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农民意识：依然根深蒂固

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是指以农业为谋生方式的人们从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农耕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经世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它既是农民外在的“群体表象”，又是农民内化的“价值内核”。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下，农民的传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安土重迁的土地依赖意识，重视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乡情亲情观念，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宗族意识，推崇经验、墨守成规、求同排异、求稳怕变的保守心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勤俭持家、顽强劳作的生存意识，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尊老敬贤、艰苦朴素、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等。其中积极的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积淀于农民的意识之中，并且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其中的消极方面，也就是小农思想或小农意识，阻碍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1.不敢冒险、安全第一的保守心态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宁绕十里远，不涉一步险”，这是中国农民典型的“警世恒言”。它劝勉人们不要冒险，不要“为天下先”，而是要追平求稳、维持现状。

这种保守心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培养人们满足现状、安于平庸、不图进取的惰性心理和软弱人格。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遍的，第一就是听天由命，第二就是中庸。”而在小农那里，这两种惰性心理获得了最集中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表现出一味的保守和退让心理，墨守成规，不敢冒险。当问到“如果有一项新技术可能会明显提高您的收入，但有风险，您将如何选择”这一问题时，只有23.7％的被访者选择“大胆采用，失败了也没关系”，45.7％的被访者选择“如果风险不大可以考虑”，26.4％的被访者选择“别人干了，自己也跟着干”，还有6.2％的被访者选择“只要有风险，就不采用”。

农民保守心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得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很低，安全成为农民最大的需求，因此他们尽可能地规避所能预见的任何风险。美国学者斯科特描述农村人口的境况时引用托尼的一个比喻说，传统农民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农民的经营首要考虑的不是较高的平均利润，而是收入的稳定。

这样的案例在当下的贵州农村不胜枚举。贵州雷山县郎德村发展乡村旅游20年，没有产生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专业户。到2005年，郎德村民的现金收入中至少有7成来自旅游业，但是没有人放弃粮食耕作。尽管为了抢在客人到来前干完农活，他们不得不在凌晨5点就上坡劳动，劳动时间（含旅游接待）也一再延长，甚至到每天16小时。但对于郎德村民而言，“没得吃”是最深的生存恐惧，旅游业可能发生的风险限制了他们对更高利润的追求。

之前在贵州的扶贫工作者，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农民的思想太落后，太愚昧，并将此归结为贫困的根源。他们常常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政府推广玉米良种，农民不愿种，并且趋着夜色将白天在农技人员监督下种下的良种刨出来，换上传统的种子。在一些地方，因为抵制良种的推广而发生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也时有发生，流传最广的情形是，农民将推广人员推倒在水田里，双方都无比委屈。

但是如果考虑到农民的“安全第一”原则，对良种的抵制其实在情理之中：传统种子虽然产量低，但可预见的产量是经过多年考验的，因而是稳定的。良种的产量虽然高，但农民没有亲见，因而是不确定的。

图9-1：贵州雷山县郎德村。袁仁林摄。（来源于贵州都市网）

同时，良种一般是外来物种，对当地环境气候的适应能力尚未经过检验。此外，良种对水、肥和劳动力的要求比传统种子要高。于是，良种推广在农民看来即是一项高成本而收益没有确切把握的高风险投资而格外踌躇。而十分有限的耕地，也使专门划出一片土地来做试验同样会是可能危及生存的冒险。

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在“安全第一”的情境下生发出来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同样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相对稳定，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这是外国人评价“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之谜”。其实，重要的谜底就在于求稳怕变的农民理性。农民稳，中国就可以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推动变革，使人们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农民理性促使国家能够在变革时代保持稳定。通过稳定促进发展的政策来稳定农村、通过提供发展机会来稳定农民进而稳定国家，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项基本国策。追求稳定踏实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2.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生活态度

有个故事说，有一位农民，他常年住的是漆黑的窑洞，顿顿吃的是玉米、土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盛面的柜子。可他整天无忧无虑，早上唱着山歌去干活儿，太阳落山又唱着山歌走回家。别人都不明白，他整天有什么好高兴的？

他说：“我渴了有水喝，饿了有饭吃，夏天住在窑洞里不用电扇，冬天热乎乎的炕头胜过暖气，日子已经无比快乐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农民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自然世界，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求稳怕变，小富即安，“平安是福”，不折腾。

同时他们也十分知足，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福，他们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他们常常以“知足常乐”来自慰，以能固守家园继承祖业为最大幸福，即使出门远行、弃农另谋他业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不会轻易放弃家园祖业。

在当前农村，仍然有很多农民持有这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有记者采访了徐州市东北郊的马庄村，今年75岁的杜文艺老人在村支部旁边经营着一家商店，她家的二层小楼就在商店南边300多米。由于儿女平时不经常在身边，只有上初中的孙子每周回家，所以老人有时候就住在商店里。

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说四个闺女一个在南京，两个在徐州，还有一个在附近村里，一个儿子在济南铁路部门工作，她每个月开商店也能挣个千把块钱，儿女也经常给钱，带着孙子生活很宽裕。杜文艺老人说起这些很开心，不住地感叹着现在生活的安逸富足，她对于马庄村这些年的变化也深有感触。她说当年结婚的时候，连房子也没有，真正的白手起家，就像当年的马庄村一样，从贫穷到富有、从破败到兴旺，她家的发展完全就是马庄村发展的缩影。

杜文艺老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微笑着给记者看孙子的照片，收拾儿子的衣服。说起这栋房子、说起现在的生活，她的语气里都是满足与自豪。现在杜文艺老人家里还有7亩农田，不过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给侄子种了。在干净的院子里停放着一辆新电动三轮车，这是儿子买来让老人专门进货的，不过杜文艺还是习惯骑着她的脚蹬三轮车去进货。如今来马庄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老人开了近30年的商店不断迎来新的客人，就如同马庄村民的生活，每天都有着不同的新鲜感。

在马庄村采访时，记者还遇到了把一个个垃圾箱运到村口垃圾车上的保洁员夏桂美。身穿橘黄色保洁员马甲的夏桂美已经55岁，手脚麻利，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利索的农村妇女。之前夏桂美做些小生意，不过这两年为了带孙女就在家门口做起了保洁员。

夏桂美家的院子因为人多充满了生活气息，夏桂美老两口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还有两个孙女。女儿在外地读研究生，假期才回家。夏桂美的丈夫退休后在附近钢厂上班。夏桂美做保洁每月800元工资，每月家里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夏桂美每天工作量并不大，只是负责路面保洁和垃圾清理。她说马庄村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不让散养牲畜家禽，进行规范化管理，现在村里让养鸡鸭也没人愿意养，所以村里的道路也不像以前的泥土路那样脏，更没有禽畜粪便。

在负责保洁的时候，还能有时间去接送孩子上学，这是夏桂美选择在家门口工作的主要原因。她说自己也还能出去再做点生意，但是先要照顾好家庭，“照顾家是我的本分，要把家弄好，让家人回到家都舒舒服服的。”夏桂美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觉得和城里人的生活没什么差别，每周末还会带孩子去村广场参加周末舞会，在家做饭也是用村里统一送到家里的秸秆燃气，方便清洁火头大，她想不出来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夏桂美的话很实在，她对生活的满足写在了照顾孙女时露出的笑脸上。(www.xing528.com)

3.勤劳节俭、精打细算的财富观念

勤劳耕作、勤俭持家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日里铢厘必计，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柴一草一粒米也不肯轻易浪费。

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依靠勤和俭来发财致富。“勤”是“开源”，“俭”则是“节流”。农谚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攒钱的匣子”，很形象地勾画出农民积累财富的方式和手段。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

反映在价值观上，“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则为农民所鄙视。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

进入现代社会，农民依然用他们千百年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劳动力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世界上是较低的。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并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了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有事做，能够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获。

图9-2：勤劳、质朴、坚韧的农民工（来源于驱动之家网www.mydrives.com）

尽管农民在外务工很辛苦，但当他们每年春节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时，他们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

如果说农民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节俭，即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储蓄优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入再生产，以钱生钱，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4.注重人情、好面子的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们在村落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因此农业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情感甚至大于王法。因为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民遇到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面临陌生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乡邻这些“自己人”。一个只认“死理”、不讲“人情世故”的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怎么受人欢迎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业缘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国农民闯入现代社会时，并没有太多商业理性的准备，更多的是农民的人情理性。在香港学者金耀基看来，“人情是‘制度性规范’，也即一个人在与他人往来时，他会自觉与不自觉遵从人情的规范而行事”。

农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阶段，尚被视为应该加以限制的“盲流”，外部社会根本没有职业介绍性机构。即使后来有了职业中介等机构，也大多属于营利性质，甚至存在欺诈行为。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主要是依靠老乡、亲友介绍和带路。中国上亿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外出的。亲邻是熟人，也是信得过的人。亲邻之间长期建立的人情因素，保障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依存关系。如果亲邻之间发生欺诈，就将面临长期积累的人情资本的流失，甚至本人及家族在乡里乡亲中抬不起头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也主要依靠本家族的人共同经营。面临陌生而竞争激烈的外部性工商业社会，只有长期交往过的本家、亲戚、朋友、老乡才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处时“自己人”共同享有，有了难处“自己人”共同度过。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机构介入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扩展致富效应。

新制度主义创立者诺思对诸如人情这类非正式制度给予了合理评价，认为：“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中国的上亿农民工如果依靠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业，不知需要多少机构，更不知这些机构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和民营企业遇到什么事都要寻求法律解决，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机构的成本最终会进入社会总成本之中，从而降低社会的总竞争力。人情可以说是农民进入陌生的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交往理性：依靠亲邻外出务工经商，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外部性风险，降低外部性成本，获得更多收益，又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情往来。

因此，人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助推剂和润滑剂。一般我们可以说人情是“传统的”、“落后的”，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同学、同乡、同宗”这类传统人情因素的扩张。这是经济环境使然，也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外部性风险和成本高昂的环境下，农民以人情来扩大交往，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更高收益。

图9-3：农民的人情负担（图片来源：新华网，蒋跃新 作）

当然，过于注重人情也带来了人情消费的负面影响。由于农民注重人情交往，在人情方面的消费一直占有较大比例。遇到邻里乡亲有婚丧嫁娶时，要互送礼金，这部分开支也不小，要花费农户相当的收入。

农民人情负担究竟有多重？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布了2010年百户农民家庭调查结果：2010年1—10月，该区人均人情费支出达到了686.39元，同比增幅为17.71%。这项调查还显示，上述人情费支出，比同期人均购买食品支出还多出了48.54元，比同期人均购买衣着支出多出413.68元，不少村民感叹人情礼实在难以应付。

这种现象，绝非吉林白山市独有。有记者每年年关在安徽农村采访，采访对象在细数一年的花销时，无一例外都会对“节节高”的人情支出感到烦恼，“过去是50元就可以，现在200元才算过得去，有些人钱不够还得借。”

在“人情礼”的背后，一些不正之风值得警醒。一方面是盲目攀比、跟风。“面子”问题大过天，别人给了多少，自己就不能少给。相互之间礼金往来的多少，变成了衡量两家关系的砝码，给别人“添喜”变成了给自己“添堵”。另一方面，喜事成了“钱事”。今天我送了人情，明天也要想办法办个事把钱捞回来。于是乎，这喜事那喜事成了常态，“满月礼”、“乔迁礼”层出不穷，就连小孩的生日也成了办喜事的由头。长此以往，“人情”的味道越来越淡，交易的味道越来越浓，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更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将办喜事变成捞钱搞关系的机会，腐败与奢靡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