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女性的政治、社会、文化地位的改观和女性群体自身的提高发展，作为具有稳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女性，作为具有着现代思维和文化头脑的独立自由的女性，在许多方面向这个时代的男性提出了挑战。她们不再需要寻找自身依附的对象，而她们又实实在在地需要精神的依靠和慰藉，于是在男性失去了作为女性精神偶像的资格之后，进步的女性似乎又陷入了精神的寂寞和无助。在男人们摇头惋惜“女人越不像女人的时候”，女性们却在奔走相告“男人越不像男人了”；男作家们在呼唤“女性的温柔天性的复苏”，女性作家们在抱怨“中国的男人都缺钙”……
女性难以回避的自身矛盾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依附观念”仍然左右和影响着婚姻和家庭观念，她们无法容忍一个在精神上比自己软弱的男人作为自己的伴侣，但是她们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在任何方面都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理想的另一半，在自身生命强健的同时，其潜意识中还需要一个强于自身的男性来平衡自己的“两性差异观念”，这就导致女性重新陷入失衡和孤独的状态。对于理想伴侣的选择，在有着强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社会中并非那么自由，她们不得不在社会普遍伦理道德关于女性“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要求中却步徘徊，唯恐招致“破鞋”的恶名。究其根源乃是源于女性虽然在物质世界被赋予解放的权利，然而其自身仍然无法超越来自精神世界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和禁锢。传统文化观念依旧束缚着女性的翅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而言，也可以说是女性自己囚禁了自己，她们拴住了自己的另一个翅膀。
在现实世界不能大胆地“寻找男子汉”，或者不敢大胆地“寻找男子汉”，又或者根本找寻不到“真正男子汉”的女性，又将新的烦恼和不满倾泻在文学和艺术创造的那些自己可以主宰、影响和加以驾驭的文字和形象中去。在貌似解放的职业身份和日常工作中获得安慰，看看那些流露在笔端的忧伤的、乖谬的和神经质的文字，你会发现女性的失衡心理，真正的心灵的解放和全然的幸福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些在现实世界失望的女娲，在艺术的自由圣殿里创造了许多的男性的形象，通过分析这些男性形象的类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有着显性的女性意识的“基因”，他们就好像是由女性取下的精神的“肋骨”捏塑而成的，并且融合了她们的灵魂和气息，这些被创造的“男人”携带了女性艺术家在缔造男性典范时的审美的深层意识。
首先，这些男性形象大多为“历史中的男人”。也许是对现实中的男人世界的失望，在这个被虚伪和肤浅包围的世界里，古代社会中带有完美人性的，富有崇高神性的男性才能激起她们的尊崇和敬意。伊索、蒙塞拉、关汉卿、张骞、李元昊、商鞅都是能博得她们深沉情感的历史人物，这些形象的人性光芒和精神张力触动了女性理想化的审美心理。在他们身上有异乎寻常的完美的人性：勇敢、善良、智慧、坚韧，具备外在的雄性气质和内在的灵魂力量，他们因战胜可怕的生存的恶浪而伟大，又因对失败的无所畏惧而崇高。他们的行为，皆为活着的自由而奋斗，这样的自由的选择又不仅仅是出自物质的欲望，而是出于对道德根基的捍卫，其道德力量的强大犹如雷电足以划破黑暗，这样的道德个体正是女性的理想异性。由于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如此完美的典范，女导演在历史中驰骋想象，在想象的时空里纵情体验，并捏塑出了这群有着完美人性的“男人中的男人”。这些被放大了人性美感的男性形象，导泄了女性的高尚的道德力量。
女导演寻索到了历史中的男性典范，将女性也同时是人性的美德，注入他们的身躯、语言、行为、选择和牺牲之中。伊索为自由的纵深一跃是追求自由的女性不惜牺牲生命的宣言；蒙塞拉的自我牺牲宣告了崇高的德行必定富有隐忍和牺牲的精神；张骞为成就使命的执著触动的正是女人可以忍受强烈的痛苦的神经；商鞅的反叛和改革的意志给了女性潜意识的反叛和革命的呐喊……女性导演有着这个社会的女性的普遍心态，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塑造时又无意识或潜意识里抒发了这种心声。
尽管女性对于男性形象的历史化和英雄化的塑造，和男性对于男性形象的历史化、英雄化的塑造，其出发点未必一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导演将历史中的男性作为艺术审美对象，正好对照了“菲逻各”中心[3]——即男权的理性的文化中心所一贯呈现出来的对男性形象的历史化、英雄化的注塑和描写的传统。在菲逻各中心的文化模式中，有史以来的女性形象都和关于女性美的崇尚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抽象地将女性塑造成赏心悦目的美女，这些美女被物质化了，成为男性艺术制约的事物，满足了男性潜意识中女性向他们展示美貌的欲望。男性菲逻各中心文化中的男性形象的塑造则可以不必受相貌的制约，男人的价值在社会看来并不在于美好的外貌，而在于征服和支配外部世界的精神要求和行动能力。这种超越生理限制的阳刚精神与男人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力紧密相关，这是造成男性主体性精神和强大的文化驱动力的关键所在，而女性则单一地受限制于男性的审美。故而，女性导演对于历史中的男人的塑造，非常容易掉入“菲逻各”中心的男性创作模式。
以主体精神性力量和实体性力量为表征的男性美的价值观念，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就是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和气震山河的“英雄好汉”。刘备、孔明、关羽、周瑜、武松都是这一类型的男性艺术形象，女性导演作品中的唐太宗、张骞、李元昊、商鞅也都是这一类型的形象。女性导演创作的与历史中的“帝王将相”题材有关的作品，有着自己对政治、历史、文化和生命的个体理解，但是因为一度创作——剧本作为文学范畴的创作，是男性思维模式的产物，女导演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无法彻底摆脱男性菲逻各主流文化体系的思维，所以在作品中渗透出男性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在其受到来自男性理论界的支持和奖掖的同时，却遭到了来自女性理论研究学者普遍地质疑，他们怀疑这些历史题材和反映历史中伟大男性的作品是否与女性写作真正有关。质疑本身，并不是基于作品呈现出的豪放和激情的艺术风格，而是基于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思考并且做出导演解释。这就是女性导演艺术创造的两难。好在艺术创造中总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的理性所要关注的深刻的命题，存在着人类共同的命运所应该关注的命题，也总存在着人性中共同的特征和追求。这也许就是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应当发展和拓宽的视点。
其次，女性导演偏爱“悲剧中的英雄”。许多女导演的作品都借由英雄命运的起伏和人生波澜壮阔的奋斗来阐释个体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选择伟大的男性形象作为自身创作的对象似乎成为女性导演创作共有的美学特征之一。这些作品中男性形象绝大部分是英雄和伟人，帝王和良臣，或者有着美好人性的男人，这些男性形象大多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历史中的男性，悲剧中的英雄。作品风格呈现出总体的史诗化倾向和极度的崇高感，反映出主题鲜明的美学取向和生命意识，潜在而又有力地表现出女性个体解放和自由呼喊。塑造理想的男性形象，既缘于主体内在的心理需求，女性想成为自己的造物主，也是女性身份无意识超越的一种心理现象，同时也呈现出“女娲造人”的原始神化母题的强大生命力。
悲剧选择了人类生存中令人恐惧的事件，把那些英雄抛向命运的黑暗的漩涡和无法摆脱的纠葛之中，最终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救赎，在自我净化和自我救赎中张扬了崇高和美。在人类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伟大和永恒的真相之后，当人类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短暂存在之后，人类在向无限和永恒的外部世界持之以恒的改造和实践的过程中，失败的代价和成功的喜悦往往无法分割，有时候逆境总是会多于顺境，悲剧总是高扬着一种人类的永不妥协和永不屈服的生命的意志。人的奋斗和肉体可以牺牲和死亡，但是人类向着真理的意志和信念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在命运的捉弄和死亡的必然面前，悲剧中的英雄没有退缩和畏惧，而是向着命运和死亡大声疾呼，有时甚至是放声大笑，这是强大的人精神无上的优越和高贵，这使得悲剧艺术剧有了一种“辛酸的快乐”和“伟大的解脱”。
我们从普罗米修斯这位圣洁的人类的导师所遭受的年复一年的折磨和考验中；在听到阿伽们农的传令官高呼“啊！我的祖国，阿尔戈斯的土地！一别十年，今天好容易活到这里！多少希望断了缆，只有一个系得稳。真没想到我还能死在阿尔戈斯，分得一份最亲切的墓地”的声音里；我们从俄狄浦斯的血和泪的告白中，在他义无反顾的自我放逐的身影里，并没有感到悲剧带来的恐惧和害怕，相反获得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怀激烈。
现代悲剧表现戏剧的矛盾和冲突不再仅限于人与社会，更多地转向了人自身的矛盾、真实与虚伪之间的抗衡，社会的自我像面具一样掩盖了自由和真实的人的意志。在心理的自然发展中，心理运动受到遏制、阻碍和隔断，在所有这些被堵塞的地方，都能提高悲剧的程度。而人类尤其是女性获得解救的渴望从一开始便和悲剧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悲剧的严峻无情使人们不能自主地普遍获救，只能在纯粹的忍耐中，在难以动摇的反抗中生存。现代悲剧已不停留于单纯地描绘事物恐怖的本身，以抢劫、杀人、阴谋等耸人听闻的内容构成的故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将主人公置于悲剧知识中，由此产生悲剧中解救的问题或探寻真正的存在问题才是有价值的悲剧。
女导演之所以偏爱悲剧，是因为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不幸的，他们挺身反抗命运的无情和暴虐，在死亡的钟声里高唱着生命的赞歌。多弗尔·威尔逊认为创作悲剧的莎士比亚是在遭受痛苦的莎士比亚，我们也可以认为排演悲剧的女性导演是在遭受痛苦或感受痛苦的女性。
历来的叛逆者都需要以心灵和肉体支付自己的叛逆行为，社会、家庭、传统的叛逆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都是悲剧角色，她们不满于自我的人生处境，希冀更为高远的信仰，为此必须打破旧秩序的无穷无尽的黑暗，悲剧的发生于是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必然。女导演们真实地从不同程度演绎了这种由生活而戏剧的自由和反叛的悲剧情结。亚斯贝斯（k.jaspers）认为：“没有非超验的悲剧艺术，在毁灭中为了自我维护而对神和命运的反抗中就有一种对存在的超验，即对于人原本就是并在毁灭中亲身体验的存在的超验。”[4]
也许是出于女性的永恒的悲剧情怀，悲剧意识在作品中得到了其审美的形象化体现，在悲剧人物，尤其是悲剧英雄身上，这种悲剧情怀获得了美感的报酬，令她们见到了失败中的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自己知道会因此走向毁灭却依然能够坦然赴之。悲剧的主人公是被提升了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善是恶，是满怀善心还是渺小丑恶，他的反抗、他的固执、他的狂妄促成他称为“伟大”的恶；他的坚韧、他的高尚、他的爱又提升了他的“永恒”的善。女导演通过体验英雄的极限境遇而提高了这些男人的品格。她们在悲剧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潜在的力量，英雄的考验直至毁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伟大。
再次，女性导演在重塑男性美的典范时，高度宣扬崇高和美。这些悲剧英雄在观众心里唤起的情感不仅停留于同情，当英雄面临灭顶之灾时，当英雄遭受困苦折磨时，他们的痛苦不止是肉体上的，能催发崇高感的是一个坚强的灵魂永恒的意志，是永不停息地追寻道德自由的激情。他们体现了人之可贵，并秉承人的自由天性，追求存在的价值，从而进入了一个英气勃发的精神境界。“当这样的痛苦不表现为感官的痛苦，而是表现为想象力时，这时他才能够成为审美的，并引起崇高感。”[5]
女导演作品中的悲剧人物，伊索、红鼻子、商鞅、关汉卿、程婴、牛虻等一系列人物，都被置于一种痛苦的表象里或者说一种被动的处境里，对于处境的改造和痛苦的超越引发了审美情感中的悲悯；此外反抗痛苦的表象为的是在意识中唤起内在的精神自由，受难的英雄在面对灾难和考验时表现出了“道德的主动性”（席勒语），这样便使我们获得了崇高的美感。(www.xing528.com)
美和崇高始终是女导演艺术审美理想的核心，这既是她们推崇的人性也是艺术至高的真理。假如没有美，我们的自然使命和我们的理性使命之间就会有不断的斗争；假如力求满足我们的精神使命，我们就会忽视自己的人性；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只有当崇高和美结合起来，而且同等程度地培养我们对二者的敏感性时，我们才成为自然的完美公民，才不会是自然的奴隶，也不会在只依靠理性而不能靠感性来认识的世界中束手无策。
人完全可以通过对于世界和社会的富有实践意义的改造，而获得作为人的全部的价值和本质的实现，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实现存在于不断的、不懈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既包含了在顺境中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同时也包含着在困境中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对于一位真正的人生奋斗者和勇敢者而言，在逆境中非但可以实现自我，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或者社会的残酷竞争，人往往感觉自身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弱者似乎总是难免会遭受痛苦和灾难，在自身的渺小和外力的强大的较量中，人的意志和心灵、人的智慧和精神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锻炼和考验。这种面临危险和苦难的紧张感往往会成为推进和提升生命的强大动力。在推进和提升生命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程度的英雄的激情和英雄的高贵。对于社会和世界的改造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失败和成功的意义较之于人的精神和意志得到锤炼和发展、生命得到壮大和提升而言，变得不再重要，这正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真谛所在。
在逆境中勇于实践并实现自我的人，其奋斗的崇高和伟大注定了即使是失败的却也是成功的历史结论。曹操面对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并没有悲观自弃，相反却产生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激昂情怀，不正是这样的英雄激情和英雄行为的生动写照吗?在人所面临的艰难和困苦面前，作为英雄的人能够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实现自己，也能够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认识自身。按照朱国庆先生在《艺术原理》中所注明的那样：“这两次飞跃使他超越了旧我，心灵出现了升华，从而获得了更高的自由，更大的快乐，这就是人类在逆境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终极快乐，终极关怀。”[6]
席勒在《论崇高》一文中说，人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自由，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即用强制暴力对抗强制暴力，人作为自然控制自然，也就是说人可以战胜自然而获得自由；然而自然是不可以完全战胜的，在自然力无法战胜和逾越的时候，人还可以依靠理想主义的方式去获得自由，前一种属于人的物质修养，而后一种属于人的道德和精神修养，席勒说：
有道德修养的人，而且只有这种人，是完全自由的。他或者胜过作为势力的自然，或者与此协调一致。……自然向他施加的一切，都不再是强制暴力，因为在这尚未触及他之前，就已经变成他自己的行动。[7]
人的一生最彻底的自我实现是在最大限度地为整个人类谋幸福的奋斗之中，正如马斯洛所说：“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一定越少自私……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向，即更多的社会化。……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8]
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着无数视死如归、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这其中固然有着正义力量的推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英雄人物将自我牺牲以实现群体的幸福视为自己生命和价值的最高实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正源于此，艺术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总是会携带着浓重的终极关怀的意义在其中，他们的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对未来的人群起到了人格理想的典范化作用。以崇高而又纯粹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感召力启示和鼓舞人类，在发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和认识自我，并且向着真理和正义牺牲和献祭，提升着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帮助它们塑造和完善人格，使人类变得更加高尚和美好的同时把人类的心灵提升到理想的高度。女导演的英雄塑造模式，其偏爱崇高和美的艺术创造不正是这种审美理想和艺术使命的终极追求吗?
【注释】
[1]《天道酬勤——陈薪伊的创作道路》，摘自曹其敬《陈薪伊导演艺术》，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陈薪伊《〈商鞅〉导演阐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档案室。
[3]“菲逻各”是一个合成词，由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和逻各斯中心logoscentric两个词合成。前一个为“男性中心”，后一个为“理性中心”，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模式。
[4]亚斯贝斯《悲剧知识》，2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5]席勒《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6]朱国庆《艺术原理》，20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7]席勒《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8]马斯洛《需求层次论》，选自《马斯洛人本哲学》，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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