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分析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方面的案例。
第一类是成功的案例（Ostrom，1992），特色是资源系统以及使用者所设计并实施的一套规则已经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涉及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总结成功的池塘资源管理系统中那些共性的经验，共八条设计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clearly defined boudaries）；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propor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benefits and costs）；3）集体选择的安排（collective－choice arrangements）；4）监督使用者和资源（monitoring）；5）分级制裁（graduated sanctions）；6）冲突解决机制（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s）；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minimal recognition of rights or organize）；8）嵌套式企业（nested enterprises）。
第二类案例主要涉及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问题。对此，需要回答许多问题，如：“有多少参与者？”“群体的内部结构如何？”“创新行动的成本由谁来支付？”“参与者拥有何种类型的有关他们境况的信息？”“各种参与者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和风险？”“参与者在制定规则时涉及到何等广泛的制度背景？”关于制度安排行为的大量案例研究文献中，很少得到回答（Ostrom，2000：162）。为此，奥斯特罗姆考察了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通过这些案例，她看到了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变迁过程，提出“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
第三类是失败的治理案例，即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难以持续从而导致公共池塘资源退化。如土耳其近海渔场、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地下水流域、斯里兰卡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和新斯科舍近海渔场制度失败的具体情况。对于失败案例的总结，奥斯特罗姆继续采用她的八条设计原则，结论是这些失败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案例没有一个符合三条以上的设计原则。
接着，奥斯特罗姆开始探讨制度选择分析框架（见图2－1）。运用制度的收益－成本比较，计算制度纯粹的收益总和是不可能的，这就要确定影响收益评价的环境变量，有关收益、成本、共有规范和机会的数据都是总和变量。其中内部变量分为四个：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继而，归纳了九条影响预期收益的环境变量，七条影响预期成本的环境变量。除了上述环境变量影响制度的收益和成本评价之外，共有规范以及其他机会评估也通过影响当事人的贴现率从而影响制度的收益和成本。此外，她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政治制度中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供给问题。一种是不受外在政治制度影响的偏远地区；一种是政治统治制度为导向的非偏远地区；还有一种是政治制度不允许存在实质性地方自治。
继制度选择分析框架的探讨后，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团队又将研究的关注扩展到分析人类行动情景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发展了多中心治理思想以及“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概念图谱（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即IAD framework）（2005）。她致力于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以及工程师的独立研究纳入该分析框架，但如何整合不同学科所使用的不同变量就是首要的难题。在她的制度分析框架中（见图2－2），互动包括市场、私人企业、家庭、社区组织、立法组织、政府部门等。外部变量包括：一、生物物理条件可被简化为四类物品属性（见表2－1）；二、社区属性有互动前的历史、内部关键属性的同质性或异质性、传统知识、社会资本（参与者或受影响者）；三、使用的规则是指相关行动主体的共识，即面对制裁或鼓励时，谁必须采取、不能采取、可能采取的对他人带来影响的行动。可以是多元情境中的一次行动情境，也可以指集体选择中个体有意识地改变规则。外部变量对行动情境的影响，衍生出互动模式和结果，并由参与者进行评估，提供反馈给外部变量和行动情境。行动情境的内部运作，则与分析博弈理论所用的变量一致。
2007年，奥斯特罗姆又提出了用于分析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即SESs）的理论框架（见图2－3）。SESs框架提供了一套分类系统（语言），力图将纷繁复杂的变量指标纳入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它包含四个子系统中的自变量：1）资源系统（如渔业、湖泊、牧场）；2）由资源系统所衍生的资源单位（如鱼、水、饲料）；3）资源的使用者；4）治理系统。它们共同影响着系统中的互动以及互动带来的结果，并间接受结果所影响，当然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包括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与生态系统。利用此分析框架，让研究者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互动的模式和结果，如过度使用、冲突、失败、可持续、增加回报等。主要自变量包括，一套治理的规则、权属、资源系统的使用以及特定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的特定资源单位。二是，关于可能的内生性发展，主要自变量有不同的治理安排、使用模式、有无外界金融诱因及强加规则条件下的结果。三是，关于面对内部或外部干扰时的可持续或稳健性的程度。自变量是由使用者、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所组合而成的不同配置。
图2－1 影响制度选择的变量总览
应用SESs框架，具体的分析路径是：首先，识别或定义概念变量；其次，将其置于特定时空背景下；最后，分析或诊断该系统可持续或稳健与否的原因。变量的界定与识别基于理论框架与情景化建构的支撑。基于奥斯特罗姆的CPRs研究团队30年的实证研究成果，她又列出了第二层面上的概念变量：9个资源系统变量、8个治理系统变量、7个资源单位变量、9个使用者变量、9个互动变量及3个结果变量（Ostrom，2011）。基于第二层面的概念变量，关注不同领域的学者又进一步识别并定义第三、第四层面的概念变量，包括对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Blanco，2011；Fleischman et al．，2010；Basurto X．et al．，2013）。本研究参照的是（奥斯特罗姆，2012）的更新列表（见表2－2），第二层面上的变量数目不变，但用行动者子系统（A）取代了使用者子系统（U），行动者的概念更具包容性，包含除直接使用者之外的其他相关行动者。此外，在试图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研究和理论模型建构时，互动的影响往往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概念变量之间，因此选择与特定问题最相关的互动层次时，还应检验变量间的水平和垂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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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IAD制度分析框架（来源：E．Ostrom，2005：15）
图2－3 SESs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修正版（来源：McGinnis and Ostrom，2013）
表2－1 物品属性的分类
（来源：E．Ostrom，2005：24）
表2－2 SESs框架变量指标列表
续表
（来源：McGinnis and Ostro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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