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宫廷演剧的理性回归
戏曲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朝廷仪典的一部分而被最高统治者采纳的。它作为宫廷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有着为皇室成员提供娱乐服务的功能。将戏曲作为皇家庆典的一种手段和宫廷礼乐的组成部分并无可厚非，作为帝后们的适当娱乐也无可指责。然而，礼乐的首要目的在于感化人心和体现秩序，并非是文治武功的炫耀。乾隆时代庞大的演出机构、频繁的演出场次和浩大的演出规模，使得此时的宫廷演剧已远远超出了国家礼仪的需要。乾隆时代的宫廷演剧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皇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和追求游艺与视听享乐的私欲。宫廷演剧已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浪费。
嘉庆和道光两代皇帝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嘉庆间，经济衰退，且内乱不断，为节省开支，嘉庆帝缩减内廷伶人的编制，使景山和南府的总体人员规模比乾隆时缩小了一半。道光时代的清朝更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在此情况下，道光帝继承了嘉庆克勤克俭的治国理念，进一步对内廷伶人进行裁减。道光元年，撤销景山剧团，将景山大小班归并南府。道光七年，又撤销南府，将其改制为昇平署，并裁退全部民籍伶人。据保存完整的道光九年(1829)的《昇平署人等花名档》，当时共有人员110名，与乾隆朝二三千人的规模相比，几不足道。
可以说，清宫演剧的高潮自嘉庆开始回落，道光更是一个重要转折。咸丰、同治两朝是这种回落的继续。这种回落，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戏曲演出在宫廷中回归理性的过程。但是这种回归，在嘉庆和道光是一种自觉，在咸丰和同治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因此，咸丰、同治时期的宫廷演剧呈现出这样两方面的状态:
一方面，有着逐渐升温又徘徊反复的复杂态势。咸丰帝十分喜爱戏曲，据说他喜好做鼓师，自己也好学唱戏。因此，道光朝留下的仅由少量太监伶人组成的昇平署自然不能满足咸丰帝的观剧欲望。同治帝登基时尚小，只有六岁。但由于慈禧太后的影响，同治帝后来也成为一个大戏迷。可以说，咸丰、同治两朝宫廷的主人们都有使宫廷演剧复兴的欲望。
但是，在帝制社会中，先王的章程是不能随便改的。我们看到，从乾隆年间庞大的南府与景山转变为道光间微小的昇平署，是逐步完成的，且中间经过了两个朝代。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咸丰帝虽然喜好戏曲，然而也不敢一步到位，只能是渐渐增加昇平署人员，使宫廷演剧的水平、规模有所提高。在咸丰朝大部分时间里，昇平署的艺人构成并无太大变化，人员只是有少量的增加。但由于咸丰帝的喜好，昇平署演戏变得比较频繁。到了咸丰十年(1860)，才恢复了自嘉庆朝开始裁减、道光朝完全清退了的外学(民籍伶人)，开始从京城著名的戏班中挑选名伶入昇平署当差，甚至传唤戏班到宫中演戏。不久，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仓皇逃至承德避暑山庄。此次出逃，为他提供了一次无拘无束过戏瘾的机会。咸丰帝带到避暑山庄的不仅有自己的宫眷，还有众多的戏曲艺人。在咸丰帝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庄中上演了320余出戏，有的还演了不只一次，几乎是天天演戏。这是清代宫廷演剧史上极为热烈又极为荒唐的一幕。
咸丰帝死后，进入国丧期，是不准演戏的。同治二年，又将咸丰十年所传民籍人等永远裁革，使宫中演戏“以符旧制”，宫廷演剧再次回落。同治帝和慈禧虽然酷爱戏曲，但是整个同治朝，除了留下少数民籍的场面(伴奏人员)外，宫中登台唱戏的全是太监伶人。之所以有这样节制的状态，一般认为是受到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制约的缘故。
另一方面，总体保持着低水平的演出状态。晚清宫廷演剧虽然在咸丰末年出现过短暂的高潮，但总的来看，咸丰、同治时期直至光绪初年，是清廷演剧的低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籍伶人的退出，二是演出规模的缩小。
是否有民籍伶人(即“外学”)或是否有民间戏曲艺人进宫演出，是宫廷演剧繁盛与否的重要指标。虽然宫廷演剧对民间的戏曲发展有着很大的鼓舞与刺激作用，但戏曲毕竟是大众艺术，根在民间，生力军在民间。主要由太监艺人组成的“内学”在演出技艺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比不上生龙活虎的优秀民间伶人。因此，只要是在宫廷演剧的兴盛期，必有大量的民间艺人或民间戏班进宫演出。
清廷起码从康熙时就开始从南方挑选民间伶人，人数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为“外学”。乾隆时代，外学的规模更加庞大。这些民籍的艺人不但演出，有些还担任太监艺人的教习。在本时期，则只有咸丰十年(1860)到十一年(1861)有过一段短暂的传唤民间艺人的时期。此时的伶人也不再从南方选进，而是由昇平署在京城的戏班当中挑选。同治二年(1863)又裁退了咸丰十年所传入宫的所有民籍学生。由于国丧期间不能唱戏，因此实际上除了咸丰晚年的一两年内，从道光中叶直至光绪初年，在宫廷中承应戏差的全部是宫中太监艺人。(www.xing528.com)
从演戏规模上看，嘉庆朝尚常有大型连台本戏的演出，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月一个月内就在圆明园的同乐园演完了全本的《鼎峙春秋》，共10本240出。道光时代的宫廷演剧规模有了一定的收缩，但还是有一些大型的戏曲活动，不过已不是在短时间内连续演完，而是每月只演一两本，陆续演完。比如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内廷排演了大型连台本戏《升平宝筏》和《鼎峙春秋》。其他大戏如《昭代箫韶》在道光后期也曾演过。
咸丰朝宫廷上演连台本大戏，更多是整理改编演出一些节本，或演出某部大戏中的一段。同治朝初期，自咸丰皇帝去世后，由于服期等原因，清宫实际上有四年多的时间没有演剧。直到同治四年(1865)十月，宫内里才开始演戏。但在恢复演戏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内廷唱戏仍然不多，清宫演剧真正开始大量增加演出场次，实是在同治八年(1869)之后。不过，在此期间除了召回三名民籍随手(指伴奏的乐师)之外，清宫没有挑进民籍伶人，因此内廷演戏人手十分紧张。在以后的几年里，清宫演剧一直维持着由太监伶人担任的低水平小规模的演出。
2.乱弹戏在宫中的发展
清代宫廷演剧，自开国至乾隆，例为昆弋二腔。乱弹戏最早是在何时进入宫廷，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据目前所知资料，在乾隆本《鼎峙春秋》中就标明有“侉戏”的片段。“侉戏”或称“侉腔”，是清代内廷戏剧和南府、昇平署档案中的一个特殊的称谓，泛指时剧、吹腔、梆子、西皮、二黄等，也即乱弹的又一名称。据此推测，乱弹戏可能在乾隆中后期就曾进入过宫廷，但也许只是昆、弋大戏中的偶尔点缀。[1]
嘉庆、道光两朝戏曲档案中都曾提到“侉戏”的演出。如嘉庆七年(1802)的《旨意档》内有这样的记录:
长寿传旨:内二学既是侉戏，哪有帮腔的?往后要改，如若不改，将侉戏全不要。钦此谨遵。(五月初五日)
可见此时的宫廷已确定有“侉戏”，而且太监伶人已经开始学习“侉戏”，只是他们对“侉戏”的认识尚不如皇帝清楚，以为“侉戏”像弋腔一样有帮腔。嘉庆朝尚有民籍伶人，这些“侉戏”应该是由民籍伶人带入宫内，并由他们教授给内学。这从道光年间昇平署档案的记录中可略加佐证。道光三年正月十一日所记录的“吹腔”《奇双会》和道光五年正月十六日所记录的“西皮”《长坂坡》，以及同年七月十五日演出的侉戏《贾家楼》俱标明是“外学”所演。而且在《贾家楼》演毕后，道光尚有面谕:“俟后有王大臣听戏之日，不准承应侉腔戏。”此外，曾经在嘉庆朝出现的“侉戏”记载，在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戏曲档案中，则改称为“乱”，即是“乱弹”。[2]
在道光七年(1827)，建立昇平署并清退所有民籍学生后，宫中仍有乱弹戏演出。在道光年间的《恩赏日记档》中，道光十二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都有乱弹戏演出的记载。但这一时期演员都是太监伶人。嘉庆、道光间的宫廷虽有乱弹戏演出，但是数量极少，所占全部演出剧目的比例大约不足百分之一。从嘉庆七年嘉庆帝曾下令:“以后都要学昆弋，不学侉戏”和上述道光五年的面谕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对乱弹戏还是相当限制的，不能随便演出，有些“郑声淫”的意思，不合皇家的庄重体面，也怕给王公大臣带来不良的风气。
咸丰十年(1860)以前，宫廷演剧中的乱弹戏仍然是偶尔上演。这与宫廷典礼要求使用昆弋腔以及太监伶人尚不会太多乱弹戏有重要关系。咸丰十年，重召民间艺人入宫当差。自三月二十一日挑选第一批开始至五月二日，总共选入民籍演员40名，其中昆剧演员19名，兼演昆乱的5名，专工皮黄的16名。可见皮黄戏在宫中的演出有较大的增加，但此时的整个宫廷演剧仍是以昆弋为主。本年五月份宫廷曾让所挑民籍艺人自定去留，有7名艺人自愿出宫，其中6名都是皮黄演员。王芷章在《清代伶官传》中分析其原因曰:“宫中习好，仍重昆腔，乱弹诸戏，新不敌旧”，故众人“不愿在内当差”。[3]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份又选进民籍演员20人，其中昆剧演员4名，昆乱兼演1名，皮黄15名。本批挑入的艺人中皮黄演员的比例明显增加。另外据朱家溍统计，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共演弋腔、昆腔、乱弹”320余出，其中乱弹戏共100出，几乎占整个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4]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宫廷礼仪自然以昆弋为传统，然而真正吸引帝王观剧兴趣的还是正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鲜腔调乱弹戏。
同治朝虽然演戏比较节制，但乱弹戏在宫廷演剧中的比重还是有所增加。首先，相比于咸丰朝的“内学”多不能演乱弹戏，此时期的“内学”伶人已有不少能够昆、乱兼演。由于当时不能随意召民间艺人进宫，慈禧即下令太监们学习乱弹戏(主要是皮黄戏)。其次，慈禧所在的长春宫常上演乱弹戏。有明确记载的，比如同治九年(1870)四月初九，所演八出戏中有两出乱弹；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二出戏中有九出乱弹；同治十年(1871)正月初一，十一出戏中有四出乱弹；初二，九出戏中有三出乱弹。在长春宫演戏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长春宫天天演戏，档案上却并不记录下具体上演的剧目。可以推测慈禧是由着自己的爱好安排剧目，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宜公之于众，进而可以推测在这些戏中应当有大量的乱弹剧目。
综上分析，乱弹戏于咸丰、同治两朝在宫廷演剧中的比重有了相当的增加。虽然直到同治末期，就演出总量上看，宫内演剧乱弹戏仍明显少于昆弋两腔，但比重的增加足以说明民间乱弹戏已经蓬勃发展，进而影响到宫廷的观演风尚。另一方面，此时慈禧对乱弹特别是皮黄戏的喜爱，已为光绪中后期宫廷演剧的新高潮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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