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统治者建立了满汉联合的全国统一政权后，迅速接受汉文化传统，实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吸取和利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以维护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和思想统治。康熙南巡时，专门谒孔庙，并召集官吏和儒生讲经。康熙九年(1670)，康熙皇帝以儒家学说为依据，亲自制定并颁发了“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强调“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雍正即位后又为之作注，称为《圣谕广训》，在全国宣讲推广。清初统治者崇雅尚正，对戏曲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十分重视，对不符合封建道德的、包含“诲淫诲盗”内容和具有民族思想反抗意识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禁毁。“康熙二年议准，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1]一方面也利用戏曲艺术来满足娱乐的需要。清初保留了明代教坊司的编制，宫廷演戏和奏乐由隶属礼部的教坊司女优承应。自康熙朝起，清宫在内务府属下建立了正式管理戏曲演出的衙署——南府，培养训练年轻的太监和艺人子弟来承应演出，从南方找来伶人充当教习，将演剧活动纳入宫廷的正规的文化活动来管理。清人在入关前曾规定“四等人不杀”，包括“优人，能歌汉曲，不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入关掌握政权后有了优越的条件，搬演戏曲也就成为宫廷文化生活的常态，每逢节令都要上演大戏。戏曲也是朝廷点缀歌舞升平的重要形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因三藩之乱平定，“上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董含《莼乡赘笔》卷四“大西甫”)。清代初年官署蓄乐演剧是一个普遍现象。河南御史余缙曾上书严禁蓄优，谓“近自京师，远及外省，优戏烦多，几等四民之一。而在外将军、副都统及督、抚、提、镇等官，多自蓄家乐，演习歌舞”。[2]顺治皇帝福临年轻好学，阅读《鸣凤记》传奇时为杨继盛的忠烈故事所触动，看戏后进一步了解杨继盛等与严嵩斗争的史实，认为杨继盛在剧中不够突出，于是命吴绮、丁耀亢重新编写这一题材的剧本。吴绮所撰传奇名《忠愍记》，得到福临的赏识，因此由中书迁武选司员外郎，即以杨继盛原官封之。[3]顺治还对尤侗的《读离骚》大加赞赏，并让宫中教坊伶人演出。康熙喜好戏曲，对戏曲历史和声腔演变有精深的研究，《圣祖谕旨》中说:“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4]康熙对昆山腔和弋阳腔都很重视，要求南府认真组织排练，从其严格具体来说，可知康熙在戏曲方面还是很内行的。康熙五十二年由朱骏业、王原祁、冷枚、邹文玉、徐玫等根据万寿庆典盛况绘制的《康熙万寿图卷》中，可以看到演出的剧目有《白兔记》、《西厢记》、《金貂记》、《安天会》、《浣纱记》、《单刀会》、《邯郸梦》、《玉簪记》等剧目和选场，为当时流行的元明杂剧、传奇的优秀作品。孔尚任《桃花扇》写成后，“王公荐绅，莫不传抄，时有纸贵之誉”。康熙皇帝得知后，命内侍索取剧本，要的很急，而孔尚任手头没有，“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半年后孔尚任因“疑案”免官，有人认为与《桃花扇》中怀念亡明、不忘故国的民族情绪有关，毕竟是猜测，没有实证。但《桃花扇》并没有被禁演，“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却是实事。演戏是宫中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清朝统治者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自入关后就没有停止过。宫廷演剧活动是清代戏曲的组成部分，统治者的好尚提倡对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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