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分析介绍

一、纵向研究

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人的人格是稳定的还是不断变化的？人格理论家在这些基本立场上的分歧可以通过具体的纵向研究结果得到启发或者找到证据。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是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research)，就是只是对被试测量一次，或者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测量若干次，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揭示一个时间阶段上人格的发展状况，却忽略了人格与长期的时间变量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个体的人格特征有多少发生了改变，又有多少保持不变？用来描述成年人发展状况的理论能否同样用来描述儿童？或者用来描述儿童发展状况的理论能否同样用来描述成年人？以上问题，横向研究都无法解决。当然，通过在同一时间切面上，选取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考察他们在某一变量上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测量该变量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趋势。但这种方法还是很难说明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是由于年龄趋势的作用，还是不同年龄组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经历的差异造成的。只有通过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答。人格的纵向研究设计可以用于回答人格跨时间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

所谓纵向研究是指在较长的时期内(通常是几十年)，对同一个体或者一组个体，通过比较在不同的时间段所做的重复测量研究，探究人的发展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纵向研究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困难，如时间跨度大，一些被试会由于各种原因提前退出研究。研究者要与被试保持联系，要记住被试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还要保守被试的秘密等等。而且，测量工具难以确定，要找到合适的智力或社会性测量在一个被试的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以及成年期分别对他进行测量并对数据加以比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此外，要进行一个大的纵向研究，显然要耗费很大资金。最后，要用几十年才能完成一项研究，写成一篇论文，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然而，纵向研究能够反映人格发展所具有的时间延续性特点。它允许我们追随个体的发展历程来探究人的身心变化与年龄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仅考虑了单个变量的发展进程，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随时间发展的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纵向研究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人格发展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证据。因此，尽管这种研究的实施存在着很多困难，但还是深受发展心理学家的喜爱。

最简单的纵向研究是一次只研究一组群体。比如，以某托儿所一个班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在许多年里反复测量他们。通过分析不同时间里收集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描述他们在进入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的时候是如何变化的，如幼儿时的天真、童年时的友谊、青年时的自我意识、成年时的责任心等等。我们或许会发现，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态度，青年期则在政治上追求自由，中年期却又变得保守。这些改变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是很复杂的，而且简单的单组纵向研究并不能说明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某些改变可能是年龄效应使然，即这种改变是由个体年龄的增长引起的。青春期个体在从父母的庇护下独立出来的过程中，可能会反叛既定的政治态度；当他们进入成年期，开始负起生活的各项责任时，就会向保守的方向转变。但也有一种可能改变与年龄无关。也许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整个国家弥漫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所有年龄阶段的个体都会向这一端靠拢。而数十年后，当对这些被试进行重复研究时，这个国家可能转向了保守主义一端。这种假定的情境称为时代效应(period effect)，即不同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年龄可能并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还可能更为复杂，历史因素会对特定同年龄阶段的人带来特定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变革会影响到学生，而养老金制度的改变则会影响到老年人。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被试的年龄，还要明确被试是处在哪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到群组效应(cohort effect)。群组是指在同一年龄阶段经历同样事件的人们。这种研究通常是以出生为标准加以划分，即在同一年出生的人为一个群组；也可以用其他事件为标准，如在同一年结婚的人或者在同一年退休的人(Menard，1991)。历史给不同群组的个体带来了不同的生活环境。某一辈人生于人口出生率比较低的年代，那么在成年期工作机会就比较多。如果某一辈人进入成年时，适逢国家战乱，他们的工作与婚姻模式就会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不同。因此，当我们把研究结论从一个群组推论到另一个群组时，一定要谨慎。

我们经常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格改变做出一些非正式的判断。我们会说“大学里的他跟儿时的他是一样的”或者说“他真的变了”。我们会认定诸如上大学之类的经验会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不同。然而，这种判断是对是错呢？我们能否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呢？换言之，我们如何分析纵向研究的数据呢？或许你连续几年都写日记、剪报、收集影片等，现在加入几次会谈、客观测量和这些年来其他观察者对你印象的记录等。照这种方法，同时研究几百甚至几千个人，你就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如何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从哪里入手？如果在纵向研究中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使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我们如何比较不同年龄阶段被试人格的异同？我们如何能将对玩耍中的学前儿童的观察和对成年期的人格测验得出的分数放在一起比较？直接将这两种资料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Jack Block(1961)采用了Q技术分类法。在纵向研究中，对于年龄较小的被试来说，所收集的资料一般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评价，研究者对孩子的人际交往状况所做的观察等；就青年期和成年期的被试而言，所收集的资料一般包括自我描述和问卷资料。研究者就需要用相同的语言描述不同类型的资料，以便做出比较(如，处于学前期的Tommy和处于青春期的Tommy)。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标准化的评定方法。评价者制造100张同样的卡片，卡片上分别写着能够用来描述被试的词语。评定者查阅有关被试的所有资料，然后对卡片进行分类，看它们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对被试的描述，并做出非正式的主观评定。Jack Block加利福尼亚Q分类标准由9个类型、100个项目组成，可以对同一被试在不同年龄段的资料进行重复评定。既然不同的年龄阶段应用的是同样的卡片，那么两个年龄段的资料就可以比较了。我们就可以检验，一个被判断为安静型的儿童，在成年期是不是也被“评定”为安静型。

但Q分类只能用来检测同一被试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资料，却不能检测不同的被试。因为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Q分类量表。比如，Mary的社交性排在第6位，而Jerry的社交性排在第7位，但我们并不能比较是不是Mary比Jerry具有更高的社交性，因为这种排序是指在同一被试身上社交性与其他特质相比在个体身上所处的地位。如果要比较不同的被试，就需要能够测量所有人的社交性的工具。Q分类技术只是比较同一个体不同年龄阶段人格的一种有效工具。

纵向研究需要研究者做出各种努力去维持与被试的联系。正是与被试不断地接触，研究者才能获得各种所需的资料。而研究所能收集的资料可能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分析这些资料能够得到预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提取的信息，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资源。因此，纵向研究的数据也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用，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研究那些预先没有设定的问题，这种方法称为再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二、人格的稳定性

在人格发展的研究中，人格特质的稳定性问题备受关注。让我们通过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来了解婴儿期气质的稳定性、童年期的稳定性、成年期的稳定性。

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往往会饶有兴致地向你讲述他们的孩子刚出生时性格是多么的不同。例如，现代物理学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Albert Einstein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有两个儿子，他们的表现就很不相同。大儿子Hans自儿时就有数学天赋，最后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出色的水利学教授。小儿子Eduard则从小喜欢音乐和文学，然而在青年期就进了瑞典的一家精神病院，并死在了那里。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父母都注意到，他们的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存在差异。

许多研究者用气质(temperament)一词来表示出现在生命早期的个体差异。正如本书第16章所述，气质具有遗传基础，而且往往与情绪性和激活性行为有关联。有研究者(Rothbart，1981，1986)以一组婴儿为被试，通过从婴儿看护者那里收集的数据，研究了他们从三个月大时起不同年龄阶段的情况，分析了婴儿气质的六个方面：

(1)活动水平：婴儿总体的机械动作的数量和强度，包括胳膊和腿部运动。(2)微笑和发声的笑：两种笑出现的次数。(3)恐惧：婴儿接触新异刺激时表现出的不快和不情愿。(4)对限制的苦恼：在给婴儿喂食、穿衣和引导婴儿接触其期望目标时，婴儿所表现的苦恼。(5)可安抚性：经过安抚，婴儿在多大程度上能减缓压力，变得平静。(6)定向的持久性：在何种程度上，儿童能专注于某一对象，而没有突然的改变。

婴儿的看护者(一般是母亲)对婴儿做出观察并完成以上六个方面的测量问卷。研究发现，在一段时期内，活动水平、微笑和发声的笑和其他人格特质上得分高的婴儿，在其他时段内得分也高。而且，活动水平与两种笑的得分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他特质间的相关系数。研究还发现，与婴儿早期相比，婴儿后期人格特质的稳定性更高。变得稳定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大一些的婴儿表现出了更多的行为，因此研究者通过行为对特质做出的评价信度更高；也有可能是大一些的婴儿学会了以更稳定的方式对环境和看护者做出反应。

为了了解童年期人格的稳定性，研究者(Block ＆ Robbins，1993)选取了100名被试做纵向研究，考察他们活动水平(activity levels)的个体差异。研究从被试3岁时开始，并在4岁、5岁、7岁和11岁时分别进行重复测评。当儿童3岁和4岁的时候，用两种方式来评价活动水平。一种方法是用动作记录器，将记录器绑在儿童手腕上，肌肉的运动会引发记录器的计数装置的反应；另一种方式是让老师对儿童做出评价，在儿童3、4、7岁的时候各做一次测评。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期的活动水平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在3岁时活动水平较高的儿童，在4岁和7岁时的活动水平也较高；3岁时活动水平较低的，在4岁和7岁时的活动水平也较低。早期的测量可以预测后期的状况，但就预测的效果而言，两次测量的间隔越久，相关的稳定性就越低。换言之，预测的效果随初次测量与被预测行为间的时间间隔的增长而减弱。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推断，个体在发展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人格差异，主要是指婴儿期以及童年期时出现的一些特质差异，如活动水平和攻击性，而且这些个体差异往往会保持稳定(Larsen ＆ Buss，2002，p.333)。

成年期人格稳定性的纵向研究很多，许多通过自陈式测验获得的研究数据肯定了这种稳定性。在相关的纵向研究中，被试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84岁。Costa与McCrae(1994)使用五因素问卷对不同年龄的人格进行了测量。在这些研究中，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范围从3年到30年不等。在成年期不同时段对人格进行测量的结果表明，五种人格特质都具有中等水平以上的稳定性。以上研究结果是通过自陈式测验得到的。用其他方法收集的资料是否能得出类似的结果？在一项为时6年的纵向研究中，用配偶评定法，得到的稳定系数是：神经质为.83，外向性为.77，开放性为.80(Costa ＆ McCrae，1988)。另一项研究用同伴评定法，测量间隔为7年，五种因素的稳定性在.63到.81之间(Costa ＆ McCrae，1992)。可见，不论是通过自陈式测验、配偶评定还是同伴评定所收集的资料都表明，人格都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稳定性。

关于人格的稳定性，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时候人格的一致性程度会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人生中会有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人格就稳定下来，不再发生显著的变化。研究者(Roberts ＆ DelVecchio，2000)对152项人格发展的纵向研究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就是利用一系列统计手段，对大量独立的研究进行再研究，从中发现某种共同倾向或者趋势。研究者锁定的关键变量是“人格的一致性”，并将其界定为人格特质在时间Ⅰ与时间Ⅱ下分别测量求得的相关系数。研究者以人生每10年为一个年龄段，以每个年龄段之内不同年龄之间的特质相关系数作为人格稳定性的指标。结果发现，人格的一致性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加。例如，在十几岁时，这种相关系数平均为.47，而在二十几岁时就升到了.57，在三十几岁时就升到了.75。从婴儿期到中年期，特质的一致性呈线性增长，而在50岁后达到顶峰。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格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并且人格的五因素都表现出了平均水平的稳定性。

当然，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变。实际上，人格特质都表现出一些变化，特别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总体上，开放性、外向性和神经质的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同时尽责性和随和性的水平则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到50岁左右时趋于稳定(Larsen ＆ Buss，2002，p.339)。

三、人格的可变性

在人格稳定性与可变性问题上，大量的研究集中于稳定性，探索可变性的研究设计很少，因此关于可变性的知识很少。但已有测量(如五因素人格问卷)研究表明，人格的确会发生改变，并且人格稳定性研究本身也表明了人格的可变性。

关于人格改变的知识相对贫乏，其原因大概源于人们的偏见，正如Block(1971)所指出的，即便是用于描述稳定性和可变性的术语都具有感情色彩，但描述稳定性的术语都是肯定的，带有积极色彩的，如一致性(consistency)、稳定性(stability)、连续性(continuity)、持久性(constancy)等；而描述可变性的术语却看似不可预测，并带有否定、消极的色彩，如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不稳定性(instability)、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不持久性(inconstancy)等。另一个原因是，人格改变的研究要困难得多。稳定性的研究一般只需要将同一系列的测试在一段时间间隔中对被试进行两次测量就可以了。然而，可变性的测量却复杂得多。以下是有关人格改变的一些发现，涉及自尊、抱负、感觉寻求、女性气质、能力、独立性与传统角色等方面。

有研究者(Block ＆ Robbins，1993)在一项研究中检查了自尊和与自尊改变有关的各种人格特点。此研究将自尊定义为“个人知觉到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自己理想的样子，远离自己不愿意成为的样子，并就某种自我属性所做出的正向或负向评价”。研究者通过了解被试描述的当前形象与对理想自我间的总体差异来测量自尊。二者的差别越小，自尊越高；差别越大，自尊越低。被试第一次受测是在14岁，大概是中学的第一年，第二次受测是23岁，大概是中学毕业后第五年。除了测量自尊，还测量了被试的其他人格特质。(www.xing528.com)

结果显示，就样本总体而言，自尊并未随年龄增长而变化。但如果将男女分开考察，就发现男性自尊总体上呈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向，女性自尊总体表现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在群组差异水平上发生人格改变的一个例子。当然也有女性自尊水平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但这些女性通常被评价为具有幽默感、会保护他人、慷慨大方、健谈；自尊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女性则通常被评价为情绪化、易怒、敌对、消极、不可琢磨、高人一等。当然男性的自尊也有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情况。自尊水平提高的男性常被评价为社会适应良好，认为自己具有吸引力，生活风格平静放松。而自尊水平降低的男性往往忧心忡忡，容易沮丧，自我防御，遇事沉默多虑。

从青年期向成年期的转变过程中，女性面临的困难似乎比男性更大，至少从自尊的维度来看是这样的。女性总体的自尊水平有所下降，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间的差距加大了，而男性的这种差距反而会缩小。

有研究者(Howard ＆ Bray，1988)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266位男性管理人员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研究者在他们20多岁时(20世纪50年代末)进行了初测，然后追踪研究了2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被试40多岁。研究者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Edwards Personal Preference Schedule)(Edwards，1959)，该量表可以用于了解一个人多方面的特征。研究中了解到了几项显著的人格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抱负分数(ambition score)。最初的八年里，抱负分数骤然下降，在接下来的12年中持续下降。就下降的速度而言，有大学学历者的下降速度要强于无大学学历者。开始测量时，有大学学历者的抱负分数本来是高于无大学学历者。补充的访谈资料表明，人们对自己在公司里有限的晋升机会有更加现实的认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失去了工作兴趣或者不再努力。事实上，他们在自主性、领导动机、成就动机和支配性上的分数都在升高。

日常经验似乎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逐步变得谨慎和保守，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感觉寻求量表(Sensation-Seeking Scale)包括四个分量表：(1)寻求冒险(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2)寻求新奇体验(experience seeking)；(3)去抑制(disinhibition)；(4)厌倦敏感性(boredom susceptibility)。问卷采用迫选法要求被试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中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描述，例如“总是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会感到很厌烦”与“我喜欢日常的老朋友们带给我的舒畅感”。大量研究表明，在儿童和青年期，感觉寻求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青年晚期，即18～20岁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步下降(Zuckerman，1974)。

有研究者(Helson ＆ Wink，1992)通过纵向研究考察了40岁到50岁的女性所发生的人格改变。两个阶段的测量工具都是加利福尼亚心理量表(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结果发现，女性气质量表(femininity scale)的测量结果发生了显著改变。在女性气质量表中，高分者被描述为依赖的、顺从的、情绪化的、娇柔的、文雅的、容易兴奋的、温柔的、敏感的、多愁善感的、富有同情心的等等，低分者被描述为攻击性的、武断的、自信的、自负的、坚决的、有说服力的、独立的、强壮的等等。至于不同得分者喜欢从事的活动，其配偶所报告的结果为，高分者倾向于在假日给好友赠送卡片，记住熟人的生日等，而低分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较多的控制，在性生活中占主动等(Gough，1996)。其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从40岁早期向50岁早期过渡的过程中，她们女性气质的得分会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具体的原因还不清楚。

此外，研究者(Helson ＆ Wink，1992)还对女性能力自我评价进行了纵向研究。测量工具是由一些形容词组成的列表，包括以下一些项目：目标定向的、有组织的、周到的、有效的、实践的、思维清晰的、现实的、精确的、成熟的、自信的、满意的(Helson ＆ Stewart，1994)。与低分者相比，高分者会从中选择更多的词语来做自我描述。在女性27岁和52岁时分别施测。研究表明，女性对能力的自我评价表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而且她们对能力的自我描述与是否有子女无关。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研究者将被试分为四组：(1)有完整婚姻和子女的家庭主妇；(2)有子女也有工作的女性；(3)离婚的女性；(4)没有做母亲的女性(Helson ＆ Picano，990)。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独立性测量，内容包括两部分，其一是自我肯定、策略、能力，其二是使自己与他人保持距离，不向传统规范让步(Gough，1996)。独立性水平得分较高的女性往往会为所在的小组制定目标、与小组中的许多人有过谈话、如果情境需要会充当小组的领导。她们常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并不总是服从领导。对于有工作的女性、离婚的女性、没有做母亲的女性，独立性分数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只有传统的家庭主妇的独立性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当然，研究结果描述的是相关关系，不能推断出因果关系。可能是社会角色影响了女性独立性的发展，也可能是那些不想过于独立的女性更多地成为了家庭主妇。

总之，尽管研究不是很充分，但已经足够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格特质会表现出一些可以预测到的改变。首先，冲动性和感觉寻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其次，男性的抱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都会更加独立；最后，独立性的改变与角色选择和生活模式相关。

四、通过人格预测个人生活

某些人格特质是否与特定的生活状况相关？人格发展的研究是否能用以预测个体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研究。

一项纵向研究(Kelly ＆ Conley，1987)调查了在1930年代订婚的300对被试，一直追踪到1980年代后期。在最后一次测验的时候，被试年龄的中数为68岁。在这300对中，有22对放弃婚约，没有结婚，有278对最终结婚了，其中50对在1935～1980年之间离婚。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测中，对被试人格的许多维度都进行了熟人评价，研究发现其中三项指标能很好地预测婚姻满意度以及离婚情况：丈夫的神经质、丈夫的低控制冲动能力和妻子的神经质，而高水平的神经质具有最高的预测力。在20世纪30年代、1955年和1980年，神经质与男性、女性的婚姻满意度都存在负相关。丈夫与妻子的神经质、丈夫的低控制冲动能力都对离婚起到了较强的预测作用。具有满意和稳定婚姻的夫妇神经质得分要比离婚夫妇的得分低大约半个标准差。离婚的原因似乎与早期测量的人格特点有关。例如，如果初次测量时，丈夫控制冲动的能力比较低，以后就倾向于发生婚外情，而婚外情会成为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具有高控制冲动能力的男性则不会在性方面恣意妄为，这是决定婚姻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一持续45年的纵向研究提供了人格具有一致性的重要证据。人格或许不等同于天定的命运，但是通过它的确可以预测个体的某些生活状况。

另一项纵向研究(Conley ＆ Angelides，1984)表明，早期人格可以预测酗酒和情绪困扰。该研究中的233名男性被试，其中40位被判定具有严重的情绪问题或有酗酒行为。在早期熟人评定中，这40名被试神经质得分都很高，比没有酗酒和情绪困扰的人高出约3/4个标准差。早期的人格特点还可以预测什么样的人会酗酒，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情绪困扰。冲动控制是一个关键因素，酗酒者在冲动控制得分上比情绪困扰者低整整一个标准差。比起对早期生活压力的测量甚至后期压力事件的测量，早期人格特质(如神经质和冲动控制能力)的测量能更好地预测后期的情绪困扰和酗酒行为。

冲动性(impulsivity)在教育和学业成就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者(Kipnis，1971)让一组被试就其冲动水平做自我报告，并进行能显示学业成就与潜能的学业性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对于低SAT分数者而言，冲动性与平均成绩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对高SAT分数者而言，冲动性水平高的个体的平均成绩要低于冲动性水平低的同伴。就是说，虽然都在高分段，冲动性水平低的学生SAT得分更高，冲动性水平高的学生SAT得分更低且更有可能退学。研究进一步证明，冲动性是一个关键的人格因素，与多种生活状况有关。

在谈及人格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时，本章主要探讨了人格特质的稳定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格特质只是人格的一部分。由于特质论认为稳定是人格的特征，因此，对特质的关注可能会导致对人格可变性的忽略。例如，个人生活规划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找到配偶、抚养子女、退休)，经历的个人危机也各有不同(如家庭暴力、亲人亡故)，人的防御机制和应对策略也会随年龄增长而改变。一项男性小样本研究(Vaillant，1977)发现，进入中年后，他们的防御机制会发生改变，投射减少了，幽默增加了。还有研究(Helson ＆ Wink，1992)发现，中年女性在从40岁进入50岁后，会变得越来越依靠智慧解决问题。

五、人格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在人格改变和人格稳定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如何看待人格全程的发展呢？人格全程的发展有没有某些共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人格发展的阶段理论。人格发展的阶段论者认为，人的发展有一个内在的时间表在起作用，人格的发展根据时间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心理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标准，提出了许多人格发展阶段论，其中著名的人格发展阶段论如Freud的心理性欲阶段论、Piaget和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论等等，以及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的基于人际关系特点的发展时期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epochs)、Erik Erikson(1902～1994)的心理—社会阶段论(theory of psychosocial stages)和Daniel Levinson(1920～199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model)。比较各种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我们会发现阶段理论具有一些共同的立场：第一，发展是由一系列连贯的但又有质的差别的阶段组成。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不同的特征来描述，各个阶段的行为之间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特征有质的区别。第二，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即开始和结束的大致年龄，这一范围代表了大多数人特定发展阶段的时限。第三，在人的一生中，与各个年龄阶段相应的人格特征和发展任务有一定的顺序，也是可以做出预测的。第四，阶段与阶段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前一阶段往往是后一阶段发展的基础(Lugo，1996；Pervin，1996/2001，pp.191-193)。

一些阶段论者还认为，如果预定的发展没有在相应的年龄范围发生，在以后的发展阶段就很难完成，就是说人的发展存在着关键期(critical periods)。动物行为学家Konrad Lorenz(1903～1989)认为，特定发展时期的特定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在个体成长中的某一时期，其成熟程度恰好适合某种行为的发展，如果失去发展或者学习机会，以后该种行为就不易形成，甚至终生无法弥补。随着研究的深入，关键期这一术语逐渐被一个新的概念——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s)所代替，它仍然强调有机体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对特定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但同时这一概念还意味着，这种影响未必是持久的、不可改变且不可逆转的。

2.人格发展的学习理论。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发展过程是对环境影响的反应，没有特定的序列阶段。学习理论特别是行为主义理论就秉持这样的假设。学习理论强调经验和行为后果对行为的影响和作用。从这种观点看来，人具有可塑性，可以按照多种方式和不同的路径发展，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人所经历的环境。如果一个人的攻击行为受到强化，这个人就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同理，如果强化是针对合作和进取行为的，这些行为也可以得到巩固并成为一个人的人格特征。如果对一种行为加以惩罚，这种行为就会被压抑。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用学习的概念说明发展的历程，不承认存在适合描述所有人发展历程的阶段。在父母和其他人的鼓励和注意之下，儿童学会自己吃饭，穿衣，收拾玩具；在一系列物质性强化(如食物、糖果、玩具……)和社会性强化(赞美)的作用下，儿童逐渐习得各种行为，从而成为具有不同人格的个体。

阶段理论和学习理论基于不同的假设，各自解释人格发展中的不同现象。相对而言，阶段理论更强调人格发展所依赖的“内在规定性”，学习理论则更关注个体发展所受到的外在环境的影响。这些对发展的决定因素所做的基本的理论假设非常重要，它就如一个旅行者手中的地图，指导研究者去发现不同的人格发展的规律性。“内在规定性”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格发展的机制问题，核心是天性与教养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