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敦促州政府为残障儿童提供平等教育机会

在美国，开始推动政府改变政策的往往是民众以及各类民间团体。这一点也反映在美国的残障儿童的平等教育权最终得到保障这一历史事件上。家长、一般民众和民间团体为残障儿童争取教育权的努力在60年代到70年代达到了高峰。这些努力有来自刚才介绍的西部华盛顿州的母亲们，最终让“全面教育”在州的层面实现了立法，也有来自东部的争取残障儿童得到公平教育机会的人们。在1971年的“宾夕法尼亚智障人士联合会诉宾夕法尼亚政府案”（简称为PARC）中，宾夕法尼亚州因为特别允许公立学校拒绝招收智力没有达到5岁的智障儿童而受到控告，最后的结果是州里同意为智障儿童提供合适的免费公立教育，直到孩子满21岁。在接下来的1972年里，米尔斯控告哥伦比亚地区教育委员会（Mills vs.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哥伦比亚地区的公立学校因为经费紧缺而拒绝招收一些残障儿童。这个案子最后的判决是，学校不能因为经费紧缺而拒绝招收残障儿童，因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保障了所有人民在法律面前均可得到同等对待。这两个案子带动了民间一系列的诉讼案，到1973年，联邦法庭超过30次的决定高举了PARC和Mills案子的判决。

在民间对于残障人儿童平等入学权争取的推动下，国会在1966年成立了残障学生教育局（Bureau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Handicapped）。这个专门用于保障残障学生教育的联邦部门甚至比美国教育部成立（1980年）还要早十几年。也是由于民间的努力，到1973年的时候，美国50个州里面已经有45个州通过了与残障儿童受教育相关的法律。随着各州的相关法律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定都认定所有的残障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的、适合自己需要的公立教育，联邦政府也开始加入支持者的行列，为残障儿童的教育提供一致的领导和财政上的支持。

联邦政府从60年代起就开始呼应和配合来自民间的关于保障残障儿童权利的诉求。而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从1975年国会颁布的“残障儿童教育法案”起（通常简称IDEA）呈现出一个历史转折。该法案规定，美国各州的所有残障儿童（从3岁直到21岁），都要接受免费的、适合的公立教育，并且联邦政府会因为此而产生额外费用提供财政支持。为了鼓励各州教育部和各学区能够尽力落实残障儿童群体，此法案规定，如果地方想要得到特别的财政补助，就必须设立一个“找孩子”（child find）的系统，首先找出有哪些儿童是属于残障儿童。联邦政府会按照各地残障儿童的数量来提供资金支持。在财政补助开始的第一年，联邦政府为特殊教育的提供的拨款是2.5亿美元，到了1995年的时候，拨款增加到了20亿美元。政府财政拨款的增长说明了“找孩子”系统在帮助地方确定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群体方面的成效。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占总学生的数量从1977年的8.3%增长到2004年的13.7%。

IDEA法案最大的突破还在于它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教育实施过程制定了一整套的细则——从怀疑一个孩子有特殊需要，到监测评估其状况，到为之提供有家长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参与制定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简称IEP），到家长在制定和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否决和上诉的权利，都有详细的规定。一旦有家长或老师怀疑某个学生有特殊需要，学校需要为该学生做有家长参与的检测评估。如果家长不同意学校的检查结果，家长可以要求做另外的检查。一旦学生被确诊以后，法律规定学校必须和家长一起制定一个针对该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时，家长、学生（如果合适的话）、特殊教育工作者、一般老师、当地教育机构的代表、能够根据评估结果来制定教学计划的工作者会坐在一起讨论。“个别化教育计划”的讨论内容包括该学生的现状、每年的进度、该学生需要的辅助帮助和服务等。并且在执行该学生的特殊教育计划之前，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以上这些针对残障学生的教育以及服务都是免费的，因为残障学生和普通学生同样有接受免费公立教育的权利，尽管学校在残障学生身上的花费会是普通学生的几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需要坐轮椅去上学，因此需要坐一种特殊的校车。虽然在那个学区需要坐这种特殊校车的孩子只有她一个，学校每天还是要派一辆车来接送这一个孩子。而这些辅助服务，家长是不用多交任何费用的。

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各州提供给每个孩子包括残障孩子平等接受免费公立教育的机会，并且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鼓励州和地方学区发现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给他们合适的教育以及服务。经过多年的努力，残障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已经深入人心了。最重要的是，普通人已经学会了去平等对待、尊重和关爱这一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