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国农民用水户协会30个样本的QCA分析，第五章第二节的NodeXL可视化网络图已识别出四个子系统变量互动的特征。进一步转化为螺旋图之后，发现互动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概念变量之间（见图5－3），而且呈现出与特定问题（如协会可持续运转与否）最相关的互动层次和时序。如图5－4所示，不同子系统中的关键变量，由内核至外延分三个层次：
首先，内层的3个关键变量分别是信任（A6．1）、制度性规则（GS5．1）、农民在工程决策和组织监督中的参与（A6．1．5）。
协会的引入，按照试点项目的要求，有一套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性规则（GS5．1）。在CPRs团队研究中采用成文规则（written rules）的概念，但强调的是农民集体制定的规则，内容涉及配水（allocation）、放水（distribution）、渠系维护和建设，以及水价制定和水费收缴。在中国的本土化变量列表中，笔者将它与集体选择的规则（GS5．2）进行了区分。基于中国用水户协会的实践经验，农民参与集体制定的规则主要是放水管理和渠系维护，而涉及工程建设、配水、水价和水费收缴则多由自上而下的外部干预所制定。而外部制度性规则的执行程度，与协会内部信任度（A6．1）直接相关，特别是农民的参与（A6．1．5）。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若决策过程中排斥农民的参与，则规则的执行性可能遭受考验。早在90年代中期，奥斯特罗姆（2012：112）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她的八项设计规则中，特别强调“集体选择的安排”，并指出在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案例中，“即使信誉是重要的、人们都认同遵守协定准则的、重复出现的情形中，信誉和共同准则本身并不足以生产出长期稳定的合作行为”。当前中国用水户协会中，农民参与决策程度普遍较低，如样本案例中的YKKTM协会（见表4－7），在涉及工程供给、资源使用的重大规则决策中，农民参与度极低。尽管改革的设计者将其列为重要组建原则[1]，但如何在协会治理中提升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将是制约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处于中间层的5个关键变量，包括设施供给（RS6）、集体选择的规则（GS5．2）、水价市场化（GS4．1．1）、治理架构（GS2．3）、责任共同体（A6．3）。
引入市场化机制，激励农户节约用水，维系协会自负盈亏、独立运转，是灌溉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与用水户协会建设配套推进的另一项制度，综合农业水价改革进展缓慢。除了上述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还有工程设施不配套、协会治理架构不完善、协会尚未发挥责任共同体功能等诸多要素共同所致。在本研究的30个样本协会中，实现协会收支平衡的仅有7个。据水利部2012年对全国320个典型协会年均收支情况的统计，运行管理和工程维护亩均需求分别为6．4元和9．8元，实际支出分别为3．2元和2．6元，满足程度仅为50%和26%。面对水价改革与设施供给的双重困境，仅从协会内部治理来看，协会缺乏自主制定集体规则的权利。本研究中的7个独立运转协会，前提是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协会已建构成为一个责任共同体，农民在末级渠系工程建设决策中的参与度高。即便在上述条件组合下，水费返还或末级渠系水费仍不能保障协会的收入。协会的创收机制成为重要的经费保障，它又受制于协会领导力、产权转交等条件。(www.xing528.com)
再次，外层的7个关键变量，分别是产权转交（GS3．1）、领导力的企业家精神（A5．2．1）、组织的能力建设、组织统筹、治理架构（GS2）、与运行规则的耦合（GS5）、设施维护（RS4）、设施生产力（RS6）、资源供给（RS7）。
衡量协会可持续运行的三个关键绩效指标分别是，设施维护（RS4）、设施生产力（RS6）和资源供给（RS7）。从图5－4看出，协会作为自主治理架构，也是一个动态建构、不断发展的过程，由内至外的关键变量发挥着主要作用。作为最外层的条件变量，如上所述，产权转交（GS3．1）和领导力的企业家精神（A5．2．1）的作用尚未引起到改革推动者的重视。根据对30个协会的QCA分析，这两项条件是协会创收、维持独立运转的关键因素，以有效解决设施供给和资源使用中的可持续性等问题。根据2012年水利部对全国320个典型协会的统计，运行不好的协会中有67%没有工程产权，不能调动协会组织农户参与灌溉管理和小型水利设施管护的积极性，也不能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水价收取水费，水费收缴率。可见，当前对于协会的组建要求，由外部自上而下推行的供给和使用规则，其占有和供应与当地条件不相一致，从而遭遇执行困境，运行不佳。
图5－4 用水户协会子系统内部变量可视化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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