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中国大陆交流概况
虽然有大海相阻于中日之间,且古代的航运手段十分有限,但这并没有阻止中日人民的交流。中国人很早就在典籍中记录下了这个东亚邻邦。《山海经·海内北经》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倭当即今日之日本。此外,有学者认为,《山海经》中有关日本的记载远不止这些,早在帝尧时代就有大陆移民奔赴日本探寻“日所出处”。[1]东汉时期的王充在《论衡·恢国篇》还曾追忆西周时期中日之间交流的情形:“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
中日交流的早期记载在日本古籍阙如,但是日本当代学界对中日交流的历史也追溯得非常久远。中山久四郎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禹贡》等记载,认为中日开始交往的时代远在先秦。[2]栗山周一《日本阙史时代の研究》认为约四千年前汉人定居黄河流域,东渡日本当不迟于三千年前。[3]日本《京都新闻》1982年6月9日还报道了长崎大学一位教授,通过电子计算机的测算,认为在3 500年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五条利用海潮的通路交往。
日本绳文时代晚期,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时的中国,由于铁农具的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人们寻找开垦新的土地。另外,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使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专心从事手工生产,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这样,农业与手工业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产品交换日趋频繁,于是商业渐趋发达。一些重要城市,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魏国大梁、楚国郢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此外还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范蠡、吕不韦等。尽管不时有弱肉强食的征伐打破社会的安定,但是整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却是空前的。
中国这一时期的变革,也波及日本。大批的中国人从朝鲜半岛或直接从中国大陆进入日本,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稻作技术,当然也包括信仰风俗。他们的到来是日本列岛从绳文文化过渡到弥生文化的关键因素。
近代以来,在辽东半岛的营城、旅顺,朝鲜半岛的平安北道宁边、全罗南道康津,日本的备后三原町、备全邑久郡,都出土了中国战国货币明刀。此种古钱的考古发现,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势力曾经影响这些地方的有力证明。(www.xing528.com)
中日两国之间这种物质及非物质的交流,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为日后中日戏剧的萌生及“同根异花”特征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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