,占80%~90%”。[17]几乎无有例外的是,大量土偶的女性特征被毫无掩饰地强化了,这充分显示了古代对日本女性生殖能力的崇尚。

在古代人口存活率与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多寡无疑对生产、战争人类活动有着重要作用。人口的增殖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庭、民族、国家的兴盛与衰落,生殖崇拜大概由此而来。

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渴望后代子嗣的繁衍。在爱知县犬山市乐田大县神社后面的本宫山山腰里,有一片类似女阴形状的岩石,附近的许多妇女会到这里来许愿,祈求神灵保佑怀胎或分娩顺利。[18]类似情况在日本许多地方存在。“以冈山一处而言,就有多数男性崇拜的遗迹,又日本内地3月3日有夫妇祭拜两性下部为对象的神,新婚者奉献子饼。”[19]

在日本,人们相信:作为生命来源的生殖器官,具有驱除妖魔赶走鬼怪、消除灾异降低灾害的作用。《古事记》记叙,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被恶神起哄捣乱,灾祸齐发,天漆黑一片。天宇受卖命神以天香山的日影蔓束袖,以葛藤为发髻,手持天香山竹叶,叩打空桶于岩石之外,脚踏作响,状如神魂附体,胸乳皆露,裳扣下垂及于阴部。结果,高天原震动,八百万神哄然大笑。恶神被驱,天照大神即出岩户,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自然明亮起来。天宇受卖命神,通过暴露胸乳与下阴使诸神大笑、恶神被驱,表明在日本人观念里,生殖器官非常具有魔力。在一些日本人眼中,就是普通人暴露下体,也具有非凡力量。日本秋田县一带,当夏季干旱无雨时,女人们便脱去衣物,裸体向神祈求,据云效果特别灵验。无独有偶,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在发生海啸时,男女齐聚海滩,裸体并立共同大声喊叫,据说这样就可以防止海啸上岸。斋部广成《古语拾遗》还告诉我们,在农田水沟边,塑一个男性生殖器模型,以防备蝗灾,是当时的普遍风俗。[20]

在今天的日本,还可以看到生殖器崇拜的热情。例如,在名古屋以北的小牧市,神社所奉祀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这家神社在每年的3月15日都要举行丰年祭,日本人认为这是“天下奇祭”。祭祀之日,人们用轿子抬出主神像:一个大约长7米、直径1米的木制阴茎,民众朝它膜拜、欢呼,以祈求五谷丰登、子孙繁衍。神社里有一间内殿,称为“奥宫”,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为了答谢神恩,人们用木头特制了各种性器,制作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中最长的木阴茎有15米。神社还兼出售各种性器纪念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小铃,铃中的锤子就是一个阴茎模型。[21]

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不光是男子,还有本来以娴雅闻名的日本女子。在日本祭祀季节,祭拜男性生殖器的传统活动中,都不乏少女组成的队伍,她们抬着男性生殖器的模型,沿街行走,供人瞻仰。男根的模型最后被安置在神社的祭坛上,供人顶礼膜拜、进香、许愿。这时候,众多的姑娘、妇人争相伸手去摸那个模型,以求好运或者祈求早生贵子,尤其要摸到模型半圆的头部,据说最为灵验。

作为以农为本的古代日本,生殖崇拜除了与多子多孙的期盼有关外,还与丰收的渴望相联系。甚至在一些地区,还通过两性活动来促进农业丰收。旺盛的生育能力和作物繁盛之间存在联系,这在今人看来有点荒唐,但是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都相信,农业的丰收与两性相联系,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讲,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神秘和直接的”。[22]

妇女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某些农业活动专门由妇女承担,主要就是受孕育生命的妇女可以使作物更好地生长的思维的影响。在日本,田间劳动并不占优势之妇女,在稻作的插秧、拔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情况正是在这种思维下产生的,这也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日本元禄时代,石河流宣在其著作《大和耕作绘抄》中,就曾记载妇女成为插秧的主力。书中说:“雇请别人家的姑娘、媳妇来帮助插秧,同时派自家的姑娘、媳妇帮助别人家插秧。”据李大川介绍,在爱知县南设乐郡东乡村,插秧伊始,第一个拔秧苗者必须是一个妙龄少女。奈良的春日神社,每年三月十五日举行插秧祭,表演的姑娘们一边跳插秧舞,一边歌唱:“撒下年轻的种子,长成茁壮的苗。年轻姑娘的手,把秧苗拔起来。”[23]

即使今天机械化已非常普及,许多日本农村的拔秧、插秧等稻作活动,也不乏以妇女为主体进行人工操作者。因为人们认为,具有旺盛生育力的青年妇女插秧,将会带来稻作丰收。

在日本茨城县,每当春季插秧结束后,总要在御舟神社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农业丰收。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人们用稻草扎成阴茎和女阴,吊挂于支架间,让二者随风而动,自然接触摩擦。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24]这是日本民族认为性活动影响作物丰收观念的又一次典型直接展现。

生殖与稻作关联,是日本生殖崇拜的重要方面。奈良县六县神社的“分娩祭”与“田植祭”,也显示生殖与丰收的关系,活动富有戏剧装扮的味道,充满了人情味。祭祀活动中,某人假扮“孕妇”去向田间送饭,她身怀六甲,步履蹒跚,大有临盆在即的势头。但是“孕妇”还在神社拜殿走来走去,与神主进行问答,这时候她忽感阵阵腹痛,“孕妇”与神主问答刚毕,“婴儿”就呱呱坠地了。其实,填充“产妇”鼓腹的是一个小鼓,妇女敲打起小鼓,神主随着鼓点口中念念有词,庆祝吉祥,众人闻之皆大喜。[25]

在日本,与生殖崇拜相关还有一种叫做“歌垣”的歌舞活动。歌垣也称作歌场,记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及各地《风土集》、《万叶集》中。春秋两季,青年男女会集日本之筑波山、肥前杵岛岳、常陆的高滨和女松原等地,这些地方,因为经常举行歌垣,成为适于郊游的场所。日本还有一座以歌垣为名之山,前田家本《释日本纪》卷十三“歌场众”条云:“《摄津国风土记》曰:雄伴郡波比具利冈。此冈西,有歌垣山。昔者,男女集登此上,常为歌垣。因以为名。”

日本歌垣历史久远,在民间广为流传。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还在宫廷中进行,直至后来为踏歌所取代。《续日本纪》卷十一记载,天平六年(734)二月,有男女二百四十余人,同五品以上的朝臣官员,共欢歌垣。可见规模之庞大,参与人数之广。《续日本纪》卷三十还记载:“宝龟元年三月辛卯,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三十人供奉歌垣。”[26]

“歌垣”历来被视作艺能演剧起源之重要一途,日本歌垣先于野外或海边高地举行,后来进入可开设市场的平坦之地。在大和地方,其被称“歌垣”,在东国地方,其被称“嬥歌”。日本大和地方的海柘榴市,东国的筑波山尤以举行歌垣扬名日本。

关于这种歌会的起源与目的,日本《大辞林》称其为“预祝丰收”的行事,日本《演剧百科》认为其“来源于农耕祭祀活动”,中国《辞海》等称其涉及“庆祝丰收”。那么,何以男女交际的这种野外歌会,会有“预祝丰收”或“庆祝丰收”的效用呢?我们说过,“歌墟”活动带有十分浓重的性崇拜色彩。日本辞书《大辞林》“歌垣”直接表述为:“这种男女集体歌舞饮食活动还伴有性开放。”[27]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存在。中国西南等地,就存在着“歌墟”、“歌圩”、“坡会”、“风流坡”等男女欢会活动。中国壮族的“歌圩”至今还有饮食和性活动。

歌墟选择在春秋两季——播种季节与收获季节举行,自然与农耕有关。歌墟选择的地点亦引人注目。歌墟、歌圩、歌垣、风流坡等名称,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即“墟”、“圩”、“垣”、“坡”等,皆指土堆积而成的高地。这令人联想起地乳,想起“社”,想起女始祖,即生殖神。已有人指出古代社神是一位女性,即高禖——高母,又是一位主“婚姻”之神。[28]由此推测,远古男女交欢的歌会形式或许与后世的春社秋社有些许关系。

我们在《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在远古人眼中,自然万物的繁殖生长发育,与人类的繁殖亦有可比性。既然人的“云雨”能够诱导天的云雨,人的繁育自然也能感召地的繁育。天上阴阳和合、风调雨顺,地上五谷丰登、繁殖兴旺,这正是求雨祭与歌墟各自的使命。歌墟——春秋社之俗,其实歌舞艺能是外壳,外在表现形式。因为要使男女互相倾心,歌舞交际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功利性目的是祈祷丰收。当着这种交感巫术性的目的脱落之后,歌会便成了一种自娱与娱人,男女青年求爱择偶的社交活动——手段变成了目的。日本的歌垣最后连这一次生的目的也脱落了,进一步游艺化、仪式化起来,终于成为一种表演形式而进入宫廷,给后世演剧的形成以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歌墟——春秋社的性崇拜意味虽然在汉族人地区日渐隐蔽而渐不为人所知,但它们一直没有消失。它们在民俗习惯和民俗演艺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着,直至进入后世成熟戏剧形式。我们看到,古代戏曲爱情题材很多,而这些舞台上的爱情故事的展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春、秋为背景,对春、秋的调遣几近随心所欲,却广为观众首肯。原因就是,剧中所谓的“春”、“秋”,是属于神秘思维范畴的、与人类情绪相吻合的符号,而不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人们既然能够创造“青春”、“伤春”、“怀春”、“春梦”这一类蕴藏男女之爱含义的词汇,能以“悲秋”、“秋思”、“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来表达人的离恨相思,人们自然也能够将她们搬上舞台,绘声绘色地敷演她们,津津乐道地欣赏她们!这里面,难道没有歌墟以及春秋社这样的性狂欢节的远古记忆在起作用么?

日本的生殖崇拜现象,还可以罗列很多。被公认为与演剧起源有关的日本土偶,是日本绳文时代(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遗物。[29]日本出土的土偶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几乎全为女性,全有夸张的乳房、孕腹和女阴,这当然与祈祷增产、繁殖的祭祀活动有关。

日本出土的绳文时代的文物中也有模拟男根的“石棒”,相当于中国的“石祖”。这种男根崇拜当为父系社会形成后才出现的,较土偶为代表的女性器崇拜或晚。但男根模型的运用,在后世的民俗演艺中却十分多见,这大概与日本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有关。

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有向新婚夫妇送男根模型以示祝贺的风俗。日本爱知县祭祀活动“花祭”进行到下半夜的时候,会有一个戴面具的主持者,手持男根模型,跑着追逐在场女子,用涂在模型头上的蜜糖(象征物)去沾女子的脸。女子虽哄笑着四处逃窜,但一旦被粘上,便认为是吉利的,不可以随便擦掉。

我们在《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中已经提到,日本的民族演剧形式——神乐中,有着更为戏剧化的情节。如山口县岩国市的“行波神乐”中,有名为“丰灵武镇”的段子,说是为退散疫病而设。先有四舞人背插各色旗帜上舞,中途上来个滑稽角色,背一只包袱,手持一把上书“天下泰平”的团扇和一把小槌,与舞人问答后东向坐下,舞动小槌叩拜正面,然后作滑稽模拟舞,最后从包袱里掏出男根模型,在观众的哄笑声中退场。爱知县津岛神社的“参候祭”中有一段七福神舞,舞者上场后与乐队对答,从包袱里拿出各种东西,最后取出男根模型,请乐队奏乐,而他则举着男根模型,合乐舞旋,并把男根触到观众头脸身体上,说如此便能为人们带来福气,退治恶鬼。在这类祭祀艺能的表演中,男根是作为驱逐恶魔的咒具而出现的。[30]

在与农耕祭仪有关的活动中,生殖崇拜痕迹明显,而戏剧化的特征也很突出,比较典型的还可以举出几例。

与农耕关系极为密切的“田游”中,也有举男根女阴道具表演的情况,但现今最常见的是由以戴面具装扮而成的翁妪拥抱而舞,作交欢状。退场后由作孕腹状的老妪一人出场,舞旋入场,待再出场时除翁妪外,还带一可爱的小儿,意谓即刚刚生育的孩子,最后则在众人齐声歌唱的极有节奏的歌声中,孩子被放在大鼓上合乐而夯。这则是对繁育全过程的模拟了。[31]这一点,可以详见《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第三章第三节。

奈良飞鸟座神社,每年都要进行传统的祭祀——“田植祭”。祭祀前,面戴天狗、黄牛、老翁等面具的年轻人,手持竹竿在街上“横冲直撞”,见妇女儿童便“敲打”臀部,被打之人不怒而喜,因为当地人认为这是表示多产的一种咒术。接下去的高潮是为丑女和天狗举行大婚,之后这对奇异“夫妇”竟然在神社拜殿中央酣畅淋漓地交媾起来(当地人称之为“下种”)。当高潮过后,有人将叫作“神福”的女阴状纸片,撒向人群,让人们带回家,据说此可以消灾辟邪,让主人福运长久。[32]

鹤见神社水田祭更具有装扮的意味,更富有情节。水田祭在正月或者五月举行,参加祭祀仪式和演出的队伍共有十九人组成,其中有鸣镝射手、种稻农民、牧牛童、插秧少女,另外还有两个滑稽演员。其中的表演者并不是专职演员,而是神社周围热衷参与祭祀的信众。祭祀的序幕由十二个上场的种稻农民拉开。他们手中各执一把农镐,镐柄用接骨木制成,镐头用米糕塑成,为椭圆形。在鸣镝射手的带领下,列队进入祭祀台。随后,种稻农民和鸣镝射手先后从神社入口处走向神社拜殿。祭祀正式开始,神职人员行祭祀后,鸣镝射手登上舞台,先简单介绍下面将要进行的鸣镝仪式有哪些程序、有什么意义,然后在别人协助下从右肩向身体左下侧佩戴上一条斜挎的白布带,然后站立于舞台正面,左手挽藤弓,右手持竹箭,射向东北,人们认为这样就可驱除鬼怪。射箭已毕,鸣镝射手就取下背带,身份转化为即将开始的《神寿歌》的解说。《神寿歌》是祭祀的高潮,演唱者是十二个种稻人。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把镐,一侧六人,分列左右两侧。舞台中央有一块用稻草圈栏起来的“水田”。种稻人列队绕着“水田”唱《神寿歌》,左转一圈,右转一圈。种稻人代表向神主致祝词。种稻人一边相互对歌,一边模拟着用镐翻地的动作。接着是种稻人牵着水牛耙田的环节。耕牛是头戴牛面具的人扮成,共有两人,他们在地上匍匐爬行,背上还驮载着用米糕制成的“鞍鞘”。每头水牛两侧各有一名种稻人,手拿缰绳,牵牛前行。在牛背后各自跟随一个种稻人,双手擎着一个耙,绕“水田”一周,表示把田耙平整了。接下来就是播种育秧的环节。两名种稻人手持箩筐一边与其他种稻人对唱,一边把箩筐里的碎纸撒在“水田”里,模拟播稻种的过程。接着是水稻生长过程中的驱鸟护田。一名种稻人手持竹弓,在其余种稻人的伴唱声中,拉弓“驱鸟”。之后便是拔秧的场景。在种稻人的呼唤下,两名少女上场了,她们头上戴着用折扇做成的竹笠,身穿印着美丽花朵的和服,绕着“水田”做拔秧动作,众人齐声歌唱。“拔秧”完毕后秧苗插入水田的农活便开始了。插秧也是少女完成的。在众人的歌唱声中,少女绕“水田”做着插秧动作。而其他的种稻人则或者持弓或者手拿劈开的竹棒,一边歌唱一边做赶鸟的动作。接着便是喜获丰收的场景。两名种稻人手持镰刀,和着其他人的歌声,在“水田”边做割稻动作。种稻人列队面向神殿,其中一人作为代表,向神主报告收获结束。“水田”里扣上箩筐,把表演用的镐等道具摆在上面,表示“稻垛”。种稻人分坐两侧,同唱“丰收歌”。一男一女的道化役(滑稽演员)登场,他们均头戴假面具,身着和服。男者名为“於鹤”,前腹吊着一个用稻草绳做成的棒状物,长约二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女者名为“龟藏”,腹部鼓出,做怀孕状。两演员和着众人的歌声与乐队的伴奏,表演各种滑稽舞蹈动作,有时於鹤双手持“生殖器”指向龟藏,众人鼓掌。於鹤、龟藏及众演员向观众撒红白两色的圆形糯米糕。众人抢食,据说吃了可以祈福禳灾。全场一齐鼓掌三下,祭礼结束。[33]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与生殖崇拜、农耕信仰相关的节目,已具演员、音乐、故事情节因素,其与后世的戏剧只有一步之遥。

【注释】

[1]参见何新:《扶桑神话与日本民族起源——〈山海经〉中远古神话的新发现》,《学习与探索》1989年Z1期。(www.xing528.com)

[2]《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东京雄山阁1929年版。

[3]转引自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4]参见日本辞书《大辞林》“天照大神”、“日本”条。

[5]故事可以参考:(日)安万吕:《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6](日)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7](日)后藤淑:《日本艺能史入门》,社会思想社1988年版,第31页。

[8]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9]参考左平:《日本民族起源新考》,《人文地理》1997年第3期;刘魁立:《〈中日古代文化源流——以神话比较研究为中心〉序》,《中日古代文化源流——以神话比较研究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金健人:《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0]参阅徐寒:《世界艺术百科全书》第三卷《音乐舞蹈卷》“阿伊努族舞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页。

[11](日)繁原央:《东亚预祝丰收的农耕祭祀及其成立背景》,任兆胜、李云峰:《稻作与祭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范作申:《日本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7页;冯德:《舞坛纵横:冯德舞论、舞评、舞籍精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页。

[13]参见(日)大城学:《冲绳稻作仪式中的模仿咒术与禁忌》,任兆胜、李云峰:《稻作与祭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日)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日)白川静:《从日本的祭祀中看到的古代中国文化》,《友声》2006年第1期。

[16]参见林河:《“粳糯文化”源流》,韩兰英:《论稻作文化对精神世界的影响》,傅光宇:《阴阳五行在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与日本农业神中之异同》诸文。

[1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8]李大川:《从鹤见神社的水田祭看日本民俗中的生殖崇拜》,《民俗研究》1989年第3期。

[19]方纪生:《民俗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1980年重印本,第45页。

[20]参阅李大川:《从鹤见神社的水田祭看日本民俗中的生殖崇拜》,《民俗研究》1989年第3期。

[21]胡宏霞:《爱琴海的爱情:中国与希腊的性文化比较》,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22](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目录”第4页。

[23]参阅李大川:《从鹤见神社的水田祭看日本民俗中的生殖崇拜》,《民俗研究》1989年第3期。

[24]胡稹:《关于日本神社原初功能的考察》,《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3期。

[25]参阅刘立善:《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6]转引自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音乐制度的形成与变衍——内教坊》,《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27]本书日语资料均为笔者自译(除特别注明外)。

[28]参见何新:《诸神的起源》第七章,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1、137页。

[29]参见(日)后藤淑:《日本艺能史入门》Ⅱ“原始艺能的世界”,社会思想社1988年版,第26页。

[30]参见(日)后藤淑:《能与日本文化》。木耳社刊1980年版,第58—59页。

[31]笔者在留日期间,曾观赏过东京都板桥区的德丸“田游”、横滨市鹤见神社的“田游”,两者皆有类似的情节。

[32]胡稹:《关于日本神社原初功能的考察》,《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3期。

[33]李大川:《从鹤见神社的水田祭看日本民俗中的生殖崇拜》,《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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