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诗化思维,诗化思维的确立

唐五代以来，各藩镇拥兵自立战乱频仍，民生疾苦，永久性地结束由武人主宰的战乱兵祸、建立太平盛世成为民心所向历史所归。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出现了五星聚奎的星相事件，成为了重大的符瑞而极受时人重视。五星聚奎作为文治之兆，围绕这一罕见天象的解读，表明了当时社会士庶上下久厌刀兵及对营造太平盛世的普遍渴望。为了稳固统治避免重蹈五代覆辙，宋初的几代帝王顺应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实施了抑武崇文、尚士务学的治国方略。读书人以科举登上仕途，参与国家政事，一时书院兴盛、典籍繁荣、文才辈出。

唐代科举虽以明经、进士两科最盛，但中唐以后，进士地位凌驾于明经之上，为世所重，进士科也成为后世取才之标准。进士科试题兼试诗赋，比明经为难，加以政府的提倡文学，于是进士科成为士人争相趋之的对象。出于应科举的需要，学子埋首于诗赋中，从而促进了唐代诗赋的兴盛。科举制在北宋达到最高峰，宋代常科的科目虽然比唐代大为减少，但其中的进士科却是仍然最受重视的，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虽然《诗经》已经为后世的中国封建时代定下了美的规范，但正是唐宋科举注重进士科的特点，使得诗歌(尤其抒情诗)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结构中心的文化布局得以最终确立。在国家、民族元气淋漓的盛唐时代，诗人们用诗歌表达了一种文明的精彩和对这种文明的自信。宋代尤其礼遇文士，文士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保证了诗化思维方式在中国艺术思维方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传奇中的诗文结合，叙事与抒情结合的表现方法，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小说向诗歌靠拢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在对同一题材的欣赏和消费上，宋代亦表现出强大鲜明的诗歌化取向。北宋赵令畤(1061—1134)在其《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前言中在谈到崔张故事的普及传播时指出:

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叙异，莫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綄弦。^[29](www.xing528.com)

可见，在当时的审美风尚下，“比之以音律，播之声乐，形之綄絃”几乎是最高的审美理想。

中国的诗化思维来自于中国艺术对古老的混沌思维的崇尚，而其间必伴有对声情之美的高度追求。因而，清代的焦循(1763—1820)总结说:

不能弦歌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体格虽殊，不乖此旨。晚唐以后，殆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30]

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虽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着性质上的重大差异，却非殊途迥异。正如陈平原先生指出的，“任何后起的文学形式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挤进文学结构的中心，都得向诗歌靠拢”^[31]。也正是在这种审美趣味下，中唐以来的“说话”和“俗讲”这些诗质因素很重的世俗文艺形式，在宋元时代一方面是继续沿着文学的路子发展，另一方面却走向立体化展现在舞台上并促进了行当的发展，为戏曲艺术的成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