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意识的勃兴，宋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按照德国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的观点，艺术和美所产生的精神效果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方向:艺术的表层效果和深层效果。艺术的表层效果产生在深层效果之前，以追求快乐为目的；而人们在艺术中寻求深层效果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追求幸福。艺术的深层效果是各种艺术效果的核心，它具备了精神的深度也具备了完满的生命体验，由于观赏者那最深刻的人格及其对各种艺术价值的理解而产生。^[27]中古以前，我国艺术的深层效果是主要由诗歌来表达和完成的，来自悠久的农耕文明中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与敬重，其文字的气韵暗合了自然的律动，应该是属于高雅范畴的、小众性的艺术。而另一方面，属于通俗范畴的、大众性艺术的迎神赛社所进行的百戏伎艺活动代代相因，仅仅局限于表层艺术效果的追求和实现。

唐代与宋代的文化特征确然又存在很大的差别，从整个文化构造而言，具体表现在基础性的层面即一般社会生活。宋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雅俗两种倾向相反相成而极具张力，文化活动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平民化、大众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一方面，流行于士人阶层的传统的高雅文化，随着士大夫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进一步走向精深；另一方面，商业经济对文娱活动的要求极大地提升，传统的单纯的抒情文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文艺的多方面需求了，市民文学和百戏伎艺更加兴盛，文艺领域的叙事意识勃兴。从整个古代社会文化发展来看，这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肇端于中晚唐，其深刻性在于，它在中国文艺的格局传统中终结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在都市勾栏里开始了由百戏伎艺为代表的市民文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表层效果的文艺追求；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抒情文学及其深层艺术效果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历史对于具备深层艺术效果追求的、综合性的、大众性的文艺形式正翘首以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叙事意识的勃兴孕育了中国的戏曲，开拓了中国艺术审美的新视野。

一个民族，当其文学倾向于关注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往往抒情文学繁盛；而当其文学倾向于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叙事文学繁盛。所以，与西方叙事文学发展较早不同，中国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宗，叙事文学严重滞后。直到唐代文人传奇的繁荣，中国叙事文学才走向了独立和自觉。小说之类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长期被视为稗官野史，基本等同于街谈巷语。唐代中晚期以来，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城市文化的结构和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感性的、充满世俗人情的社会生活登上艺术殿堂，于是适应普通市民日常生活消遣需要的通俗文化，在城市文化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说，俗讲和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市民的文艺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代对这种叙事文艺形式的消费还局限于和宗教活动相捆绑的状态的话，宋代的这种消费则更加独立和兴旺。宋代在文艺思想和文体上都有重大突破，江南城市文化的异常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对中国小说发展、戏曲孕育都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段，虚构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日渐显著。宋人黄震(1213—1281)说:(www.xing528.com)

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世界，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故百世诙谐小说之祖也。^[28]

表明时人对文学创作中幻设、虚构手法的价值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认识，因而道家文化中庄子“汪洋恣肆以适己”的精神方式和文体方式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中国的叙事文学经历了由唐到元的转变，其自觉性逐渐得以显露和确立。唐代文人传奇对叙事文学纯审美意识的确立，经由宋元话本的繁荣、元杂剧的兴盛，中国的叙事文学已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参与和热爱，叙事文学在元代形成了“史”、“小说”、“戏剧”三者鼎足而立的局面。西方叙事文学经历了由史诗而戏剧而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国叙事文学却选择了由史传而小说、说唱而戏剧的过程。宋代南戏和元杂剧在中国文学突破抒情藩篱、对叙事进行审美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南戏和元杂剧的基础上，元末成熟的、强大的小说形式才得以出现。实际上，直到20世纪小说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首要的文学形式之后，中国小说的地位才逐渐与世界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