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信仰缺失的救赎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在90年代的确立，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态度都发生了急速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市场化的商业社会中，由于大众传媒的发达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艺创作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正被冲淡。价值的失落、信仰的缺失、诚信的淡漠、道德体系的松动问题，成为了有识之士共同担忧的社会主要问题。
文艺创作，包括话剧创作面临着商业法则对自身的侵袭和震荡，话剧产业体制被迫进行着自身的调适、裂变和某种程度的异化。商业化与大众传媒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以自身的规则对话剧创作发生着影响。90年代的话剧创作在从泛政治化向泛商品化的转型过程中，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暧昧。传统的文化理念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嬗变。随着大众世俗文化的娱乐性、消闲性、现实性因素渗入主流的文艺创作和精英的文学创作思潮，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创作、知识分子文艺创作和通俗文学相对独立而又彼此渗透。
90年代的文艺创作的泛商品化倾向使得话剧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也得到了强化，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工程”的话剧领域，对各种题材内容、风格样式、艺术手法兼收并蓄，也呈现出其巨大的包容能力。然而巨大的包容能力中无法剔除的是题材的纷繁复杂，价值立场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分化，以塑造典型为中心，以启蒙意识、人道主义为支撑的经典现实主义却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全方位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话剧演剧艺术创造和话剧产业本身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而又残酷的挑战，甚至还携带了转变本身的被动、被迫的悲剧性意味。
令人欣慰的是在被商业化和主旋律戏剧所包围的戏剧创造环境中，一些作品呈现了难能可贵的理性思辨精神和文化责任感。他们借用现代的戏剧形式承载严肃的社会命题，或发问、或追寻、或批判，主动承担起重建信仰和价值体系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
2006年春天，雷国华导演了她潜心准备七年的《牛虻》（图230），为了更好地言说自己对这出经典小说重读的全新感受，导演提起了文学的笔，和另外一位合作者共同编写了《牛虻》的话剧剧本，《牛虻》的改编和演出在全国还是首次，导演说创作《牛虻》的过程其实也是寻找牛虻的过程。《牛虻》的演出，虽然像导演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是关于失落的信仰和尊严的寻找过程，然而演出借由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小说，实现了革命的激情的浪漫主义话剧精神的复苏和回归。
雷国华作为一个多产的导演，她的创作有着多元化的美学追求和创作风格，但我们仍可以寻索其艺术观念中挥之不去的军人的情结；有着军人的意气风发和踌躇满志；有着作为军人的豪迈之气和勇敢性格；也有着军人的对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的自觉的艺术责任感；有着她所经历的时代的烙印，就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有见地的艺术家一样，怀着积极的人生信仰，怀着艺术的信念，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的忧患和希望，决定了她在不同的时刻干预社会生活的特定方式。
她之所以选择改编小说《牛虻》，是想唤醒这个被金钱和冷漠所围浸的世俗社会中被遗忘的高尚的信仰和富有尊严的行为。小说《牛虻》曾经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他传奇式的经历，英勇的抗争，残酷的处境和动人的爱情伴随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这个经典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离这个时代俨然非常遥远了。关于《牛虻》的当代意义，导演认为这正是改编所苦苦寻求的东西。
《牛虻》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已有百年历史，然而其经典的价值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超越历史、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甚至超越文化界限的生命穿透力，今天的观众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新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导演正视了戏剧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的重要性，更正视了经典之作作为文化代言的当务之急，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里，应该建构起坚实的文化底蕴，戏剧文化在这场文化建构中的积极意义，就表现为舞台上经典作品的积累和不朽艺术形象的再现（图231）。
图231 《牛虻》的舞台空间
《牛虻》创作排演的动机基于作者对我们这个越来越显得“物欲横流”的物质世界和“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中，人群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的麻木、异化、失魂、冷漠甚至残忍的内心的挣扎和呐喊。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自觉，相反，在作者看来，我们的文化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她说：
中国现在看起来高楼大厦全建起来了，但如果里面的软件不行的话，那么这个大厦像股票一样跌得那么低，于是就会产生一种不协调的倾斜，但唯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保存的文化，我们如果没有钱也可以干些事，只不过要有一种信念和信仰，不失去真正的文化及精神力量，上海才可能与世界一流的国际文化城市共舞。（雷国华导演访谈）
导演认为在这样一个时期，戏剧需要有区别一般的简单娱乐追求的理想，否则你无需选择这个职业。排演《牛虻》，雷国华导演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找回属于戏剧这份职业的光荣。对于观众的培养，她认为这是剧院应当肩负的使命，剧院的文化和文学品位对观众有着直接的影响。她说：
戏剧是一种文学修养，文化教育，是一种对人格力量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东西，如果光是一些时尚轻浮的所谓文化，会失去我们剧院真正意义上的力量和品格。也不会有真正大的演员产生，只有派“明星”制造新闻卖点了！而失去戏剧的综合审美是对上海文化的失职。（雷国华导演访谈）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莉莉安·伏尼契在1897年的作品，小说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正遭受奥地利人残酷统治的意大利革命青年的斗争历史。年轻英俊的亚瑟是充满理想的意大利青年，在投入轰轰烈烈的抵抗斗争之后，亚瑟被无情地出卖，痛失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令他尤为痛心的是，出卖自己的竟是自己敬若神明的神父蒙太尼里，而神父蒙太尼里正是亚瑟的亲生父亲……（图232）13年后，死里逃生的亚瑟重返故里，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传奇英雄（图233）“牛虻”。他与昔日的恋人（图234）久别重逢却只能视同陌路（图235），最终身陷囹圄的“牛虻”面对神父蒙太尼里的“游说”，经受了骨肉亲情带来的内心挣扎，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经受了与曾经的人生信仰和精神偶像的决裂，最终，没有选择那令人可鄙的背叛和令人向往的自由，而是选择了自己内心坚定的革命信仰，向着死亡快乐地飞去，像一个“自由自在的快乐的牛虻”（图236）……这是一个超时代的悲剧，具有史诗性和残酷性，充满着史诗和抒情诗的高度融合之美。
作为一部经典小说，《牛虻》自有着极其丰富的戏剧元素，关于人的信仰的失落和重新寻找；人的命运的自我选择；两种绝对理念的不可妥协的冲突；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崇高诗意；一出情节跌宕起伏的悲剧；悲剧中青春美丽的红色恋人；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中的英雄；人性在极度残酷的考验中的纯化过程；以及那震撼人心的死亡的结局所带来的思想的撞击。古典、浪漫、宗教、革命、爱情、诗意、战争、流血、冲突、对峙、选择、抗争、死亡和自由，几乎所有戏剧性的优质基因全部集中在了《牛虻》的文字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从中寻索出那个时代精神所需要传达的图像和声音。正如作者坚信的那样，这是一部令人不可忘却的杰作，牛虻是每位演员都渴望在一生中能够塑造的形象。他那么充满传奇和富有魅力，那么高不可及和神秘莫测，那么惊心动魄却无法把握，那么高贵完美又历经沧桑，那么坚韧不拔和自由不羁，有着像天使一样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时代，又有着常人难以经受的流浪生涯，他曾经像一位高贵的王子那样出入基督的圣殿，然而信仰却把他抛向了人间地狱，虽然有过乞丐一样的生活，心灵却从没有放弃飞翔，他可以被摧毁，却永远不被打败，面对亲情和爱情，他选择“人生信仰”和“自由地死亡”，这就是牛虻的不朽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所在！
图232 青年亚瑟、琼玛与神父蒙太尼里
图233 受尽酷刑的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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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亚瑟与昔日的恋人琼玛
图235 琼玛和亚瑟久别重逢，物是人非
图236 拒绝神父劝说、毅然赴死的亚瑟
对于牛虻的选择，导演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加以理解，牛虻完成的是自我的精神的选择，在遭遇欺骗之后，在对上帝的信仰破灭之后，困惑的牛虻不断地自省，无法摆脱内心的创伤，同时又必须面对来自黑暗世界的恐惧和阴霾，最终牛虻在临界崩溃的时刻完成了生命和信仰的转折和蜕变，他成为了自己所希望的那只“自由而快乐的牛虻”。牛虻的精神危机和精神选择，信仰的死亡和信仰的复活，给现代的观众画出一个严肃的问号，100多年前有那样为自己高贵的信仰、道德、尊严和自由而活着的青年，现代人的信仰、道德、人生的境界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导演旨在用牛虻的精神从历史和文学的深处射出强烈的聚光，在那样一个演出的夜晚，照亮人们对于信仰和理想的追忆。“今天我们搞这个戏，就是对历史的作品进行再解释，找到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自我，就像每一次去演一个古典的戏，我们每个人在镜子面前照照自己，看看我们的意志和传统，不仅仅是对过去时代人怎样思想、怎样感受的写照，而且是建立在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上，它具有的主题和当代主题不可分割的意义，是当前表面特征与极其深远的根基和隐藏的动机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这种演出才真是具有人类的世界性的，这是因为我们是真诚的、忠诚的、绝对深入到历史的自我，演出又是现实的，这其实对我们整个创作集体和现代的观众是一种真正的挑战，我希望我们的《牛虻》是独解的创造，而不是一种对经典作品的研究，我们要求的是创作……”[3]
导演认为塑造这样一个“悲剧中的英雄”在今天所应当引发的对于“信仰选择”的激情在于，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在《牛虻》中亚瑟身上的对自身的绝对的尊严及没落的信仰之间的势不两立；他内心的亲情及仇恨，以及复仇所产生的爆发力，令整个戏剧呈现出悲剧的张力和诗剧的隽永……这是一种追求终极精神理想的悲剧和诗剧。悲剧是无处不在的，悲剧的意义在于帮助世人寻求一种精神的自我完满。社会要走向前进，从事艺术创造的人就是要传递一种信息，在走向未来文明过程中，树立我们崇高的、有价值的道德标准。
导演将小说的篇幅大量地概括和浓缩，分析了小说中的戏剧事件，着重突出了事件中人物的境遇和选择，从而强化了剧本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渲染了剧作的戏剧性的张力和残酷性。《牛虻》的剧作和演出，被导演定位成悲剧——具有残酷戏剧色彩的史诗性的悲剧！牛虻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叛逆，他曾因轻信无知而铸错；他最爱的姑娘由于误解，带给他惨痛和伤害；他的生父却是他的政敌和信仰的对立面；他经历过非人的伤痛，然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生存，最终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他的身上具有着超越的、坚强的精神力量（图237）。导演强化了牛虻与蒙太里尼之间的亲情及仇恨而构成的强大的杀伤心灵信仰的选择以及牛虻与琼玛之间因误会造成的不可复原的爱情悲剧（图238）；让这些撕心裂肺的矛盾冲突像刺刀一样刺痛人心。
图237 我是一只自由的牛虻
图238 父子间的爱恨情仇
雷国华导演从一开始就坚持，对于《牛虻》的改编和排演绝不能作过于理性和学究气的分析，演出的理性和哲学观念都融入了戏剧的表现艺术——它是一种强烈的戏剧直觉。她要求演员要有强烈的表现力！内心的体验要在外在的表达上十分浓烈、夸张。强烈的情感抒写会给剧场及观众带来一种震撼，是激情震荡后的理性的静默。她希望在看完《牛虻》这个戏后使观众最后随着剧情而感受演员内心的激情，那种挣扎也好，缱绻也罢，心灵的哭泣，残酷的伤害，非人的死亡场面，都使演员及观众伤了心，有一种沉重的悲哀感，悲痛的刺激，一种欣赏的快感，它有力量，像顽石一样。面对演员，导演满怀激情地告诉他们，“激情”是一种人生命中的爆发力……她由衷地希望《牛虻》剧组在这个缺乏激情的时代找回自己职业的光荣（图239）……
图239 《牛虻》终场剧照
【注释】
[1]曹其敬《〈叫我一声哥〉导演阐述》，《剧院》2003年第2期。
[2]王安忆、王雪瑛《〈长恨歌〉，不是怀旧》，《新民晚报》2000年10月8日。
[3]雷国华《〈牛虻〉导演阐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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