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驱动：推动农民持续增收

农民收入问题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尽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农民增收致富还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突出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大。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者之间相差16648元，比2000年高12621元。如果考虑到社会福利等隐性收入方面的区别，城乡收入差距就更大。区域之间、农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

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将通过采取稳定的惠农政策，协调市场各种要素投入，重点建设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农民工工资核定体系、土地买卖体系、农业补贴体系以及金融、投资体系，经过农民收入自增长阶段、农民收入赶超阶段，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落后、缩短、接近”。到2035年前后，农民收入的总量可以基本上与城镇居民持平，最后达到农民收入实现公平正义阶段。当然，这一美好的前景需要我们努力奋斗。

“如果把农民收入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我们就要四轮驱动促增收。其中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一个轮子，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是一个轮子，这两个是主轮子。还有两个轮子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目前占的比重还不大。只有四轮一起驱动，农民增收才能跑得快一些、远一些，遇到困难和沟坎的时候劲儿能大一些！”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1.特色优势农业成了金疙瘩

2014年新年伊始，在农业部认定的全国第三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普兰店的墨盘花生赫然在列。普兰店市墨盘乡中山村村委会主任李波告诉记者，该村有6000多亩地，其中，能种花生的5000多亩：

“全村700多户，几乎家家户户种花生，光这一项收入，一年就能达到700来万元左右。”

当得知墨盘花生出现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时，这位种了31年花生的农民很是兴奋：“我们把墨盘花生叫铁头庄稼，有了一村一品这个名号后，我们的铁头庄稼肯定就成了金疙瘩，往后肯定能有个好收成。”

据了解，墨盘乡是大连市目前面积最大的花生种植区域，全乡7000多户农民家家种花生，种植面积近2万亩。由于当地的沙质土十分适宜，产出的花生干净不带泥土且个大饱满，深受市场欢迎。

由于品相好，墨盘乡花生不仅卖到了东北三省，还出口到了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当地每年大约25%的花生迈出了国门。最早的时候，墨盘乡每年都有百万斤的花生卖给了山东、丹东等外地花生加工企业，他们经过加工包装，再出口到国外。现如今，在墨盘乡一家闲置的厂房大院，成立了一处5000多平方米的花生收购点，大型花生筛选机筛选之后，拉到大连港，通过海运到山东一家公司，再出口到法国。这个“大院花生收购点”，是墨盘乡60多岁的花生经纪人高明旭建立的，是全乡最大的花生收购点。“今年收购花生400多万公斤，双粒花生大部分出口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少量出口东南亚国家。”高明旭说。

花生全身都是“宝”，花生果卖了，茎叶营养丰富，也得到充分利用，可做牛羊饲草，加工后可作猪、鸡鸭鹅等家禽的饲料。借此，全村养殖业发展了起来，利用花生丰富资源，全村养猪达到4000头，养牛1000多头，养家禽数万只，仅此养殖一项为每家年增收2000多元。

2.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

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不到11.80％，但农民仍然有9亿。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如果农民的总人数不减少，人均占有资源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农民增收也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结论应该是减少农民总人数。因此，把绝大多数农民转移出农村，已经成为农民增收中的一项战略性课题。

“农民向城镇转移就业，既可使外出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又能使留下的农民有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韩长赋说，“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讲心里话，我们也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再甩给农村。因此，我们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调整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要真正打开城门，以包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接纳农民工，使其逐步有序转为城市居民，使他们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心理融入社会。”

据学者估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农村人口保持在6.5亿人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有5亿多农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农民工2.62亿人），将以平均每年2500万人的规模高速转向城镇。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但也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世纪性难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当前减少农民的可行途径主要有：

（1）逐步固化农民工。截至2012年9月，我国已经有2.53亿多农民工，有些农民工的打工时间已经超过l0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对城市生活已经适应，只是由于入城制度设计不合理与入城成本太高，一时难以成为城市人。因此需要推动体制改革，打开城门，合理引导，逐步转移，有序进城。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劳动力趋向卖方市场，各个城市都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制定有利于农民工入城的支持、帮助政策，逐步固化农民工。

（2）加速高等教育转移。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新增资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2010年起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100元。同时，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二是从2010年起将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天提高1元，年生均补助标准达到小学750元、初中1000元。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可以提高农村适龄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而较为方便地从农村转移出来。

（3）鼓励投亲式转移。在农民转移中，投亲靠友式的转移形式已经逐渐成熟。由于现代化建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加速，“投亲靠友”这种形式几乎占转移农民总人数的1/3。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城乡差异的缩小，社会交流面加宽，影响城乡间男女交流的因素大幅度减少，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部分农民依托婚姻或亲情的纽带而转移成为城里人。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例如收养)等形式的投亲式转移。

3.让财政补贴的阳光继续普照农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自己的血汗，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农民与其他人一样，也有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理应在新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照。

由于农业属于弱质产业，世界上各个经济较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对农业进行补贴，名目众多的补贴根据补贴性质不同，被分为绿箱、黄箱与红箱政策等。

以挪威为例。挪威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农产品产出较低，生产成本也很高。多年以来，挪威农产品进口量一直很高，但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食品污染事件以及其他各类潜在风险，所以挪威一直鼓励在本国生产各类农产品。面对居高不下的农产品价格，挪威政府对本国农业实施大规模补贴，补贴额位居世界第一。

2011年，挪威政府致力于平缓坚挺货币带来的冲击，故而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额，这些补贴额已占农民收入的59%。时任挪威农业部长为挪威的农业补贴制度辩护说：“如果我们要想让所吃的农产品留在国内生产，我们必须这么干。”(www.xing528.com)

挪威的农民总收入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农产品市场销售收入和国家预算补贴收入。多年来挪威严格限制农产品进口，实行边境保护，使其农业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除进口保护外，挪威农民每年还从国家预算里得到数额庞大的补贴。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措施主要有：一是直接扶持，如价格补贴和按土地面积及牲畜饲养头数给予的生产补贴及各种社会扶持。二是投资扶持。三是间接扶持，指通过研究、培训、教育和扩大服务等手段给予的支持。四是支持有机农业，如政府支持扩大有机农业种植面积。五是农业发展基金支持，农业发展基金包括投资支持和无息贷款。

我国如今也进入了“工业反哺”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财力的增强，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生产和收入补贴，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惠及农民的时机也日渐成熟。除了继续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政策，要继续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

4.让农民手中的资产变成“活资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盘活农民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及承包地的使用权能。

因此，需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手中的“资源”成为致富的财产。

“每年每亩有1700元的土地租金，还可按约定的比例分红，农民手里的土地收益凭证未来还能转让和继承。”江苏无锡惠山区桃园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周建峰说。

2013年11月初，桃园村完成江苏省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当地233户村民凭土地收益凭证获得土地的长期收益。这是江苏基层拓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最新探索之一。

近年来，通过设立农村土地规模流转补助资金、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明确农地股份合作社法人地位、开展“一权一房”抵（质）押试点等多种形式，江苏基层不断探索农村土地、社区股份产权制度等改革，着力拓宽农民“土地财产权”。

为探索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江苏省2008年就建立了农村土地规模流转补助资金，300亩以上规模流转，流出户可获得100元/亩的补助。几年来，仅省级财政就投入补助资金4.1亿元。目前，不仅全省所有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苏北的东海县还在原有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县级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种类达10多项。

江苏省农委农经站站长杨天水介绍，该省还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的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并通过《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明确了农地股份合作社法人地位。目前，全省已有比较规范的农地股份合作社4300家，入股土地面积280.7万亩。

为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解决农民宅基地分布零散难题，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探索将农村宅基地和住宅置换成城镇住房。

江苏个别地区还积极创新农村信用贷款担保机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住房抵（质）押担保贷款。新沂市开展“一权一房”抵（质）押试点以来，已累计投放资金2.1亿元，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放款9000多万元。

“改革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杨天水表示，不论是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还是要求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推进改革的种种表述，既基于已有的实践，也为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10-12：泥塑照《好日子》（图片来源于河北民俗博物馆网站）

结语

“变化就像满架的葡萄，数都数不过来。”鲁西南一位老农民谈五年生活巨变时说道。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全面的发展，农民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显著改善。现今的农民，走平坦路，喝自来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读免费书，报医药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改善和提高。从食不果腹到丰衣足食，从低矮的茅草屋搬进了漂亮的小洋楼……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农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实现了由温饱型到小康生活的转变，正在阔步迈向富裕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