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应对机制的介绍，压力理论及模型

一、压力理论及模型

有生理学家(Cannon，1932)提出，有机体有维持体内环境平衡的倾向，在受到外力作用时会“反弹”或“防止变形”，通过反抗—逃避反应(fight-or-flight reaction)保持平衡^[1]。研究表明，将动物置于威胁性(压力)的条件下，如冷气、热气、电击等，它们会产生生理应激反应，甚至可能引起死亡(Selye，1956)。对个体而言，在面临压力时产生的生理反应可称为“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见图15-1)。GAS由三个连续阶段组成：(1)警戒反应阶段。压力源出现后，机体在短时间内产生低于正常水平的抗拒，引起血压升高和肠胃失调。随后机体迅速调动防御资源，作出自我保护性的调节。有效地防御导致警戒的消退，机体恢复到正常水平。(2)抗拒阶段。如果个体不能控制外界环境的作用并排除危机，压力继续存在，机体就会调动全身资源来应对压力。(3)衰竭阶段。如果压力持续过久或者非常严重，机体便会进一步耗尽生理资源，抗拒能力下降，可能导致疾病的出现，甚至死亡(Selye，1979)。

这一理论解释了有机体遭遇压力时的生理反应，但是忽略了人类面临压力时的心理认知因素和应对策略，因而无法解释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压力源时的不同表现。事实上，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如，精神动力学、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等都对压力的心理现象进行了解释。

Freud在他后期的论文中归纳出三种焦虑类型：现实焦虑、神经质焦虑和道德焦虑。现实焦虑是个体觉察到现实世界中的危险时产生的反应，而神经质焦虑和道德焦虑源于潜意识冲动，个体往往不能意识到焦虑的原因。当不受欢迎的本我试图进入意识时，个体体验到神经质焦虑，于是可能采用防御机制(如压抑、拒绝等)来缓解焦虑。当本我冲动违反了超我的严格道德标准时，个体体验到内疚、羞耻等道德焦虑。Freud指出的“现实焦虑”相当于一般适应综合征所指的压力反应，但Freud对潜意识心理更感兴趣，研究重点在另外两种焦虑，尤其是神经质焦虑，而对人类的现实焦虑以及有意识地应对焦虑等现象较少涉及。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家Adler、Anna Freud等则对人类处理焦虑的有意识的方法做了许多研究(Snyder，1988)。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晚近的研究者们把人类面临可觉察的威胁时所做的有意识的努力纳入“应对策略”这个概念之中，并做了大量的定量研究(Lazarus，1968，1974；Holahan ＆ Moos，1987)。同时，对于压力产生的心理机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模型。

图15-1　压力源的持续时间与其相应的应激反应曲线图

有人提出了压力的认知评价理论模型(又称认知交互作用模型)，其核心是，压力“既不是环境刺激，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反应，而是需求以及理性地应对这些需求之间的联系”(Lazarus ＆ Folkman，1984)。该理论强调个体在面临压力时对环境的主观解释。外部刺激是否引起个体的压力反应，与个体的认知评价有关。同一个事件，对一个人来说具有压力，而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没有。个体也会在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事件感受到压力或不感受到压力。

在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者又提出了压力的资源守恒模型(Hobfoll，1989)。根据这一观点，人的生活要经历各种变化，当变化引起或可能引起个体所希望保护和保存的资源的损失(loss)时，或者个体进行投入却没有得到资源的收获时，就会出现压力反应。人类个体通常会认为有这样几类有价值的资源，包括能源(如时间、金钱和知识)、客观资源(如住房和工作)、条件资源(如资历、权力、婚姻)和个人性格(如自尊和自我效能)等。人们会通过各种方法来抵消损失，而“替代”是最直接的途径。例如，一个被所爱的人抛弃的人可以通过寻找一份新的感情，一个失业的人可以通过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来消除压力。重新评估情景与转移注意力也是补偿失去的有效途径。例如，一个被降职的人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境遇下的种种好处上(如更少的责任和工作量、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以及发展自己个人兴趣的机会等)。

还有人从系统控制论入手，提出了压力的系统调节模型(Carver ＆ Scheier，1982)。这个模型将人类个体看成对外部环境影响进行自我调节的复杂系统。系统中与压力最直接有关的部分是“比较器”(见图15-2，Carver ＆ Scheier，1999)，当个体觉察到自己的状态、行为与理想的目标、标准和参照价值等有差距时，就会产生压力并采取自我调解的应对行为以消除压力。当然，应对行为及其结果又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的。个体的应对行为、外部影响以及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知构成了一个负反馈，它们与参照系和比较器共同组成了一个自我调节系统。

毫无疑问，压力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研究者们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来，根植于系统论的研究者综合了各领域的成果，提出了压力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认为应当全面考虑影响压力的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

图15-2　简单的系统调节模型

二、压力的应对机制(www.xing528.com)

有人提出用压抑(repression)—敏感(sensitization)维度来描述压力应对机制的个体差异(Byrne，1964)。压抑的人倾向于不去思考威胁性情境和信息从而避免焦虑，而敏感的人则尽可能地去寻找解决办法并采取行动以应对压力。与之类似，有研究发现遭遇严重压力的个体会采用否认或压抑的方式从心理上逃避典型的症状如遗忘、幻想、退缩、有选择的无注意、否认刺激的意义、思想结构的僵化等等(Horowitz，1979)。虽然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帮助的，但也会妨碍健康的应对，不利于创伤的恢复。另外，有计划的努力也是人们用来应对压力和减轻焦虑的一种方式(Lazarus，1968，1974)。关于应对方式的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分类方案(Stanton，Kirk，Cameron，＆ Danoff-Burg，2000；Ayers，Sandler，West，＆ Roosa，1996；Endler ＆ Parker，1990；Folkman ＆ Lazarus，1988；Holahan ＆ Moos，1987；Matheny et al.，1986；Billings ＆ Moos，1981)。有研究者建议用积极—消极和问题中心—情绪中心这两个维度来对应对方式进行分类(Billings ＆ Moos，1981)。因为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大部分人的应对策略可以归于问题中心和情绪中心这两种类型(Lazarus ＆ Folkman，1984)。问题中心策略是直接关注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采取行动，以此克服焦虑。情绪中心策略是设法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减轻由问题产生的情绪压力；在另一方面，还有研究者认为，应对策略可归纳为积极行动策略、积极认知策略和回避策略(Holahan ＆ Moos，1987)。采用积极行动策略的个体在面临压力时会设法改变情境的某些方面，例如努力寻找与问题有关的信息，跟亲友、朋友或专业人士谈论或咨询面临的问题，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进行体育锻炼缓解压力等等；积极认知策略包括积极改善自己的情绪，努力去看待问题积极的一面，接受事实，做最坏的打算等等；采用回避策略的个体在感到生气或沮丧时，会冲着别人发泄，或用吃东西、抽烟、喝酒等方式来缓解紧张。

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斗争应对策略和预防应对策略的概念(Matheny et al.，1986)。前者产生于压力发生时，是个体击败或减轻压力的努力；后者是防止压力出现的努力(见表15-1)。有五种主要的应对资源：社会支持、信念和价值、自尊、有信心的控制和良好状态。

应对策略能够缓解压力，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同类型的应对策略孰优孰劣，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较清楚的是，虽然回避策略有可能在短期内有明显作用(Suls ＆ Fletcher，1985)，但这种策略只是推迟了对压力的处理，其长远效果不容乐观。而且，依靠回避策略的人更可能产生酗酒等问题(Windle ＆ Windle，1996)。积极策略比回避策略更为有效(Suls ＆ Fletcher，1985)，但问题中心策略和情绪中心策略似乎没有优劣之分。虽然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行动减轻压力的情境，采用问题中心策略要优于使用情绪中心策略，但当压力情境无法改变时，情绪中心策略是更好的方法(Murray ＆ Terry，1999；Strentz ＆ Auerbach，1988)。对于不同的情境采用恰当的应付方式，能更有效地应对压力，这种能力即应对的灵活性(coping flexibility)(Cheng，2001)。

表15-1　　　两种应对策略

引自Matheny et al.(1986)(中译文：P.L.Rice著，石林等译《压力与健康》，2000，中国轻工出版社)

探讨生活适应和压力的应对时，人格的因素是不容忽略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对压力的反应和采取的应对方式。内控的人比外控的人具有较有效的认知系统，面临压力时更可能花费时间来获取信息，积极应对，以期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或环境(Rice，1992)。许多研究表明，外控者更容易感到抑郁、紧张和焦虑(Benassi，Sweeney，＆ Dufour，1988；Lefcourt，1982)。跨国研究表明，公民的外控水平越高，该国的自杀率也越高(Boor，1976)。另一个与压力应对密切相关的人格因素是坚强(hardiness)。性格较为坚强的管理者罹患与压力有关的疾病的比率较低，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工作，喜欢挑战，有较强的控制感(Kobasa，1979；Kobasa，Maddi，＆ Kahn，1982)。而心理不坚强的成年女性倾向于夸大事情的困难，这会导致较高的压力反应(Rhodewalt ＆ Zone，1989)。面对压力，人格中的自尊因素也影响应对能力。在威胁性的情境下，低自尊者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并且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个情境(Rosen，Terry ＆ Leventhal，1982)。遭遇失败时，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更可能自暴自弃(Brockner，Derr，＆ Laing，1987)。自尊的稳定性与个体对压力的应对也有关系。自尊不稳定的人面对生活中的小麻烦也会感到有压力(Kernis，et al.，1998)。

在对与压力有关的人格因素的研究中，A型性格可能是被探讨得最多也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虽然A型性格这个概念从最初的提出到近期的研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它所引出的一系列研究对压力应对和心理健康仍有指导意义。

【注释】

[1]近来有研究指出了压力生理反应的性别差异，妇女面临压力时往往不是体验到反抗—逃避(fight-or-flight)反应，而是“照料与结盟”反应(tend-and-befriend response)，即通过关注孩子的需求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同社会团体中有共同目标的成员结盟，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Taylor，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