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祭与拟猫虎戏剧的分析介绍

蜡祭与拟猫虎戏剧

引　　言

某日，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观看了一次“蜡祭”。回来后，孔子问道：“赐也（赐是子贡的名字），乐乎？”子贡回答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也未知其乐。”孔子听了很不高兴，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礼记·杂记下》）孔子还从蜡祭现象中生发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治国思想。在《孔子家语》中又作“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人们终年劳累，利用一年一度的“蜡祭”来享受生活的膏泽，尽情地欢乐一番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这种令“一国之人皆若狂”的“蜡祭”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礼记·郊特牲》之中的部分原文：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天子树瓜华，不敛之种也。”

文章大意是：天子举行的蜡祭中要祭八种神灵。蜡的创始者是尧（又说是神农氏）。这八种神灵是先啬、司啬、农、邮表辍、猫虎、坊、水庸、昆虫。所谓“蜡”就是请神灵来享受人间的祭献。古代的仁人君子，受到恩赐是必定报答的。为什么要迎猫呢？因为它吃田鼠。为什么迎虎呢？因为它吃那些糟蹋庄稼的野猪……祭其他的神也是为了酬谢它们对农业的贡献或请其不要伤害农作物，所以蜡是一种仁至义尽的活动。参加蜡祭的人员均着素服，这是对神灵和农夫表示尊重。蜡祭中有一个名叫大罗氏的人，他为天子掌管鸟兽之事，并且代天子接受诸侯们的贡品。他向众人展示猎物和美女，告诫诸侯们说：喜好畋猎和女色的人必定会亡国。要像天子那样，不贪婪，不与百姓争夺利益……

蜡的历史非常悠久，郑玄在《礼记》注中说，“蜡者……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字林》作“”是典型的“三代之礼”。

一、“猫虎之尸”在云南

数千年过去了，“蜡祭”已销声匿迹，渐渐地为人们遗忘了。似乎蜡仅仅是古代的文物。其实非也。在当今云南就不曾中断过古远的傩蜡之风。如果有一种文化事项可以称作“活化石”的话，那么云南是一个宝贵的“考古”圣地。就如古蜡之中的“猫虎之尸”来说吧，在云南并非罕见之物。

虎是中华民族普遍信仰的动物之一，在云南甚至是某些民族的祖先神，例如云南彝族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称“虎族”的，在云南省楚雄地区最为典型。

楚雄彝族人民自称“罗罗”即“虎族”，彝族老人杨学昌对我们说：“我们是罗罗族，虎是我们的祖先。”于是观之，虎对于彝族不仅是瑞兽，而且是图腾了。杨学昌老人所在的双柏县小麦地冲至今还保留着拟虎戏剧“跳虎节”。根据我们对“跳虎节”的实地考察，大略地作一番介绍。

跳虎节又称“虎神节”、“虎节”。《乾隆鄂嘉志》风俗条记载：云南双柏县彝族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为跳虎节。然而，村民对跳虎的源流已不甚了解，记忆中最早的可能是杨学昌老人了。他说：

1944年瘟疫大流行，我记得这一带只有两个草医。那时只有拜佛求神驱鬼（又叫送鬼），人得了病过得去就是命大，过不去就只有死，所以就开始跳虎。1944年我只有十五六岁，也参加了跳虎。那时我们上下两个村只有六十五户人家。一场大瘟疫男女老少死了七十二人，只是两个月时间。我家四口人，只有我没有患病，其他三人上吐下泻，精神萎靡，没有医生只有求虎求神了。跳虎之后，瘟疫就减轻了。

每年正月初八，我们都要把虎接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到了正月十五就把它送上山、送回去。把所有不好的、灾难都带走……老虎还给我们留下了春耕生产的方法：撒秧、背粪、整理秧田。小麦成熟了，它还要拔秧、栽秧。到了八月十五，要薅秧和收割，十四的晚上要拿一个“海堡”（一种竹制的打谷容器）掼谷子，所以这虎是我们的祖先。

跳虎节有十二种舞蹈动作，分别表示十二种内容，如虎交尾、虎亲嘴、虎护儿、虎搭桥、虎开路、虎盖房、虎烧荒、虎耕田、春播秋收等演出内容。

在虎神的队伍中，除了八只虎外还有山神、鼓手、锣手、老虎头子。特别令人注意的是，还有两只猫。正月十五，众虎要到各家各户去跳虎驱邪，此时，虎是不可以进入室内的，而猫却可以。于是，收取供品等责任就由猫来承担了。村民说：猫是家养的，老虎是山上的，所以猫可以进家，虎却不可以。

村民们还说：我们这里地脉旺而人口少，养猫可以压地脉。

看来，在跳虎节中，猫也有着不可缺少的功能。其实，无论虎也罢、猫也罢，它们都和先秦时期“蜡祭”中的“猫虎之尸”承担着同样的职能——保护农事的顺利。

“跳虎节”中的猫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在云南晋宁县夕阳乡打黑村保留的“跳猫猫”则是以“猫”为主角的祭祀演剧。

“跳猫猫”，当地人称为“猫猫灯”，也亲切地称作“猫猫”，也有人称为“面具舞”。跳猫猫的演出为三人，均戴面具，一人扮“老者”，穿灰色长衫，面具清瘦有神，当地人呼为“老爹”，两人扮“猫猫”，戴虎面具，着虎纹衣。演出开始时，“老爹”肩扛一支木棍，两只“猫猫”分别在木棍的两端嬉戏。而后，“猫猫”表演各种类似体操的动作，时而在地上翻滚，时而在木棍两端跳跃。从关系上来看，“猫猫”对“老爹”既非常地服从也非常亲切，随时按他的指挥行事。据演出者介绍说，原来老一辈中有人非常善于表演这一节目，其中有许多高难动作，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像老一辈艺人演的那样精彩，而且大部分动作都已失传，只剩下一些简单的翻滚动作了。虽然单调，但仍可以从中想象出那些当年的风姿，特别是在这一表演中所透出的人兽之间的和谐令人印象深刻。

跳猫猫的上演时间在每年春节期间，除在本村上演外，还到外村拜年，以求得丰收和吉祥。

这一表演的来历已不清楚，当地人说是从几代人之前就传了下来，具体时间不可考。“文革”中曾一度中断，面具也被毁掉。“文革”后，一个叫普家生的老艺人根据记忆和印象重新制作了面具，恢复了演出。普家生现年五十七岁，是本村演艺活动的主持人之一。

虽然“猫猫”实际上是虎，但本村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猫猫就是猫，不是虎更不是豹子之类。但我们认定是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探讨。

我们认为，晋宁“跳猫猫”实际是虎崇拜的一种变异，与“跳虎节”相比，它不再是纯粹的祖先崇拜，不再是对动物的仰望，而是增加了人对动物的控制以及人兽和谐的成分。从这一点看，在产生时间上，“跳猫猫”应晚于“跳虎节”。但是在功能上，它们与蜡祭中的“猫虎之尸”相同。

在人兽关系上比较接近“跳虎节”的是云南新平县嘎洒乡的“跳猫猫”。

新平嘎洒为傣族（花腰傣）聚居区，有传统的跳猫猫存留。演出有四人，一人扮母老虎，二人扮小老虎，一人扮猎手。

演出内容为，一只母老虎率两只小老虎与一猎手相遇，经过斗智斗勇，老虎终于战胜了猎手。装扮为戴假面，披虎衣，无台词，源流待考。

二、“猫虎之尸”的“戏之道”

何为“尸”？《说文解字》：尸，陈也；象卧之形。

叶长海先生说：尸，神像。古代祭祀时代神受祭的人称作“尸”。^[1]

在猫虎戏剧中，所谓“尸”就是由人装扮而成的猫虎形象。宋代苏东坡在《八蜡》一文中说：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东坡志林》卷二）

苏东坡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一个颇具戏剧意识的大学士。在中国历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个用戏剧思维去看待前朝礼仪的人，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戏剧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又恰与现代的祭祀戏剧的形态特征不谋而合。

首先，苏东坡指出，八蜡是“三代之戏礼也”，即戏剧礼仪或者说是仪式戏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八蜡这样的戏剧是“附以礼仪”的，所以“亦曰不徒戏而已矣”。所谓“不徒戏”，即是说它不仅仅是戏剧，而是戏剧与仪式的有机结合。

云南的猫虎戏剧正是处于亦戏亦礼的形态，这一点与现代常规意义上戏剧形成严格的区别和对比。“跳虎节”、“跳猫猫”均为正月间举行的祭祀仪式，平时是不能上演的。在双柏小麦地冲，村民告诉我们说：“过了正月十五，就不能跳虎、跳笙了，哪怕是来了外宾或电视台的人也不跳，否则栽下去的秧苗会飘起来。”显然，秧苗不能扎根是与祭祀的目的截然相反的。除了农事目的外，“跳虎节”还是一次祭祖大典，这是“跳猫猫”所不具备的。同时，上述演艺又不仅仅是礼仪，它们还是非常典型的戏剧，只不过是与礼仪互相交融的戏剧罢了。

其次，苏东坡对戏剧的装扮意义颇为重视。他指出：

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

可以引以为佐证的是，孙希旦《礼记集解》中说：“猫、虎非可为尸，盖使人蒙其皮以象之与？”

苏东坡之所以把八蜡看成戏剧，其基本思考是：真正的、动物的猫和虎是不可能成为蜡祭中的神像的，那么蜡祭中的“猫虎之尸”除了演员（即“倡优”）还有谁来充当呢？蜡祭中的一些行动例如“置鹿与女”等也只有演员来完成，于是苏氏于有意无意间触及了戏剧的一个非常本质的特征：表演，而且这种表演是由人来完成的，结果就出现了如孙希旦所说的“使人蒙其皮以象之”的装扮行为。这也便是苏氏所下的断语，“非倡优而谁”！？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剧场可以有戏剧，没有舞台也可以有戏剧，没有表演的操作者，戏剧就无从谈起。

过去，一般学者并不认为八蜡是戏剧，这主要是由于对戏剧的界定非常混乱。把戏剧发展到烂熟状态的特征作为衡量一切戏剧的唯一尺度，势必会否定大量的非烂熟状态的戏剧现象，例如王国维先生“合歌舞以演故事”的界定只是对当时戏剧形态的一种概括，离开具体的时代条件，王氏的说法就大可怀疑了。事实上，无论是王氏之前还是之后，只歌不舞的剧目有之，只舞不歌的剧目有之，有歌有舞而无故事的剧目有之，有故事而无歌无舞的剧目也有之，甚至无歌无舞无故事的剧目也未必就无之！尤其是到了明代，“摘锦”（折子戏）之作大行其道，笼统而含混的戏剧界定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

我们认为，戏剧最本质、最要害的特征是扮演。只要有了扮演行为，就具备了戏剧最重要的内核。这一点，原始戏剧、祭祀戏剧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论证依据。所以，在认定以猫虎戏剧为代表的艺术样式是一种仪式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它们也是戏剧，只不过“不徒戏而已矣”。那么，现在的戏剧就不具备仪式性了吗？也未必。

如是观之，“跳虎节”、“跳猫猫”等演艺，有故事、有舞蹈、有角色、有情境，理所当然地是戏剧艺术了。

第三，苏东坡在《八蜡》中还提到：

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

在这里，苏氏的思维更为具体化了，一直伸向了戏剧的服饰装扮和砌末道具。在蜡祭中，大罗氏和诸侯们身着野服，猫虎之尸们“蒙其皮”。非但如此，演出中还有“鹿”、“女”、“葛带榛杖”等道具。这些服装道具，表达了对有利于农业的“禽兽”的终老的哀悼，也表达了对终年劳累的农人们的安慰。诸侯们“草笠而至”不仅是“息田夫”的手段，也是对勤俭的天子陛下的恭敬。

云南猫虎戏剧在服饰装扮上也颇具特色。“跳虎节”中的虎神们用黑或灰色的毡子扎成虎耳和虎尾，用白、红、黄三种颜色在全身裸露的部分绘上虎纹，为了表示虎是林中之王，还在额头上画上一个“王”字。虎神队中有一个“老虎头子”，他手中拿着一根竹竿，上面悬着象征宇宙和母体的葫芦，用以指挥众虎们表演。两只“猫”的装扮比较简单，只是用染料突出口部和画上猫的胡须。猫的道具是一只盘子。

晋宁“跳猫猫”中，两只“猫”头戴面具，身穿衣裤相连的虎形。“老爹”身着长衫，扛着一支木棍（竹竿），指挥着两只“猫猫”的一切活动。

新平“跳猫猫”中，假面由纸板或笋壳做成，虎形也非常简单，用一般的毡子或床单蒙上即可。但这并不影响戏剧的生动。究其原因，不外是仪式给戏剧注入了庄严、戏剧给仪式增加了生气。

第四，苏东坡在文中指出，“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恰好道出民间祭祀戏剧的节令性规律。同时也指出戏剧艺术是民众的本能需求。

实际上，苏东坡在这小小的短文中几乎涉及了祭祀戏剧的全部内容：礼、戏融合，角色装扮，服饰道具。有此三者，祭祀戏剧（含猫虎戏剧）的主要特征基本毋须作大的补充。写到此处，不由人不钦佩苏东坡对“戏之道”的妙悟。当然，这离不开古蜡的支持。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危害庄稼的动物不仅只是野猪和鼠类、有益于收成的动物也不仅只有虎和猫，而在蜡祭中为什么只出现“猫虎之尸”呢？当然这离不开自古有之的虎崇拜（我们在下一章讨论），此外还有什么原因呢？现在，让我们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一看“戏剧”二字的真相：

“戏剧”的繁体字“戲劇”。“戲”，《说文》云：“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声。“”，《说文》云：“古陶器也。从豆，虍声。”“虍，虎文也。”

《说文》无“劇”字。《大广益会玉篇》云：“甚也”。劇“从刀、豦声。”豦，《说文》云：“斗丮不解也，从‘刂’、‘豦’，豕、虎之斗不舍也。一曰虎两足举。”

据以上来看，1．戏剧二字从戈从兵，均与搏斗相关。中国原始戏剧的初期形态少有与搏斗无关的，如“蚩尤戏”，人们“头戴牛角，两两相觝”，是对传说时代“黄蚩大战”的模拟。所以，角抵戏的本来面目首先是一种竞技，有类于现在的相扑。又如方相氏驱傩，也是“执戈扬盾”，在墓圹或宫室中与恶鬼搏杀，所以方相又称作“狂夫”，可以想象搏斗之激烈。汉代的宫庭大傩已具备相当的战争规模了，阵容中有“方相氏、十二兽、中黄门、郎中、尚书、御史、虎贲、羽林郎”等。同样，蜡祭中的虎食豕、猫食鼠也是一种搏斗，又恰好是训诂意义上的“豕虎之斗”。至于傩中的军傩，更是以上演军事征伐的剧目为其外部特征的。学者姚华则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点：

豕、虎之斗，今无所闻；物力变迁，古今有绝异者，不得谓豕不斗虎（猫出自虎，豕出自象；野豕之豪者曰猪，绝有力也）……曰“虎两足举”，明斗意也。“豦”有斗意，斗则用力甚；故“劇”从“豦”声，而意为甚、为疾……亦如“戲”之“从戈”，所以示武也。循是言之，则“戲劇”之字，更较可识。^[2]

2．无论是“豕虎之斗”也罢，“虎两足举”也罢，繁体的戏剧二字均有“虍”，即“虎文（纹）”之意。所谓“虎文”，正是拟虎戏剧的装扮特征。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戏剧的源头形态是以拟兽为主体的。在拟兽戏剧中，虎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原始戏剧中或隐或显地充斥着搏杀精神。于是，表示这种演艺的文字符号就呈现出从刀从戈从兵、并以兽形（虎文）兽斗为特征的特征，这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戲劇”二字。如姚华所说：

盖上古之民，敬天祀祖而事鬼神，好勇斗狠而尚有力。祭，大事也。力，所崇也。故制器尚象，假以见意。^[3]

“戲劇”二字也可以说是制“字”尚象，假以见意了。或许，这可以在戏剧发生方面为我们打开一条新的思路也未可知。

总之，原始状态的云南猫虎戏剧是戏剧长河的源头形态。对于戏剧发生、形成乃至戏剧本体的研究，无疑是非常珍贵的文化现象。

三、猫虎文化简论(www.xing528.com)

猫虎文化是中华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特别是虎文化尤为典型而悠久，与龙文化并为中国的两大崇拜。

明代王穉登《虎苑》（《说郛》本）云：

虎交而月晕，虎啸则风生……虎为兽长，亦曰山君……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故墓上置石虎树柏，为此也。

神荼郁垒兄弟，黄帝时人，能执鬼。鬼有祸人者，以苇索缚之，投食虎，于是宫常以腊除画虎、桃人于门。

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虎》云：

虎，象其声也……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

虎作为一种力量和权力的象征，也进入了最高权力集团。

《三才图会·仪制三卷·虎豹》：

天门九重，虎豹守之……天子清禁上法紫宫，故门阙必陈虎豹者，所以象上帝之居也。元制，每大朝会，则陈虎豹于日精、月华门外。国朝正旦、圣节、朝会及册拜接见蕃臣，则虎二豹二，各用阑槛承之，分左右陈于奉天门外。

即令是傩戏，也与虎崇拜有关，《礼记》（《说郛》本）载，方相氏驱邪时是“掌蒙虎皮”的。

在中原地区至今仍保留不少崇虎习俗，每到春节，民间仍为小儿缝制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布老虎玩具等，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写一“王”字以避邪。反映出人们欲借虎威以求平安的习惯性心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悬挂虎头“吞口”避邪是一种普遍的风俗。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想象中的神兽，都与虎有着联系，例如“辟邪”、“麒麟”、“狻猊”等，在外形上与虎的形象非常相似，由西域进入中国的狮子之所以受到欢迎，恐怕与外形类虎不无关系。

《三才图会·鸟兽三卷·狻猊》：

狻麑如虎猫，食虎豹，狮子也。……狮子似虎。

猫食鼠，对农业和家庭生活有利，受到民众喜爱是理所当然的，更兼之外形象虎，于是民间常把它说成是虎的师傅和长辈，至今老虎不会上树，就是因为猫向老虎传艺时留了一手。云南民间把虎称为“大猫”，一来是表示亲切，二来是希望虎像猫那样容易受人驱使。

《三才图会·鸟兽三卷·狻猊》：

猫，则是虎之类也。

《三才图会·鸟兽三卷·猫》：

猫，小畜之猛者。

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虎》云：

扬雄《方言》云：“陈魏之间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自关东西谓之伯都。”珍按：李耳当作“狸儿”，盖方音转狸为李，儿为耳也。今南人呼虎为猫，即此意也。

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猫出自虎，豕出自象。”^[4]

因此，在虎崇拜中理当有猫的一席之地。更何况我们所谈的跳猫猫均是以虎形搬演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对云南的“猫猫”有一个确切的认识了，这就是：

（一）彝族是一个崇虎的民族，特别是楚雄一带。打黑村彝族自称由楚雄迁来，理当摆脱不了“虎族”的影响和记忆，更何况至今楚雄还保留着拟虎演艺。

（二）在云南方言中，“虎”也可以读作“猫”，例如在姓氏上即如此。再者，云南民间也常常呼虎为“大猫”或“大猫猫”。猫虎同源首先是在民俗观念上得到认可的。

（三）在动物学上，猫和虎均属于猫科。在民间常常猫虎不分，或认为它们是亲戚（例如猫是虎的舅舅等），云南新平县的“跳猫猫”的主角就是三只老虎。

周代的“蜡祭”中有八位神灵，其中，猫虎是合为一体的，只占据一个神位。

猫虎戏剧也并非云南的专利，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演艺，如青海土族的“於菟舞”、江西的“老虎舞”等。

据《光明日报》1989年12月2日载文《青海一土族山村发现“於菟”舞》介绍说：

“於菟”是古代楚人对虎的称谓。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土族聚居的年都乎村群众将这个词语引入土语，用来专门称呼祭山神仪式中的这一舞蹈及其演员。他们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祭山神。届时，在村北山神庙台上，庙主在由锣手陪同的、头戴五佛冠、手击单面羊皮鼓的巫师主持下，吹奏海螺。7名男子，光露上身，赤脚挽裤，面、胸、背、臂、腿用锅底黑灰遍画虎头和虎豹斑纹，两手持拿树枝，与参加祭祀的群众一起，涌聚庙内。巫师击鼓诵经，其声喃喃，疑为古汉语。“於菟”们列队蹲地倾听。待鸣枪（或放鞭炮）后，“於菟”们奔舞村内，一无所漏。村民们预先备好面饼、肉食。他们见肉就叼，见饼就拿；遇上有病人卧床，就在病人身上逾越数次。而后从村巷列队跳舞通行。再次鸣枪放炮后，即逃至村外，用冰冷的溪水洗去虎豹斑纹。巫师则在河滩诵经焚纸。祭祀活动历时约两个多小时。……据该村90岁老人桑得亥说，他小时，他的爷爷即系巫师，他父亲和他在过去几十年间继承其事，说明舞蹈流传至少已有一百四五十年。

无独有偶，在内在精神上和外部表现上，於菟舞与跳虎节极为相似，例如身绘虎纹、敲击单皮鼓、沿门驱邪……於菟舞中的巫师与跳虎节中的“老虎头子”是相同的角色。更为相类的是山神的存在，於菟舞在山神庙开始，跳虎节的队伍中有两个山神。众虎逃出村外，在溪水中洗去虎纹和跳虎节中的“送虎东归”并无质的区别。

在此，笔者认为，云南跳虎节和青海於菟舞之间有一种渊源关系，抑或它们都是楚文化的流传结果。当然，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是本文可以承担的了。

众虎进村后“见肉就叼，见饼就拿”的行为在云南猫虎戏剧中也可以看到。楚雄双柏县大麦地乡峨足村就有与之相似的表演。

唐楚臣《浅论彝族裸体舞“余莫拉格舍”》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5]演出中十二只由少年装扮而成的豹子，全身虎豹斑纹，用棕皮蒙头进行表演。他们到了村民家中“把桌上的食物抢夺一空。‘豹子’们并不真吃食物，而是做个吃的样子，随吃随扔，把食物扔得遍地，然后在堂屋里拍手跳舞。跳毕，手持木棍旮旮旯旯四处敲打、乱戳，村民谓之曰撵鬼。”

江西省中部的清江县农村，每年农历正月初八上演的老虎舞，与跳虎节、於菟舞、跳猫猫、余莫拉格舍有异曲同工之妙。据中国物资出版社《世界风俗大全》载：

两人扮虎，虎头用樟木雕成，以黄栀子染布做虎皮，竹篙做虎尾。一人扮社公，头戴面具，身穿袍服，脚着草履，手持折扇。……有趣的是，老虎在社公的带领下，路过新婚或头生子女的人家，就窜入户内，将石子、泥沙撮撒在床上，以示吉利。

就此看来，上述猫虎戏剧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基本功能上是一致的。云南距青海和江西何其远也，汉族、彝族、土族、傣族，在文化上又是多么的不同，然而在猫虎戏剧上却又是如此地不谋而合！这难道不是发人深思的现象吗？

可以说，作为猫虎戏剧，是以古代的蜡祭为滥觞的。“猫虎之尸”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文化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它的主要功能一直保持着稳定不变。这就是：

1．它们首先是一种拟兽戏剧，根植于人类初年的原始情绪的动物崇拜。

2．它们都是为着酬神、驱邪、纳福的目的而上演的祭祀戏剧。

3．从上演的时间上来看，它们基本是在冬末春初上演，和中国其他的祭祀演剧一样，首先是为着农业丰收而举行的祈丰仪式，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思想以及客观的生存条件是相吻合的。

4．不少猫虎戏剧中都展示了猫虎的顽皮和嬉闹的情境，并希望由此来达到丰收和平安的目的。另外，猫虎戏剧是一种亘古至今、遍及中国的祭祀戏剧，至今仍然活跃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从蜡祭到现存猫虎戏剧的形态，我们可以理出一条脉络来。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跳虎节中有着浓郁的祖先崇拜色彩，新平跳猫猫中呈现出人弱兽强的原始观念，这些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结　　语

蜡、猫虎戏剧和傩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酬神还愿、驱邪纳吉。古人认为蜡是“仁之至义之尽也”，孔子从蜡生发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治国方略。应当说，并不过分。以蜡、傩、拟兽戏剧为代表的祭祀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最重要的活动，就如同驱邪纳吉、祭祖乞丰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一样。

然而在功能和目的方面它们还有所不同。蜡祭是为了酬谢那些对农业有功的神灵，而傩祭是为了驱除那些对人有害的邪鬼。起码在蜡傩的初级阶段是如此。古时，为了酬神和驱邪两不误，也会结合起来举行，所谓“先腊一日大傩”（《后汉书·礼仪志》）是也，如《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云：“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

《论语》中有句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一旦神怪进入了祭祀礼仪，老夫子是非常敬重的。有如跳傩的队伍来到孔子门口，他“朝服而立于阼阶”以迎之，这反映了孔子对礼的重视。可以引为佐证的是另一条记载。孔子在鲁国为官时，有一次大蜡时他充任了助祭：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第九》）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大同”与“小康”的治世标准，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奋斗的理想。孔子这些恢宏的思想由蜡的触发而产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子贡作为儒家名士，不可能对“天子大蜡八”表示不恭，而天子之祭也不可能出现“一国之人皆若狂”的情景。问题在哪里呢？其实非常简单——孔子和子贡所看的不是宫廷蜡祭，而是民间的蜡祭。就如同傩祭，有宫廷大傩，也有乡人傩一样。由于是民间蜡祭，所以才会出现“一国之人皆若狂”的情形。

《事物纪原》“赛神”条引《礼杂记》：

岁十二月，索鬼神而祭祀，则党正以礼，属民而饮酒，劳农而休息之，使之燕乐，是君之泽也。今赛社则其事尔。今人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因相与饮乐，世谓社礼始于周人之蜡云。^[6]

在这里，“是君之泽”还不如说是“田神”之泽更为确切。

蜡祭、猫虎戏剧、傩以及相类的祭除仪式，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定人心、承天祥、为生存的巨大的社会功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不可忽视。

（本文发表于云南《民族艺术研究》1994年第5期，收入《云南傩戏傩文化论集（续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第52页注2，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2]《说戏剧》，引自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第506—507页。

[3]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第507页。

[4]姚华《说戏剧》，引自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第506页。

[5]云南《民族艺术研究》1991年第6期。

[6]高承撰、李果订《事物纪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