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系统中要应对的两类集体行动困境（Anderies et al，2013）：第一类是硬件设施（系统中的灌溉设施）的供给和软件设施（规则、信任、互惠、权力关系等）的建构，即基础设施的修建、管护以及治理系统的建构等，视为本土化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的问题；第二类是公共池塘资源中典型的非对称性动机困境，视为地方情境中的微观机制问题。如渠系首尾的优势农户与劣势农户，前者对资源的过度获取，后者在供给和维护中的搭便车行为。90年代中期，中国借助外援项目的机会引入用水户协会之际，正遭遇以上两类集体行动的困境。
具体来看，一是由于政策稳定性（S3）的中断对治理系统中的产权安排（GS3．1）、设施供给（RS6）以及当地的共享社会规范、社会资本（A6）所带来的冲击。可以用如下公示表示：
S3→GS3．1→GS5．1．1；S3→RS6→RS8；S3→A6
二是政策稳定性（S3）的中断导致本土化的正式领导力（A5．1）被取消，连同灌溉系统内部的群体异质性（A8．1、RS8．2）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对社会资本（A6）的冲击，致使群体达成集体行动的交流成本（GS5．2．1）不可支付，系统治理的运行规则（GS5）无法达成或执行。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A5．1→A6＋A8．1＋RS8．2→GS5．2．1→GS5＋A5．1→GS6＋GS7→RS6＋RS7(www.xing528.com)
第三章中曾集镇灌溉管理系统的案例动态揭示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外部的政策稳定性中断，对SESs的资源系统、行动者系统和治理系统分别带来不同层面的影响。依据IAD的七项设计原则进行检验，发现随着系统走向设施供给的第三个阶段，灌溉系统的各主要子系统无法满足七项设计原则的要求，即如上述，产权不清、新的治理结构未建立，外部的制度性规则无法执行（如市场机制下的灌区水管机构的“以钱养事”、村集体的“一事一议”等新的制度规则）；村民小组长为代表的正式领导力被取消，社区内部信任平衡被打破，原有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责任共同体遭遇外部冲击，群体异质性带来的非对称性动机引致交流成本的无法偿付，新的集体选择的规则不能达成。
根据SESs理论框架所识别的外部变量，除了政策稳定性（S3）的中断，其他影响变量还有经济发展（S1）、人口趋势（S2）、其他治理系统的变化（S4）、市场化（S5）以及专家（S6）和技术（S7）的影响。根据贺雪峰（2013）的总结，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分田到户之后，农户层面经历了两次单干。第一次单干是生产以户为单位，但灌溉仍采用集体模式，即生产单位从村社到村组；第二次单干是取消村民小组长和共同生产税等，灌溉单位从村组再到农户。换句话说，过去以村组集体为用水单位的强制性、组织化治理模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使得农户层面的非农收入比重加大，对灌溉农业的经济依赖性降低，市场交换的行动逻辑（半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渐渐取代了互惠、合作等传统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群体异质性也有所加剧。个体化的新技术（抽水机）的引入，更加剧了对规则与当地条件的一致性的破坏。
第四章中无法持续提升灌溉管理绩效的协会案例，无论是在产权安排（GS3．1）还是设施供给（RS6）方面，未能实现有效转交，没有达成新的制度安排。按照项目对组建协会的要求，支渠及支渠以下灌溉设施要进行产权转交：多数协会未能按照项目要求进行产权转交，地方政府的“甩包袱”行为恶化了集体供给的困境。产权转交，意味着过去作为设施供给者的地方政府或水管单位与作为资源使用者的用水户协会之间，界定清晰的权利与责任边界。不仅如此，更需要在当地政府和协会领导的有效激励下，动员农民用水户参与末级渠系的建设与维护，重建群体内部的信任与互惠，增进协会与其他组织的有效互动。以期通过协会作为新的治理主体，实现设施的有效供给、维护，并能满足协会自身的独立运转，这才是自上而下的产权转交和外部干预的真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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