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的理学诗派就主张发明儒家义理以求有补于道德风化，并要求诗人要吟咏性情之正，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南宋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经过元代前期的努力，元代中后期理学大行于世，崇尚冲淡平和的“性情之正”已然跃居为主流审美意识。[96]虞集所言本来是元代中后期的诗歌主张，是其时所谓“承平气象”、“盛世之音”的典型代表。可见，追求和实现“冲淡平和的性情之正”已成为这个时代共同的审美风尚。
早在南宋后期，随着理学家的被重新启用，儒家的正统文学思想就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当时的理学诗派就主张发明儒家义理以求有补于道德风化，并要求诗人要吟咏性情之正，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南宋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经过元代前期的努力，元代中后期理学大行于世，崇尚冲淡平和的“性情之正”已然跃居为主流审美意识。如元代诗文的代表人物虞集(1272—1348)所认为的:
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96]
虞集所言本来是元代中后期的诗歌主张，是其时所谓“承平气象”、“盛世之音”的典型代表。但鉴于元前期以来主流文化思想对戏曲创作的成功同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剧坛于不同层面都在实践着这一主张。如顾瑛(1310—1369)《制曲十六观》中所言:(www.xing528.com)
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曲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97]
顾瑛在这里一再追求和强调的“雅正之音”，正与虞集本人在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序言中所期许的“据和平正大之音，以揶扬今日之盛”[98]的目标声气相投。如果说，顾瑛的《制曲十六观》主要拘泥于文学语言，这种美学追求在戏剧作品中亦有明显的投射:如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宗旨，《拜月亭记》怒而不怨、蕴藉柔婉的艺术风格；元杂剧作品中，郑光祖《倩女离魂》淡静端丽的语言风格和哀而不伤的情节设置。可见，追求和实现“冲淡平和的性情之正”已成为这个时代共同的审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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