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的追根溯源：从历史谈起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安土重迁观念深入人心，古时候的“皇粮国税”就是当代的农业税。其实，“皇粮国税”是一个历史范畴，自从国家产生之日起，税收也就随之产生，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从农民那里征来税收，才能维系国家的正常运转。

1.历史上的税赋及税赋改革税赋，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可以回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在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实施“初税亩”，初税亩的核心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土地的面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税赋，税率为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这里的“初税亩”就是最早的农业税。之所以说“初税亩”是中国农业税的起源，是因为他具有现代税收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征收的强迫性，二是有固定的征收标准，三是缴纳的无偿性。

有了税赋的收入，国家便有了稳定的财源，国力逐渐壮大。鲁国在实施了“初税亩”后，财政收入丰厚起来，于是，其他国家纷纷跟进。

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著名的“商鞅变法”，其中的税赋制度改革使秦国国力大增，为消灭诸侯列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虽然秦国因赋税足而强盛，但也因赋税重而灭亡。汉人董仲舒曾这样评价秦国的国力，“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天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范围内“男子力耕不足食，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朝就此走向灭亡。

秦朝亡，汉朝生。汉高祖刘邦出身底层，深知百姓困苦，于是开始了“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以此减轻百姓负担。相较于前代，汉初的田租仅为十五税一（税率为6.7%），到文帝时，又改为三十税一（税率为3.3%），同时期还免除了12年田租。至景帝时，三十税一改为定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出现了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不过，除了田租，汉朝还有口赋和徭役，口赋即人头税，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算赋征收的标准是每年120钱（15—56岁具有劳动力的人），口钱的征收标准是每年20钱（7—14岁未成年人）。这样算下来，汉朝的老百姓负担也不轻，且越到后期，负担越重。以口钱为例，名义是在7—14岁中征收，不过在一定的时期内，连三岁的孩子也要缴纳口钱，《汉书·禹贡传》曾记载：“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百姓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魏晋南北朝，及至隋朝，主要的农业税制是租庸调制，“租”，指的是田租；“调”，指的是户调，起于东汉时期，是政府在财力空虚的情况下，再额外向百姓征收物品，一般按户征收，所以也称作户调；至于“庸”，则是相当于徭役，如果不服徭役，则用一定数量的绢或布代替，也叫“输庸作役”。光从词语上看，租庸调制就已经比较复杂了，在执行过程中，不免名目繁多且多杂派，弊病丛生。于是，“两税法”应运而生，是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于公元780年。其核心内容一是改征物品为银钱，二是征收时间为夏秋两季，三是以原来的户税、地税为主，其他杂税一律并入。

及至明朝中后期，“两税法”也不再适用了，“一条鞭法”开始推行（公元1578年），顾名思义，“一条鞭”就是化繁为简，把徭役和地税合并，按亩征收，将各种赋役合并为一条。在政策设计上最大程度地杜绝了地方官员巧立名目、额外加税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尽管有良好的初衷，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后期还是出现了“鞭外有鞭，额外加赋”的情况，“一条鞭法”名存实亡。

清王朝建立后，进一步改革农业税制，实行“摊丁入亩”政策。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源于康熙时期，具体时间是1712年，当时宣布以上一年全国丁银额为准，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并且“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税金（包括徭役）都纳入到田亩里征收，不论人头。这项政策直接推动了政府收入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为“康乾盛世”

奠定了基础。只不过到后来，税赋又加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吏治腐败，苛政丛生，百姓生活依然艰难困苦。此后的中国大地，封建社会瓦解，军阀混战，外忧内患接踵而来，税制亦有改革，此处不赘述。

2. “黄宗羲定律”——对历史上赋税的评价

中国的农业税制变迁见证了封建社会的兴亡衰败，过程也异常复杂。如果把各种税赋政策整理出来，那一定是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我们在许多古装剧中，会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节：统治者横征暴敛，奢靡腐败；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税赋极重，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重压之后，纷纷揭竿而起，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电影、电视剧里面没有说完的话题就是：建立新王朝后，依旧征收“皇粮国税”，只不过比之前朝更加规范，税赋更轻一些。所以，底层百姓对“皇粮国税”认同度极高，只要种田，就要交税，所谓“种田交税，天经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透过历史上赋税及赋税改革，我们还可以发现，赋税只是统治者想方设法从百姓那里索取财源，当一种政策实行不下去了，就换一种政策进行赋税改革，但改完后老百姓的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如此不断循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上每进行一次改革，老百姓的负担就加重一层；历史上每进行一次并税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

古人云：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国家衰亡时，百姓困苦自不必说。即使国家在兴旺发达时，老百姓还要辛苦劳累，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期间还要忍受风雨霜露侵袭，为的是养活一家老小，缴纳各种赋税，承担徭役，其中的艰辛酸楚自不必多言。正是看到这种现象，早在战国时期的屈原就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