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慧”“致”:潘之恒的演员论

中国戏曲艺术以唱念做打为表现形式，因此对于演员的素质有着特别的要求，戏曲表演的成功与否，演员的素质及其技艺的高下成为关键。自元代戏曲艺术诞生以来，人们对于演员素质就特别关注。胡祗遹《<黄氏诗卷>序》中就提出过“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举止闲雅，无尘俗态”，“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等“九美说”。夏庭芝《青楼集》主要是记载当时演员的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戏曲演员论“色艺”批评的观念，如评“天然秀”之“色”:“高丰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评其艺:“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评“顺时秀”云“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评“喜春景”云“姿色不愈中人，而艺绝一时”。

晚明潘之恒是著名戏曲艺术批评家，他对演员的评论最有特色。《鸾啸小品》中“仙度”一文评价演员杨姬云:

人之以技自负者，其才、慧、致三者，每不能兼。有才而无慧，其才不灵。有慧而无致，其慧不颖。颖之能立见，自古罕矣!杨之仙度，其超超者乎!赋质清婉，指距纤利，辞气轻扬，才所尚也，而杨能具其美。一目默记，一接神会，一隅旁通，慧所涵也，杨能蕴其真。见猎而喜，将乘而荡，登场而从容合节，不知所以然，其致仙也，而杨能以其闲闲而为超超，此之谓致也。所以灵其才，而颖其慧者也。^[85]

文中谈到的“才”是指天生禀赋，包括形体、声音以及容貌姿态等方面。“赋质清婉”，指姿态方面的气质，容貌气质的柔美明丽；“指距纤利”，指形体，特别是手足的敏捷轻便；“辞气轻扬”，指声音的明快悦耳。以上的评价应该和杨姬应工的行当有关，但声容方面的“才”是演员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则是一致的。声色之美是戏曲艺术美最为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也是普通观众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所以演员在姿容、声音方面必须具有美感。

但天生禀赋的“才”是比较表面的一个层次，故而第二个层面提出“慧”。慧就是心智灵动聪慧，所谓“一目默记，一接神通，一隅旁通，慧所涵也”。记忆力、理解力、观察与想象的能力都以灵慧为基础。演员仅仅有美好的声容，那只是具备了天赋之“才”，这种才质是演员的基础，但“才”本身不是表演，再好的声容也不是戏曲艺术。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使得具备演员基本素质的人(有相应才质的人)，通过后天的学习，掌握戏曲表演的方法和技巧，所以说慧能“灵其才”，让他的天生才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运用。《傅灵修传》中写傅灵修“美艳异常”，为人闲静，跟随父亲学习弦索，登台表演，能使得“一坐尽狂”；后因为昆曲兴盛，遂“习为曼声遏云，吴人咸挢舌不下”。后演出韩上桂杂剧，“一夕而竟，十日而成音”。因为她的灵慧，才学南北曲都有成就，并且能短时间内排成一部杂剧，并达到令人交口称赞的效果。(www.xing528.com)

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的演员彭天锡也是慧能“灵其才”的典型例子，彭天锡擅长演丑角，他在舞台上“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可见此人是有演丑净的才具，他的眼神、面容估计都比较的有杀气。但而能使得他演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乃至“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的原因，却不仅仅是他天生才质所能办到的。张岱说他“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则这些平时阅读之书史、寓目之山川、对社会人生的感触，都能融进他的戏曲表演之中，这就是他作为演员的灵慧之处，也正是有这样特出的智慧，天生的声容相貌上的特点被发挥出来，才足以让他把人物刻画得那么淋漓极致。

慧也能补其“才”，天生才具有限，具有聪慧心思者可以想办法弥补才的缺憾。焦循《剧说》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梨园佳话。某戏班一次演出时，因故缺一净角，陈明智被朋友推荐来帮忙。演净角一般必须身材雄伟，声音宏大，而陈明智“形眇小，言复呐呐不出口”，当轮其演出《千金记》中的项王时，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布囊，“出一帛抱肚，中实以絮，束于腹，已大数围矣；出其靴，下厚二寸余，履之，躯渐高；援笔揽镜，蘸粉墨，为黑面，面转大。群优乃稍释，曰:‘其画面颇勿村。’”陈明智从才具上来看，是有缺陷不足的，身材短小，看起来气度萧瑟，但他通过自己巧妙的化妆，却改变了天生的缺陷，这就是慧能补才的典型例证。

第三个层面是“致”。“见猎而喜，将乘而荡，登场而从容合节，不知所以然，其致仙也，而杨能以其闲闲而为超超，此之谓致也。”“见猎而喜”是一个典故，用宋代著名哲学家程颐的故事，说他十几岁时喜欢打猎，十几年后一天傍晚回家，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见猎心喜”比喻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将乘而荡”用《左传》中记载的一段关于齐桓公夫人蔡姬的典故，蔡姬习水，所以上船后禁不住要荡舟嬉戏。所以这两个典故，指的是一种兴趣盎然的状态，在这儿都是说一种表演的冲动，演员必须有强烈的表演欲，对舞台有着向往之心。但同时登场后又不能过火，即京剧所谓“洒狗血”，必须“从容合节”。潘之恒评杨姬“能以其闲闲而为超超，此之谓致也”，意思是能从容地表现出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所以有致。因此，“致”有两个重要层面，一是演员的素质，一是从容自然的表演风格(自然潇洒)及其美学个性(淡净隽永)(参“致节”条，“筠喻”条)。后者属于表演学范畴，留待下节再论。这里主要分析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即演员的素质层面的“致”。即使是演员素质层面，“致”既指浓烈的表演欲望和表演冲动，也指能够形成从容自然表演风范的个人风度和韵致。这种表演冲动和个人风度、韵致，实际上就是文人所欣赏的情致，情致情致，重点在一情字。古代演员喜欢舞文弄墨，和文人相互唱和，学习书法绘画等艺术，这不仅仅是一种交际，更是自写其情，丰富情感的蕴涵和培养情感的表现力，然后潜移默化到戏曲表演中去。所以“致”在演员素质层面，就是指丰富的情感及其表现情感的能力。故而《情痴》一文说“古称优孟、优施，能写人之貌，尚能动主。而况以情写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写吴越石家二孺“各具情痴”，故而其演《牡丹亭》能状出杜、柳的情状:“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因为二孺本是情痴，所以他们能深刻地理解所要表演的人物，《牡丹亭》中的情事“父母不之信，天下莫之信，而两人之自信尤真也”，而二孺也自信尤真，所以能写出两人深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说明“致”就是指丰富的情感感受力和表现力，因为有这种能力，故而在看到触动了自己的作品时，才有浓烈的表演欲望和冲动，正如杭州女伶商小玲那样，因为本自多情，所以对于《牡丹亭》才能那么突入地演出，那么强烈的表演冲动，并且入戏过深，猝死在舞台之上。

综上所述，潘之恒所谓“才慧致”，就演员素质而论，包括三个层次，即演员的天生禀赋，表现在声色形体等外部；其次是演员灵慧的智能，表现在记忆力、观察力、理解力等直觉与理性思维方面；第三个层次“致”，表现为演员的情感感受力和情感艺术的鉴赏力，并因为这种感受力而被剧本打动，产生的那种跃跃欲试的表演冲动和欲望。第三个层次越来越接近表演领域，并与前两个素质结合起来对表演产生深刻的影响，故而“致”也有着表演美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