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人格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作为生活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人格必然会烙下该文化的印记，这就涉及到人格心理学中一个颇为有趣的研究领域：国民性或民族性，即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基本人格”或“众趋人格”。

我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晚期，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政权的腐朽统治中，列强的枪炮使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被瓜分的残酷现实。在一系列政治改良运动失败后，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大都曾出国留学并对西方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国人性格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和思考，认识到国人国民性中的优点和不足。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比较了德、英、法、美各民族的性格后，总结出中国人的代表性人格以及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林语堂则在1934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认为中国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有些学者更关注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如梁漱溟认为中国人“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缺乏集团生活”。梁启超则撰写了长达10万多字的《新民说》，全面剖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所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并提出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另一位对国民性进行过全面思考和犀利批判的学者是鲁迅，他对国人的狭隘、守旧、愚昧、迷信、散漫、浮夸、自欺、奴性等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解剖。除了中国人的思索外，18世纪以来的一些国外学者、传教士和旅行家也曾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过探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Arthur H.Smith，他凭着自己在山东农村25年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并于1892年出版，在书中他将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15点：活易死难、没有“神经”、耐性太好、不求准确、寸阴是竞、勤劳、撙节、知足常乐、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虞我诈、爱面子、婉转、客气。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日常经验的观察和思考，虽不乏深刻的见解，但缺乏系统性，也不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以下我们将重点回顾我国心理学界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

一、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1965年之前，对中国人人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比较上。研究者们通过使用心理测验工具，在智力、气质、需要与态度等方面将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控制文化影响后的智力测验得分上，中国学生与英、美、日的同龄者没有差异。而中国学生在气质上与美国学生相比，更为内向、敏感、退缩、克制、深思，支配性、独立自主性与攻击性较少(倪亮等，1960；孙敬婉，1963；高莲云，1962；杨国枢，1963)。对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在需要和态度上的多项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对权威性的强调，中国大学生有更高的服从需要、秩序需要、求助需要、谦卑需要和依赖需要，而美国大学生则有更多的表露需要、内省需要、支配需要、改变需要、异性恋需要、攻击需要、亲和需要和竞争需要(张素妃，1962；彭佳久，1962；黄坚厚，1964)。此外，运用测量“权威态度”的AE量表对中、印、美三国大学生进行研究后表明，中印两国大学生的“权威态度”上程度相近，都高于美国大学生，更习惯于从权威处寻求满足和安全感。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国民性研究中出现了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探讨，一些本国人特有的概念与行为(如脸面、孝道、缘等)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脸”与“面子”问题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它与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对比。一项研究表明，一般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会用“脸”和“面子”来形容与评价有关事件，“脸”和“面子”虽然在意义上有重叠，但两者形容的范围不同。“丢脸”和“没面子”在使人难堪的程度上有差异，“丢脸”比“没面子”更让人难堪。这可能是因为，“脸”和“面子”代表不同的社会行为标准，“脸”与道德有关，而“面子”涉及能力与成就。“爱面子”是“做面子”、“撑面子”的主要原因；男生比女生更多的“做面子”，而女生比男生更加“爱面子”。强烈的自尊概念与褊狭的权威意识也是影响面子需要的重要变量(陈之昭，1982)。还有研究者发现，最让人感到“丢脸”的事情多与个人能力有关，也包括违规事件和一时的行为失误。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丢脸”事件常常是“无法避免”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但也有人认为，“训练与培养能力”、“谨言慎行”就可以避免事件发生，若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可以通过“改进行为”来补救。另外，面子需要与成就动机有较高的正相关，面子需求越高，人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补救措施来抵消“丢面子”事件的影响；而面子需求低的人即使丢了“面子”也不会想办法挽回。

孝道也是中国传统备受重视的美德，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杨国枢为代表的学者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孝道的概念、内涵和层次提出了一套理论框架，将孝道视为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的一套社会态度与行为的组合，亦即孝道是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组合。这些学者以我国台湾省学生为被试，自编量表，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传统孝道的精华如尊亲、悦亲、养亲仍然被现代青年所接受，而一些不再符合现代生活的传统孝行如绝对顺从、传宗接代等已逐渐被现代人抛弃(黄坚厚，1982；杨国枢，1989)。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居民中，孝道的价值依然存在，但具体内涵却已经有所改变。如子女宁愿多提高父母的物质幸福，却不愿意在个人自由与自我发展方面迁就父母。尽孝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向父母表达关注，而是追求事业的成功以使父母引以为荣。

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中国心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有显著差异。自从西方学者提出了人格因素的“大五”结构后，各国学者都对“大五”结构是否具有跨文化性产生了兴趣，试图寻找“大五”因素在其他各种语言中的存在。但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人格结构有两个部分，一是所有文化下人们共有的人格成分(etic)；二是某一文化下人们独有的人格成分(emic)。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相比既有相似性，又有独特性。如果直接采用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只能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人格中的相似部分(etic)和西方人独有部分(西方人的emic)的混合，因此既有可能增加或夸大中国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西方人的emic)，又可能忽视中国人独有的特点(中国人的emic)。杨国枢等在中国较早进行了相关的本土研究。他从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入手，研究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得到了4～5个独立的人格维度，并将其与西方的“大五”进行了类比，结果发现，虽然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国人描述他人及自己性格所采用的基本向度，在内涵上不同于西方人描述他人及自己性格所采用的基本向度。这说明，中国人的人格具有独特性(杨国枢，李本华，1971；Yang ＆ Bond，1990)。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直接从中文字典中选词。

鉴于这种情况，王登峰将杨国枢收集到的用于描述稳定人格的形容词与从现代汉语词典和刊物中收集到的词汇合并，用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最后确定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分别是精明干练—愚钝懦弱、严谨自制—放纵任性、淡泊诚信—功利虚荣、温顺随和—暴躁倔强、外向活跃—内向沉静、善良友好—薄情冷淡、热情豪爽—退缩自私。根据这一人格结构，王登峰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王登峰，2003)。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对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并对各维度进行了重新命名，分别为：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处世态度(王登峰，2004)。(www.xing528.com)

张建新等人将他们自己编制的《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与西方的五因素问卷(NEO-PI)(参见本书第三章)合起来进行联合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六因素结构，其中四个因素分别与NEO-PI中的神经质(N)、外向性(E)、随和性(A)和尽责性(C)相包容，第五个因素只容纳了NEO-PI中的开放性(O)，与CPAI不交融，第六个因素人际关系(IR)是CPAI中的一个分量表，却与NEO-PI不交融。这意味着开放性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质，它在中国人身上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会生存价值；同样，而人际关系则是中国人特殊的社会性人格特质，它在西方人身上可能不突出或不具有重要的生存适应价值。他们还发现人际关系(IR)与五因素中的随和性(A)之间的相关较低，表明在中国人身上可能存在两种人际关系模式，随和性更多地指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被动地受他人欢迎，而人际关系则指一个人主动寻求与他人建立互动交换关系的行为模式。前者主要指如何“做好人”，后者主要指如何“做人”。人际关系与开放性分别代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人际关系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而开放性则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理性求索精神。西方文明的发展在塑造个体的人格特质时，将开放性变成了显性的人格因素，而将人际关系抑制成隐性的特质因素；中国文化则将开放性压抑成隐性的特质因素，将人际关系变成显性的特质因素(张建新、周明洁，2006)。

三、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人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迁，那么身处这一历史环境中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又有了哪些变化呢？这当然也是心理学者们颇感兴趣的问题。有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正在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强化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在现代性较高的个体身上，顺从需要、谦卑需要以及社会称许需要较弱，而自主需要、异性恋需要和成就需要较高(黄光国、杨国枢，1971)。在家庭观念和权威意识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与家庭都是高度权威性的，以往中国人具有较高的权威人格，但随着社会的逐渐现代化，中国社会及家庭的权威性已逐渐减弱(杨国枢，1970；吴燕如，1995)。不过国人的家庭概念仍然牢固。我国台湾省和我国大陆学者对当今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情况：虽然现代的小家庭已取代了过去的大家庭，许多子女结婚后通常不与父母居住，但中国人仍然普遍重视家庭，家庭关系仍相当牢固，彼此间的依赖并未减弱(黄光国，1995；朱谦，1995)。另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中国人是以和谐与顺服自然为取向，现在的大学生却以主宰自然取向为主。在关系取向上，传统中国人以团体取向为主，重人际关系，现在的大学生却以个人取向为主，这种取向强调的并不是以自私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而是在肯定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及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时，能够表现出自动自发的精神。在时间取向上，传统中国人以过去取向为主，现在的大学生以未来取向为主。在活动取向和人性取向上，传统的中国人强调修身养性，相信人性本善，现在的大学生保留了内修、性善的特质，但在程度上有减弱的趋势。传统性比较高的人，由于在心理需要与价值观念上他人取向的倾向较强，所以在行为上也比较顾虑他人的意见；而现代性高的中国人，由于在心理需要和价值观念上个人取向更强，因此比较独立，忠于自己。

由以上对中国人心理变迁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化的进程使我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越来越像西方人。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以及目前国人不同的现代化程度，我们的人格还是保留了许多独特之处。杨国枢(1990)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认为，各种传统性的心理与行为都可能与现代性心理与行为同时并存一段相当的时间。其中，某些在传统社会中较重要、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心理与行为会减弱其强度或改变内涵，却未必会完全消失；而某些在传统社会中不太重要，反而具有适应现代社会之功能的心理与社会行为则会增强强度或改变内涵，迎合时代的要求。因此，现代社会中将有四种类型的人：(1)简单传统型，传统性减弱较慢，现代性增强也缓慢，人格偏传统型；(2)简单现代型，传统性快速减弱，现代性快速增强，人格偏现代型；(3)强势混合型，传统性减弱缓慢，同时现代性快速增强，其人格是传统性与现代性都高；(4)弱势混合型，传统性快速减弱，而现代性增强缓慢，其人格是两类心理特征都较低。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早期应该是简单传统型较多，中期应该是混合型较多，此后应该是简单现代型较多。

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和社会行为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很强的适应功能。自立、自信、自尊和自强等自我维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周易》中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主要强调了自强这种心理品质。这些品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考验，显示出其经久不衰的适应价值，熔铸成这个民族的精魂。我国学者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自立与自强人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有研究者对国内各年龄阶段学生进行调查后提出，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自立人格结构基本一致，大致由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五个维度构成；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自立领域一致，主要包括心理自立、社会自立、行动自立和经济自立四大领域；而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在不同的自立领域的自立发展有一定差异(夏凌翔、黄希庭，2006)。此外，被试更喜欢选择与自己同性别的自立者；坚韧性、独立性、成熟性、主动性、道德性和开放性是被试最看重的自立者人格特征。研究者对自立与自强的关系以及自立者人格特征等问题进行讨论后认为，从自立到自强是一个连续体，但它们有不同的人格特征；自立可以区分为特质自立和情境自立(夏凌翔、黄希庭，2004)。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回忆其自立意识的发生主要在中学时期并延续至大学阶段，自立意识发生的心理背景往往与个人欲摆脱挫折和战胜困难有关。同时在自立意识所包含的四个因素中，大学生最看重的是经济自立，其次是心理自立和社会自立，最不看重抽象自立(黄希庭、李媛，2001)。

在自强的相关研究中，学者采用录音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方法，要求200名不同性别、职业、年龄、教育程度的成人对“自强”的含义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心理背景下想到“自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自强观主要是指持久的意志力，自强可以分为顺境自强、逆境自强、竞争性自强和他向性自强，逆境自强更为公众所赞同。人们回忆起自强意识产生的时间主要在参加工作以后(郑剑虹、黄希庭，2004)。研究者还在继续探索自立、自信、自尊和自强等心理品质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结构、功能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