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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和主体心理的关系的介绍

时间:2023-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艺术和美给予了她心灵的安慰,她便用她全部的生命和爱奔向艺术并在那儿证实了自我的存在价值。

艺术风格和主体心理的关系的介绍

第三节 艺术风格和主体心理的关系

稍稍研究一下女导演的生活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遭遇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重危机,在危机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压抑心态。这群导演中人生道路最为坎坷不平的大约要数陈薪伊了:还未出世,生母吞金自杀,为谋求自救,母亲一纸“卖身契”把襁褓中的她交还给父姓家族,处处遭人白眼,生就倔强个性。两次离家出走,苦寻生母线索,20年后相遇,竟同处一台演出,邂逅离奇而又残酷。之后,父亲发送劳改,被划“黑五类”子女,成为专政对象,入党愿望受阻;好学上进,积极热情,却被定位白专批判的对象;艺术生命无望,生活极端贫困,迫于政治压力,亲生儿子投奔前夫,走投无路的陈薪伊想到自杀,但为了还是婴儿的女儿苟且活着,苦苦熬到了“文革”结束。《女人的一生》给了奄奄一息的导演生命以复活的生机,《奥赛罗》却又遭到无情的停排,改革夭折,艺术的理想屡次受挫(图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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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导演陈薪伊

命运的残酷最能磨炼人的意志,提纯人的高尚的品格。当艺术之神再次垂顾这位年届不惑的女导演时,那曾经的艰难人生和坎坷经历成为了她创作的源泉。她借悲剧史诗来倾吐人生的感悟,借英雄命运来表达人生的理想,她用百倍的勇气面对挫折和厄运。她在舞台上酣畅淋漓地追求真、爱和美,源于导演无数次地默默擦干眼泪,把人生的悲苦和不幸化为了富有理想、富有崇高和美感的舞台意象;她不辞辛劳地拜谒英雄的坟冢,为的是接近历史中伟大的心灵,体味舞台人物的强悍、弱点、苦痛和挣扎,洞察逆境中的人性如何伸展;她在舞台上放歌生命和激情,她说自己嫁给了戏剧。戏剧艺术给了她莫大的慰藉以及永远也不会失去的力量;曾经,除了孩子,她一无所有,投身戏剧就等于皈依宗教,她的精神从此富足……正如冰心所言:“成功的花,人们往往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水和牺牲的血雨。”

生活的磨难,心灵的苦难,让作为女人的陈薪伊尝尽人生百味,真可谓“苦难是财富,愤怒出诗人”。当她成为导演的那一天,这所有的不幸和所有的代价突然又都成了她艺术创作的精神财富。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对于半生坎坷的导演而言,生活的阅历和见闻成为了她最坚实的创作基石。然而,每一次排演,每一次创作对她而言,又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未知世界,每排一个新戏不亚于做一门新的学问,她迫不及待地向生活要回失去的时光,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本到手的专业书籍。生活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拿她开玩笑,命运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提起又抛下,而艺术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她温暖的希望和无限的渴望。她没有消沉在命运的潜流暗涌的恶浪之中,也没有麻木不仁地苟活在庸俗世俗的生活之中,艺术向她招手,她便硬是在折翅的伤处生出另一付翅膀来,艰难却义无反顾地飞翔。

艺术家创造力是需要自我的生命力作为支撑的。叶燮在《原诗》中曾提到:“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就是说作品的美学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家的“志”,而“志”与艺术家的经历阅历、思想修养、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叶燮还指出诗人(艺术家)需要有“胸襟”,所谓“胸襟”就是指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艺术家审美感兴的重要基础。可以想见,一个胸无大志、缺乏胸襟的人,他是不能够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生感的作品来的。因此舞台艺术并不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导演审美心胸、审美修养和艺术人格的体现。她说:

我爱话剧,有时我甚至要用生命来创作它,只有话剧把自己的冲动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性格的悲哀,性格的伟大,实际是一种探索人生探索生命的东西表现出来,只有话剧在探索人生,探索生命的这些范围内是戏曲歌剧远远达不到的,这才能称为话剧。所以在目前这个话剧现状下,作为“话剧研讨”的工作者,我们不只是制作者,还是个研讨者,第一个要解决的,话剧如何让它成为话剧。不是说观众不爱你了,你就乔装打扮,就像妓女一样,胭脂涂得厚厚的,花插得多多的来取乐于人,跳多少舞唱多少歌也无用……[4](图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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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 导演陈薪伊在给演员说戏

没有激情决不投入排练,没有激情便产生不了那些撼人心魄的场面,激情造就她的卓然不群,造就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舞台表达方式

对于所要表现的生活,她一定要寻索最直接的感受。排演《张骞》,她带领剧组乘一辆破车,不辞劳苦地踏上张骞出使西域路程,一路感受,一路酝酿,在一路风尘和肃杀的孤独的旅途中感悟戏剧的主旨和真意。排《夏王悲歌》,她远行宁夏,独坐李元昊荒凉的墓堆,与历史和古人作灵魂的对话,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天地之间体味强者的孤独。排演《贞观之治》,她执著地朝拜了唐王与魏征的陵墓,眺望两座强者的对峙的陵墓,她领略了君臣之间,男人之间,王者之间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交流和人生境界,出神入化地酝酿出了“一笑了之”的绝妙手笔(图185)。她如火的艺术激情来源于她对来之不易的艺术生命的感恩与珍惜,来源于她苦难中锤炼的意志和强健,来源于她顽强的生命力和对戏剧宗教般的痴狂。艺术和美给予了她心灵的安慰,她便用她全部的生命和爱奔向艺术并在那儿证实了自我的存在价值。这就是她们在艺术创作中无怨无悔地燃烧自己向着信仰和艺术献祭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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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5 《贞观之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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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6 《张骞》剧照

在陈薪伊导演的戏剧世界里,已经有许多浮雕一般的戏剧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中国话剧演出史上。张骞(图186)用剑割破手腕,让那殷红的热血,一滴滴流入甘父口中时,一束红光,象征生命的红光像一道红色的瀑布,从高空射下,划破黑暗,击退死神商鞅毫无畏惧地迎接着万箭穿心,在位高显赫之时被五马分尸的悲剧命运。在有限的空间中,导演争取了最大的自由,台的运转、倾斜、起伏均扣住矛盾冲突、人物情感、戏剧氛围,体现了舞台艺术的韵律之美。《夏王悲歌》对于全剧的意蕴及其舞台艺术模式和风格准确地整体性把握,并把这种把握化为舞台艺术多个部门进行创作的灵魂,张弛有致的表演,空灵流动、意味无穷的舞美与空间设计,导演以她的大气提升了全体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创造力,使整出戏无论在视听感觉上、在艺术形式上、在风格和戏剧意蕴的理性思考上,都渗透出丰厚的底蕴和魅力。

在《商鞅》一剧的导演阐述中,陈薪伊谈道:

我想不管哪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历史发展,随着生命的延伸,哪一个成功者不是千疮百孔,哪一个人当你做成一件事时,没有人骂你,何况商鞅乎?我们民族的脆弱,就在于像赵良的文化,常常为一根羽毛,而不能成功。有的人成功,有的人一辈子不成功,哪一个追寻理想的,有追求的,同时又有丰满的羽毛呢?这就是人的悲哀,谁要你是人呢?假如你是畜生你就愉快得多,假如你是飞禽,你就比畜生累得多,你当人吗?你做了人吗?你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吗?那你就要自己拔掉羽毛,不光别人拔……[5](www.xing528.com)

她要求每个演出的成员都要充满对生命的思考和激情,她要求《商鞅》一戏,要么震憾,要么什么都不是。她就是这样一个把灼热的激情溶化在崇高精神的张扬之中而后快的导演,这是她的文化特质,也是她的美学选择。她偏爱背景壮美、内蕴深厚、人性壮美、生命健硕、富有道德和精神张力的题材。有人比喻陈薪伊酝酿构思,寻找灵感时,简直像受困的狮子,在没有获得创作意象时,她绝不会步入排练场。她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家,在没有充分地运筹下,她绝不轻易率领她的部队冲锋陷阵(图187)。

艺术的天赋和生活的积累是成就陈薪伊的两大支柱,普希金曾对属于时代的诗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

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

像一只惊醒的鹫鹰。

他厌烦了世间的嬉戏,

不再聆听滔滔的人言,

他高傲的头不肯低垂在世俗的偶像的脚前;

他变得严峻,性情古怪,心里充满了繁响和紊乱,

他要朝向荒凉的海岸狂奔,投进广阔的喧响的树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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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 出演《商鞅》的演员阵容,从左至右:尹铸胜、娄际成、张名煜、佘晨光、杨绍林、吕凉等

生活曾经对陈薪伊导演很不公平,她曾说:“我的生命来之不易,我不敢懈怠。”但是,作为几乎包揽中国话剧所有大奖的女导演,在其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有一些作品受到理论家们的批评。比如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演出的《红楼梦》,因其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话剧演出艺术的某些规律,商业化的操作掩盖了其创作的艺术特质。为该戏作宣传的那些文字充斥着,“规模空前”“超强阵容”“经典巨制”等字样,而令演出熏染了商业的气息。追求票房和观众本没有错,正如导演田沁鑫说的那样,艺术家宁可选择市场也不要为那二十几个评委的眼光而活着。一个艺术家的一以贯之、甘于寂寞的艺术操守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红楼梦》演出本身选择了一种并不理想的演出空间,营造了一种并不和谐的观演关系,在陈薪伊导演的艺术生涯中传出了一种并不和谐的声音。有位美学家甚至批评,经典不是属于哪个人的东西,它是属于全民族的,全人类的遗产,它是民族的文化之根、生命基因,需要审慎地对待。因此,我们在对待经典的态度上尤其需要一种敬畏的创作态度。

一切艺术家,其成功的头颅之上总是戴着带刺的荆冠,总是有着坎坷生活的磨砺,他们的美好青春、理想和爱情也总是饱受风雨的侵袭。当青春不再,当衰老的脸上爬上了痛苦的皱纹,真正的艺术家不会迷失朝圣者的灵魂。忧患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积极地对待人生,苦难使他们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善、美。艺术家的血液里应当始终流淌着关爱生命、同情弱者、关怀民众的暖流,他的身上应当体现着虚怀若谷、宠辱不惊、无私高尚的人格风范,唯有这样的胸襟人格才能够对历史、社会、现实作出深刻的理解,从而唤起广泛的良知和美德。

【注释】

[1]1990年,童道明在王佳纳导演艺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徐燦,字湘img204,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人,是继李清照之后又一位才华出众的著名女词人。其词在题材上突破了惯常的“春恨秋愁”,将“故国之思”作为创作的主题,并将家国之感巧妙叠合,形成了以深隐、悲怆为特点的深邃词境。或典雅清新,或悲慨苍凉,才峰遒丽,开拓了女性词之意境

[3]朱光潜《刚性美与柔性美》,选自《大美人生》,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陈薪伊《〈商鞅〉导演阐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档案室。

[5]陈薪伊《〈商鞅〉导演阐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档案室。

[6]《诗人》,选自《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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