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诸神，反英雄”的现代命题

第二节　“反诸神，反英雄”的现代命题

人类进入了21世纪，在历经漫长的进化和发展之后，一个“真象”被揭示了出来，那就是“英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林荫宇排演的那出《Tsou·伊底帕斯》正是思考了关于“反诸神，反英雄”的现代命题。俄狄浦斯王是希腊悲剧中的一位悲剧性的然而又是伟大的君王，他难逃命运的安排，杀父娶母，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真相大白时，认清自己命运真相的国王选择了自毁双目、自我流放……

《Tsou·伊底帕斯》解构了《俄狄浦斯王》的古典结构和悲剧意义，俄狄浦斯，此剧称伊底帕斯，他出场时是个流浪汉，为了逃避杀父娶母的预言而浪迹天涯。他不再是国王，而是以流浪汉的形象出现，勉为其难地在底比斯城邦暂住、射日、成婚，他不娶“女王”而是女王“娶”他，他应民众的要求作了许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他不再像原先悲剧中的拷问命运的英雄，他是脆弱的命运的逃避者。作者试图以这样的解构，形象的转变，意义的重构，借用古希腊英雄悲剧的崇高范式反衬出“这个世界没有英雄”的现代哲思。作者在剧本的阐述中不断地表现出对这个世纪所遭受的灾难的感受：“……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台风、车祸、空难、绑票、口蹄疫，……”人变得越来越脆弱，但是脆弱的人往往具有高贵的、神圣的和庄重的精神内在，他也常常感到孤独和自暴自弃，但是又常表现出自己对这些特质的欣赏和桀骜不驯，这是关于“理性的泯灭”，“诸神的退位”的文化审美心态的真实写照。

解构主义^[7]作为一种方法论，并不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征、意图以及历史的连续性存在，而是相反地寻求将这些东西作为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提供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意在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这种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从而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8]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所谓的解构阅读简单而言就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 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信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传统阅读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解构主义对于女权主义文论有三大贡献：一是揭示出所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二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三是其“中介物”（the idea of the“in-between”）观点构成了毁除二元对立思维^[9]的工具。

一出具有“颠覆意味”和“颠覆价值”的舞台演出在一个流浪汉的出场中开始了。他不再是那个“最优秀的思想传统的理想英雄”的俄狄浦斯了，他的身上再也寻不见古希腊民主城邦的君王的威风凛凛和浩然正气；也没有了英雄人物强烈的激情和无法遏止的冲动；他成了一个谨小慎微、逃避命运的“庸人”和“弱者”，“隐藏着那颗为人所不见的脆弱之心”。索福克勒斯赋予英雄的铿锵有力的朗诵被琐碎无意义的日常语言所取代，伟大的悲剧诗人赋予英雄的执著的“追凶”行为被懦弱的退缩和苟且偷生所取代。舞台形象强烈地建立起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那些以刚毅和勇敢著称的“男人”气喘吁吁地走到了“英雄之路的终点”。他总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甚至在群众场合，他也是旁若无人、自述自省；民众欢庆时，他孤独、哀叹；民众惊惧时，他消沉、退缩；民众愤慨时，他冷静、无为。演出鲜明地体现了从古典悲剧模式走向现代悲剧的主体架构（图216）。

图216　《Tsou·伊底帕斯》剧照摄影曹志刚

但是导演又为伊底帕斯安排了一次“射日”的壮举，从“反英雄”到“制造英雄”，似乎暗含着对“英雄”行为的某种嘲讽。远古时期，那些诞生在蛮荒时代的持弓搭箭的伏羲和后羿的子孙们，再也不用大刀长矛、血溅三尺地厮杀和肉搏了，于是那些剽悍和无畏的精神也就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伊底帕斯并不想射日，射日是民众的要求和呼声，他不得不为。他并不想当英雄，民众硬是把它抬到了英雄的圣坛上供奉。他并不想留在底比斯，降祸于这个城市，是民众将其作为英雄挽留了下来。然而，一旦英雄袒露自我的罪恶时，民众又会瘅恶斥罪，唾弃他们的英雄。

当英雄的时代成为过去，我们看到现代男子的身上已经没有了多少英雄气概，也没有了多少“阳刚”气息可言，看看这个时代的男明星和大众偶像的样子，关于神话和英雄的想象和憧憬变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英雄只不过是满足民众高不可及的理想的精神墓碑而已，需要的时候高高竖起，不需要的时候推倒砸烂，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作为英雄是可悲的。于是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性又更深了一层。这位现代的伊底帕斯象征和概括了现代人的命运，从凡人——英雄——从英雄的宝座上坠落——自惩自救。正如导演所说的那样：

英雄是人们根据时势的需要推出来的。民众极聪明的，当需要这样的时尚了，便会推出一个典范，赞扬他、歌颂他，他便是英雄；当时尚过去，不需要这样的典范时，民众就会冷漠他、抛弃他，他便成了狗熊。民众有时又是愚钝的，当他利用英雄时，又恰恰为自己埋下了殃苗祸根。正如人们欢迎现代工业文明，它给人们带来了繁荣和财富，但它又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类发现了石油，石油带来了全球性利益，但石油造成了掠夺——战争的祸源；人类为获取财富而洋洋自得时，恰恰为自己营造了灾难却浑然不知^[10]。

演出表达了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后工业时代以来，人类为了资源掠夺、网罗财富而不断出现各种政治事件和全球性灾难，这些事件和灾难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剧中出现的女妖祸乱、气候暴旱、天象诡异、血色怪鸟、瘟疫蔓延、阴灵显现等事件，都是对一个灾难频繁的世界的象征。寻找这些灾难的根源，今人的思考与古人一样，但是所不同的是，今人已不再简单地认为灾难源于某一个人，也许产生这些灾难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但也要简单得多。说其复杂，是因为制造灾难的也许不是某一个，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共同行为，每一个平凡的社会人也许都参与其中；说其简单，是因为最终极的根源是人心的贪婪和自私。古典悲剧的解决办法是英雄的自惩与出走，今天世界性的悲剧和灾难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这就是这出解构主义的戏剧所要引发的思考。一个深刻的现代英雄的哲学思考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能够勇敢地面对蛰伏在生命里怯于露出‘脆弱’之心，其实是需要更大勇气的。”

《Tsou·伊底帕斯》的仪式性的演出样式也是构成该剧美学意义的重要方面。该剧是导演受邀去台湾，给台湾当地阿里山·Tsou（邹）剧团所排演的一出带有实验和交流性质的戏剧，她所要合作的对象是阿里山邹族剧团的演员。阿里山邹族氏至今仍旧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形态和原始祭祀活动的族群。这个部族每年仍要举行关于播种、丰收、战争、成年的群体祭祀活动。这个剧本是这个氏族为了保护部族文化和语言而翻译创作的首个剧本。所以在台湾演出时，全剧用邹语演出，这种语言在全球只有6000人能够听懂和运用。导演因地制宜地运用了合唱队的样式，让邹族演员在演出中表演献祭仪式和祭祀歌舞（图217）。这些演员的歌唱浑厚沉郁，舞蹈古朴有力，其演出创造了一种总体原始而又神秘，庄重而又朴素的格调。把伊底帕斯作为个体对人的意志和命运的探寻放入了合唱队对人类本性和生存状态的追索之中。

图217　林荫宇导演受邀在台湾导演的《Tsou·伊底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