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来，妇女承受并挣扎于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制度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重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跋涉，终于在“五四”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潮流中，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被纳入了整个民族和社会寻求解放之路的主潮之中。
自“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因其被历史、时代所赋予的理想和方向而同整个民族谋求新生和复兴的愿望融为一体，并且随着时代政治的变化和进步而自觉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从20世纪初年到40年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革。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当中，妇女作为被解放了的群体力量，汇入了风起云涌的变革和运动的潮流之中。在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文化热浪中，我们寻觅到了首批作为被解放和获自由的女性参与戏剧创作、参与文化启蒙的崭新的背影，听到了来自于戏剧世界中女性作为文化角色的独立言说。
在寻找女性戏剧创作并不遥远的血缘关系时，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裹卷中华民族所有国人于其中的国民大觉醒之启蒙时代，是农耕文明的古老中国受工业文明的西方世界冲击而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既是庞大的锈迹斑斑的历史机器因不堪重负、无力回天而寻求转型的时期，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寻求转变的历史开端。这个开端同样也成为中国戏剧史女性写作的开端。
1915年，由《新青年》（图1）揭幕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引向到一种前所未有、蔚为壮观的地步。陈独秀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指出：“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父权奴隶制羁绊，以完全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以此为开端，《新青年》不仅连篇刊载妇女解放的文章，并于第二卷第六号开辟《女子问题》专栏，聚集了一大批关注妇女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吴虞、胡适（图2）、鲁迅、黄日葵、田汉、沈雁冰、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恽代英、蔡元培等有识之士，围绕着“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经济独立问题”等一连串关乎中国女性解放和进步的尖锐问题，向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和有力的批判，对于推动彼时中国妇女的精神觉醒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
图1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图2 胡适
就戏剧而言，这一时期出现的创作，其写作的题材涉及戏曲、诗剧、歌剧、秧歌剧、街头剧。女作家首次将戏剧的女主人公塑造成自由表达女性主体意志和思想的、积极说话的独立形象。她们在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重压之下的呼声、哭声和呐喊声，均都传达了拷问历史、扣问生命的真挚的感情；她们在激情咏叹和浅吟低唱中，均抒发了反叛现实、追求自由的决心和呼声。
戏剧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翼，因其可以凭借文学或者人物舞台表演的外在形式，而给予女性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面向社会和人群的舞台。她们不仅可以用文字，还可以用声音、行动进行宣传、公开讲述，接近大众进而启蒙教育改造人群，真正实现女性被倾听、被关注的由来已久的渴望和梦想。
随着当时的学界对于易卜生（图3）社会问题剧的译介，写实主义话剧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立竿见影的言说方式。易卜生式的戏剧形式和戏剧内容，因其直面社会问题的强大力量和探求真理的戏剧精神，完全符合彼时新青年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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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
图4 《新青年》杂志“易卜生号”
图5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玩偶之家》末场娜拉出走
1918年6月，随着“易卜生号”（图4）诞生在《新青年》上，一位名唤娜拉的女子，对着她失望的世界义无反顾地关上了身后的门（图5），这一举动获得了远比关门本身更为有价值的社会意义。舞台上那一记有力的关门声，似乎震颤了整个中国的土地，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自此获得了冲破黑暗的世俗和吃人的礼教的勇气和力量。以胡适的《终身大事》为先声，中国出现了大批娜拉剧。每一个娜拉都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明证，自此，易卜生式的西方写实主义话剧成为女性自我言说的重要形式。一批不满现状的女作家成为易卜生忠实的追随者。这群不断追求个性和自我解放的女作家在戏剧的世界里塑造一个个自我精神的化身。其笔下角色的语言和思想凝结着剧作者深沉而又严肃的思考，西方写实主义的话剧模式在中国第一次成为了女性个性和理想张扬的最佳载体，给予了女性集体文化革新和重生的希望与仪式。
从对妇女解放的鼓动性、对父权统治制度的破坏性意义上，女性借由易卜生式的写实主义戏剧这一载体所产生的力量要比其他文学体裁大得多。这种力量在于，借用戏剧，不仅可以支配和传达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走出闺阁，迈向社会。在对自我生存价值的判断中、在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在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中，交织了她们的抗争和屈从、激情和颓丧、前进和妥协、勇往直前和徘徊不定，交织着身心的痛苦和艰难的选择。她们中有身心俱疲痛苦挣扎的白薇；有婚姻不幸躲进书斋的苏雪林；有冷静剖析社会人生的袁昌英；有隐藏女性身份执著革命的颜一烟；有告别了莎菲时代的丁玲……她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暴风骤雨似的战斗，在文学的天空，女性找到了人生最好的依托和慰藉。终于在20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女性戏剧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了白薇、杨绛、丁玲、濮舜卿、石评梅、袁昌英、陆小曼、颜一烟、凌叔华、林徽因、赵清阁、沈蔚德、李曼瑰、李伯钊、张爱玲等一批女剧作家的身影。
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女性乘着艺术的翅膀，飞越了几千年来驻足仰望的命运的险峰，从闺阁生活走向了现实人生，从现实人生走向了文学创作，又从文学创作走向了戏剧演出的舞台。继女性创作的文学高峰之后，戏剧之神将她的权杖交与备受歧视的女性之手，并荣耀地将胜利者的桂冠加诸其首。女导演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平等”一词的进程。因为，导演这个名称，是极富权力的象征意味的一个词语。
导演，在世界戏剧史中的出现，远没有演员、剧作家来得古老。“导演”这个名称的确立，以及作为一个职业的真正出现，当是西方戏剧刚刚跨入19世纪门槛的时候，职业化的导演一经产生，便打上了男性的烙印，权力的色彩。导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舞台艺术的作者，是演出空间的主宰，是舞台特权的象征，女导演的出现打破了许多世纪以来保留给男性的这种特权。在“导演”这个崭新的社会角色中，她们可以言说爱、理想、美和信仰，她们可以开创自己崭新的艺术世纪。
值得思考的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是以女性个体的思考和表达，并形成笔端的文字为其特征的，除了需要面对来自主流文化的批评和攻击，面对并不公正的社会舆论和人生压力之外，女作家的创作过程基本上可以束之高阁，远离尘嚣。然而，女导演的出现无疑宣告了女性职业和艺术生涯的一种更为特殊的存在形态：投身社会，直面矛盾，独立思考，感召人群，时刻被异己的话语体系所裹卷，时刻被男性的强大气势所笼罩，时刻需要给予不公正的现实以有力或者无力的回答，时刻要直面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所必须要面对的一切具体而又尖锐的问题。
话剧作为20世纪初才在中国扎根和萌芽的舶来艺术，最初的导演者行列里不见女性的身影。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话剧女导演，从理论到实践均对中国现代演剧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女导演，应是孙维世（1921-1968），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导演艺术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她的导演艺术创作和实践掀开了中国女性导演史的扉页（图6）。在个别地分析和研究女导演的创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就中国话剧史上女性戏剧的第二次高潮，也就是新时期至90年代，女导演群体的崛起与发展作一次历史的俯瞰。
图6 孙维世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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