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杂剧的优谏功能和娱乐功能

宋杂剧基本上出自优戏一脉。伴随着唐五代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主和新型市民阶层力量迅速崛起和逐渐与王公士族相抗衡，优戏一脉在宋代文化的雅俗融流中尤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分流衍变过程。

中国的优戏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王宫里，一直为古代贵族社会所喜爱。优戏从产生以来一直到宋代，虽历史延绵久远却始终保持在短小、即时、调笑戏谑的基本风格下，满足于艺术的表层效果，几乎没有向更高级的戏剧形式发展。史载唐庄宗和宋徽宗都以在内廷亲自演出优戏为乐，明代宫廷中也依然有优戏存在。王国维也指出，“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32]。可见优戏在中国戏曲完全形成以后，依然有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对宫廷和上层社会而言，寓庄于谐的“优谏传统”正是优戏千年持续不绝的原因所在。从这一点上说，正是优戏的社会功能限制了优戏娱乐功能的发展。

优戏所指涉的多是与上层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敏感问题。所以，与演出的环境和对象相适应，优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在宋代，宫廷政治生活、外交活动对优戏俳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岳柯(1183—1241)《桯史》卷十三载南宋时期:

蜀优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燕集，多用之。^[33]

周密(1232—1298)《齐东野语》卷十三载南宋中后期:

王叔知吴门日，名其酒曰彻底清。赐宴日，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此酒名彻底清，却何如此?”答曰:“本是彻底清，被钱打得浑了。”此类甚多，而蜀优尤能涉猎故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

当史丞相弥远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制阃大宴，有优为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相与言吾侪皆选人。遂各言其姓，曰“吾为常从事”，“吾为于从政”，“吾为吾将仕”，“吾为路文学”。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汝何不钻?”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其离析文义，可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34](www.xing528.com)

又张端义(1179—1248)《贵耳集》卷下记载:

史同叔为相日，府中开宴，用杂剧人。作一士人念诗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自后相府开宴，二十年不用杂剧。^[35]

两宋时期，以杂剧为代表的谐谑艺术已经渗透到关乎国家事体、官方意志和宫廷礼仪规范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每逢国家重大庆典，宫廷的杂剧演出往往和歌舞相间，程序性和仪式性都很强。在宋代文化雅俗融流的大背景下，在相对宽松优裕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宋杂剧从宫廷走向了市井，完成了一种娱乐形式的强有力的蜕变和升华，为中国成熟的、综合戏剧艺术的出现，尤其为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初具规模奠定了基础。

优戏一脉的宋杂剧的广泛普及及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其时娱乐文化高度繁荣的一种标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祭神活动亦有杂剧类的演出:

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姓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戈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绵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钩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36]

北宋后期，中原地区的杂剧演出活动已由都市延伸到乡村^[37]。即使北宋灭亡之后，这种习俗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地区依然颇为盛行。虽然杂剧在北宋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艺术结构，但已更多地与草根文化融合，它所关注的范围扩大，不再仅限于上层政治生活，而是迁延和扩展到寻常百姓家。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对后世的某些娱乐形式产生了长久有力的影响。

以往高踞在上的“优谏传统”分流之后，更多地带有了市井的调笑戏谑色彩。作为民间勾栏娱乐形式之一的杂剧和宫廷优谏一脉的杂剧一样，其表演方式和审美方式在中国文化格局里并未随着宋杂剧由初级戏剧向高级戏剧的过渡而消亡，而是因为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而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且深受当时和后世的民众喜爱。例如在距离汴梁二百里外河南偃师的宋墓墓壁砖上，就刻有北宋末年汴梁著名的杂剧女演员、露台弟子丁都赛的演出画像。现今红极一时的东北二人转的传统表演，其演出程序和调笑风格，乃至整个舞台形态就极具宋杂剧的文化基因。其中，优戏“不立文字”的表演形态，并鉴于勾栏性质而形成的装疯卖傻、哗众取宠的娱乐传统确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