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坚守

第二节　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坚守

2004年，由曹其敬导演的话剧《父亲》入围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的30台剧目，这意味着《父亲》这个戏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受到戏剧界的普遍肯定（图196）。这个戏从1999年诞生，演出了260多场，走遍了大江南北，荣获了各类奖项，享誉全国。

图196　《父亲》演出海报

有人说，曹其敬导演的《父亲》是一出表现工人阶级在历史转折期的困惑、迷惘、痛苦、坚守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话剧，重现了作为社会基层的工人兄弟的纯朴本色，传统的道德情操，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面貌。我们认为，《父亲》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戏剧精神和美学旨趣对于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坚守。这种回归和坚守旨在将艺术家的视角锁定在当代现实人生中的事件和冲突，从历史阵痛中萃取出来的这些故事，因其有着民众生活的扎实根基，注定其艺术生命的基因中不掺杂曲高和寡的质素。

在话剧《父亲》将近十年的演出历程中，它所获得的观众的认同与喝彩足以说明它的艺术生命力，说明了现实主义话剧的艺术生命力。《父亲》导演艺术的美学旨趣秉承了现实主义的话剧艺术的传统，在对于现实主义话剧艺术的坚守中，又卓有成效地开拓了现实主义演剧的表现形式，创造了一出完整的、极富现实主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佳作。

为了排演《父亲》，曹其敬多次和编剧走访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这个被称为“下岗一条街”的地方，集结了许多原先同在一个厂子的工人。那里有卖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蹬三轮的，卖报的，当清洁工的，开小卖店的，做什么的都有。导演将自己投入其中，感同身受地体验工人村的工人们的痛苦、挣扎、迷惘、困惑、渴望，以及他们对命运、困境的艰难抗争。她与工人聊天、沟通，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观察他们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面貌，观察这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人的尊严，保持着对生活的梦想的工友，从实地走访开始了演出的艺术构想。

戏剧的整体意象从开幕就确立了一种大气、庄重、抒情的正剧风格。大雪纷飞的北国，随着转台转动的布景，仿佛摄影机的镜头将历史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画面被定格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着钢筋铁架背景的工厂宿舍。漫天的飞雪，无言地见证着一场因历史转型而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地震和风暴。

简朴、整齐、平凡，左侧由布帘隔出的房间暗示着工人家庭的清贫与拥挤，墙上与周总理的留影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家庭曾经的光荣和辉煌。浑身挂满荣誉勋章的杨万山，一个在建国初期，辽宁重工业基地，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劳模，有过许多荣誉勋章，也携带着累累伤痕；一个外号为“杨八级”的高级技工；一个视“荣誉和责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个一辈子信仰“人活着，就是要活得有精气神”的硬汉子，在20世纪80年代却遭遇了为之奋斗毕生的老牌工业基地的发展困境和危机（图197）。

图197　《父亲》剧照

在这场危机中，他盼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像当年的自己那样，以工厂的发展为己任，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功勋卓著的厂子。但是，女儿大玲被迫下岗，作为劳模的女儿，她要为下岗的潮流做一个榜样，因为她是劳模的女儿；小儿子根本不想当工人，在父亲眼中，他根本没有工人的样儿，成天浑浑噩噩，惦记着父母的那点钱，还交了个染烫着“鸡公头”的“时髦”的女朋友；唯一让他感到自豪，寄予厚望的大儿子大强，却主动辞去副厂长的职务，毅然决然地想要成立自己的民营工厂（图198）。

图198　儿子大强要办民营工厂

编剧从一开始就将主人公老杨头置于一个异常绝望的人生处境中，他在失望之余喊出了“乱套了，全乱套了，这个家要完了”。这位固执的老人与大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把二儿子赶出了家门，待业在家的女儿又触发了他精神上无限的痛苦和迷惘。这出描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工人阶级何去何从，国企何去何从，传统和精神何去何从的话剧，就从主人公这样的困境和迷惘中开始了严肃的思索和追寻（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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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　父辈的困惑

首先，导演在沉稳的写实主义演剧样式的雕刻中，给我们定下了一个美学的坐标。这是一出严谨的现实主义的话剧，这是一出注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实感的舞台正剧。转台上营造的是一个富有生活实感的厂区住宅，戏剧空间随着转台的转动从单一的室内向外延伸，形成室内、小院、街口等场景。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开拓，转台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转台省去了换景时间，并且使戏剧情境保持流畅。虽然《父亲》对于转台的使用并非首创，但是却运用得非常得体，非常完美。在转台创造的自由流畅的戏剧时空中点缀了许多极其生活化的细节，比如房檐上的冰溜子、树上的树挂、烟筒的炊烟等。既形成了连绵不断的生活流，又刻画了写实逼真的生活质感。

此外，对于规定情境的解释和烘托，对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关系的呈现，对于角色心理和行动发展的逻辑性的把握，对于舞台气氛的营造，舞台节奏的变化，舞台画面的拿捏，都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规范严谨，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导演艺术的功力与魅力。浓郁的工人家庭的氛围，丰富的生活，动人的细节，朴实无华而又性格鲜明的表演，演员们不像是在表演，他们已经游刃有余的生活于舞台假定情境中，完全达到了情感的真实、性格的鲜明和热情的逼真，显示出导演把握现实主义舞台艺术创作的卓越才能。

编剧李宝群认为，现实主义戏剧给生活以足够的尊重，注重从生活深处发现艺术。它的核心是人。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怀着巨大的人文关怀，深刻而执著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客观、真实再现的方法表现人、体察人。他说：

现实主义注重真实性、客观再现和历史感，注重人物和人物命运，注重人及人的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它更重细节、质感和张力，这都是它的优势、它的力量所在。它可以使我要表达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呈现和释放出来——我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现实主义焦点是人，是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这些年我最焦灼、最苦恼的是如何把人物写好，把人性写得真切而深入。（《父亲》创作谈）

其次，导演在真实的生活气息的追求以及现实主义的风格之中，对于演出的总体艺术既有着冷峻的静思，也有着诗化的提升，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抒情色彩。其冷峻的思索体现在连接场与场之间的过场戏的处理中，导演将那些与杨万山一样经历了共和国重工业发展童年的几位老人在街角处的闲聊作了富有意味的处理。

舞台上，这些退休工人的群像成为了《父亲》一剧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性布景，他们的谈话道出了曾经对于抛洒过青春热血的工厂的爱，对于时过境迁的惶惑，在困难岁月中从未恐惧过失败和艰苦的他们，却因对未来的不可知和无能为力而无奈和不安。他们老了，就像那座不可避免走向终结的国营工厂的命运那样，完成了历史潮流中的使命；他们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战线上退居二线，新的历史潮流裹挟着新的时代弄潮儿，泥沙俱下是必然的过程；他们高唱着革命样板戏，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是高唱革命样板戏的时代；他们的落寞与彷徨是改革必然的代价，他们困顿的肖像是对于历史和时代的叩问和沉思……

从他们对时势的闲谈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转型期的困难，而时代转型期的困难却成为了一架天平，高尚与卑劣，坦荡与猥琐，先进和落后，瞬间与永恒，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孰重孰轻都在这架天平上得以呈现。导演巧妙地使用了这架天平，守旧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的冲突；健康的生活状态和变形的生活状态的冲突；正大光明的经商与鸡鸣狗盗的奸商的冲突；传统的突围和传统的坚守的挣扎。这种对比和冲突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哀叹时过境迁已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导演所创造的舞台语境中没有哀叹的气息，只有对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严肃的沉思，沉思之后又将共和国创业史中工人阶级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无私奉献精神加以提炼和弘扬，总体营造出充满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舞台气氛。导演在二度创作的把握中，抓住了戏剧精神的永恒性品格中至关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从哲理的高度领会历史中人所经历的风暴，内心的挣扎，人性的考验和最终的解放。

导演淡化了偶发性的历史事件，对历史中某一瞬间的背景和人的困惑不做过分的渲染。也就是说，导演的美学旨趣并不是维系在博得与主人公有着相似处境的观众简单的共鸣和一般的同情中，而是着力开启他们的思考与觉悟，改变他们精神的惰性，提升他们的不断超越生活、超越自我、与时俱进的信念和勇气，把老杨头那种勃发的生命力、精气神植入普通民众的胸腹之中，试图唤醒萎靡不振、自怨自艾的某种世态民风。这些正是《父亲》的精神品格，一种可以穿越时空和历史的品格。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写的《推销员之死》，之所以成为经典，原因在于写了人，写了深刻的人，写了人的灵魂的苦痛和挣扎。我们在被工人阶级以一贯之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更是为人性的挣扎和觉悟而震撼。

我这匹老马，还上得了阵。这些天哪，一进车间大门儿，一打开机床，一闻到那股子机油味儿，浑身的血都止不住得往上涌哪！我好像回到了四五十岁，不！二三十岁。选一把好刀，磨好掐牢，提足一口气。真带劲儿，真来神啊！哈哈！邪门儿了，一干起活儿来啊，就觉得心里敞亮！痛快！仿佛我看见了大强，这小子十岁就跟我进了车间哪，围着车床跑啊，看啊，冲着我喊：“爸，我要当工人，我要当和你一样的工人。”一会儿，这小子长大了，真当了工人。车钳刨焊，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样！又一会儿，当了厂长了，更有样，更像那么回事儿了。这晌，大强正手拿着图纸，眼巴巴地等着我呢。好！儿子嘿，你老爹就是拼上老命，也要再帮你一程。我要让你看看，你老爹到啥时候，都是响当当！当当响！只要这眼睛没闭，这口气不断，就是顶天立地的“杨八级”！

这是《父亲》里主人公终于理解儿子创业的杨万山那段感动过无数人的豪迈而又充满激情的独白。导演在这个戏里弘扬了一种精神，就像老杨头反复说的那句话“人活着要有精气神”，没有精气神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没有精气神的民族，无异于乌合之众，从这个层面讲，导演之所以创造出几处沉静的过场戏，似乎并没有忘记导演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父亲》的导演话语中有着一种警示，警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到了需要某种精神来支撑的时候了。

社会的转型，整个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这种向商业化的转向，给信仰、正义、良知、道德精神都带来严峻的考验，父亲的独立自主、艰苦朴素、自强不息、自尊自爱、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个社会应该加以弘扬的。生活在困境中的以老杨头一家为代表的社会的普通家庭，经常面对的是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要活下去就要和命运抗争，这就要有精神上的支撑点。导演为他们所确立的精神的支撑点，正是在苦难中的梦想，在艰难中的打拼，在打拼中的追求，在追求中获得做人的尊严，获得平衡内心与生活的方法和信念，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最朴实的精神支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活着的方式。杨万山最终理解了儿女们的选择，在理解中消弭了深厚的偏见，他理解了大儿子与时俱进的创业精神，并决定将自己残缺的肢体，但并不残缺的心智，投入帮助儿子实现梦想的事业中去；他理解了二儿子甘为平庸，做“蜘蛛人”，去清洗高楼的选择；他伏下年迈的身躯，背起清洗高楼而受伤的孩子，把他迎进家门；他为上街卖报、成为个体户的女儿而自豪。老杨头的形象种子在导演的意识中，始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匹带伤的老马，喘着粗气，咬紧牙关，挺直腰背，迎接着命运接二连三的严峻的考验，而始终高昂头颅，踌躇满志。

这出充满时代主旋律气息的话剧，其结尾是积极和光明的，既皆大欢喜又留有思索的余地。老杨和妻子扬起留恋的苍老的手，向儿女们告别，他们的告别是肩负共和国初期建设使命，和传承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象征化的造型。在儿女们的注视和敬礼中，在崇高的音乐的烘托中，他们渐渐消失在转台的一侧，渐渐淡出了观众的视线，这种淡出本身形象地隐喻了老一辈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淡出。随着新时代的创业者的淡出，以老杨头的儿女们为代表的新的建设者和推动者逐渐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父亲》的导演曹其敬认为，《父亲》的贡献，在于把工人请回了舞台，展现被世人淡忘的工人阶级的纯朴本色、传统美德、美好情操，以及他们的沉重的理想、抱负、困惑和迷茫，表现他们就是表现社会最基层的民众、最普通的百姓，表现他们就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当代社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