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动机正相关的行为的介绍，权利动机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成就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成就使人追求卓越或有良好表现以达到内在和外在的标准，而权力却用于影响他人，有冲击力，使别人觉得自己很伟大。权力动机(power motivation)指人的一种影响他人和支配他人的内在动力。研究者最初用TAT测量权力动机，并比较了应聘学生会职务的男性大学生所写的故事与作为控制组的某个班级内的男性大学生所写的故事，主要测量因恐惧懦弱、害怕失去权力而引起的焦虑(Veroff，1958)。另有研究者提出另一种测量法强调权力的积极方面或与权力相近的方面(Winter，1973)。其他与权力动机相关的评分系统，大部分则用来区分个人利益取向的权力动机与社会利益取向的权力动机。

McClelland推测权力动机的发展可能源于早期的愤怒和兴奋的情绪体验。婴儿在4～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表达愤怒(Izard，1978)。尽管婴儿在愤怒反应的强度和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都是在受到挫折、限制和阻碍时才表现出来。愤怒很可能是作为一种适应性功能而存在。研究者认为“愤怒使得婴儿有更多机会去了解作为决定者的自我，从而体验到自身是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并且还是有才能的”。同时，“通过增强婴儿在面临挫折和恶劣环境时的自我控制感和自我决定感，愤怒也有助于婴儿的自我发展”(Izard，1978，p.399)。因此，愤怒使婴儿更加努力地对环境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带来内在满足感，引起人的积极情绪(White，1959)。通常“具有影响”被认为是在人类生活中进化而来的适应性的、自然的诱因，表现为多种行为模式如攻击型的比赛、战争、统治、领导和辩论等。

权力动机就是这样一种动力，它总是倾向于或准备着去施加影响和感受自身的强大。类似于成就动机，他在有权力诱因的情境下激起和指导行为。大量研究都是用由White所创建的TAT评分系统来测评权力动机的个体差异。研究发现与权力动机有正相关的行为有：(1)拥有经选举得到的职位；(2)在小团体中，以积极和有力的方式影响他人；(3)积聚代表声望的财产如信用卡和名车；(4)冒风险以赢得公众注目；(5)参与争论；(6)选择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指挥他人行为的职业如企业或部门主管、教师和心理学家；(7)为自己编撰以控制和胜利为主题的故事，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愤怒和兴奋，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男性被试身上；(8)表现出冲动和攻击的行为(Jenkins，1994；McAdams，1985；Woike，1994)。

权力动机还影响人的职业选择。对于高权力动机者而言，最理想的职业莫过于那些给予他们权力去影响他人的工作了。所以，像教师、心理学家、牧师、记者、企业主管这样的职业特别吸引他们(Jenkins，1994)。通过对AT＆A公司管理者的一项纵向研究，研究者发现那些在进公司之初就表现出“责任权力”的管理者，16年后很可能会被提升到公司的更高层(Winter，1991)。尽管如此，权力动机还是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有些工作似乎给人们以机会去影响他人，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权力的实施，这些工作令高权力动机者尤为不满(Jenkins，1994)。有时某个职位赋予管理者指挥他人的责任，而下属们却可以不听从其指挥。

大量研究表明，长期处在领袖地位的人，或被提升到有很强影响力职位上的人，都有相当强的权力动机(McAdams，Rothman，＆ Lichter，1982；Winter，1973)。一些实验室研究也开始深入探讨有高权力动机的人实际上是如何发挥其领袖影响力的。有研究者调查了在团体决策时，高权力动机的学生如何指导其他人的行为。每组5人共40组，学生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商业案例，关于某个公司是否应该销售某种微波炉。每组都指定了一个领导者，其中有一半是在TAT权力动机测量中得分高者，而另一半则是得分低者。之后，从每组讨论的情况得知，与低权力动机者相比，高权力动机者在团体讨论时，较少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所讨论的备选方案也较少，也很少考虑该公司活动的道德方面的问题。研究者对这些发现的解释就是，有高权力动机的领导者所鼓励的是“团体思维”决策方式，其特征就在于责任的分散，对长期性的分歧缺乏考虑，决策过程由一个坚持己见的领导者所支配(Fodor ＆ Smith，1982)。

另一个由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充当监督者，指导一群工人工作的模拟实验也支持了以上的解释(Fodor ＆ Farrow，1979)。与低权力动机的监督者相比，高权力动机的监督者更可能对那些总是讨好和迎合他们的工人表示友好。同时，高权力动机者也认为自己比低权力动机者对整个团体有更强的影响力，而他的那些下属没什么用，也不太重要。但有趣的是，那些有高权力动机的男大学生所期望的朋友往往不是特别受人欢迎或很出名的人。对于这一点，研究者的解释是，结交此类朋友会让高权力动机者觉得不受威胁。(www.xing528.com)

那么，高权力动机者的个人生活又如何呢？在这方面，性别差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动机的整体水平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高权力动机的男性和女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恋爱关系模式。其中，男性对婚姻和恋爱关系有着更多的不满，其约会有着更多的不稳定性，有更多的性伴侣以及更高的离婚率(McAdams，1984)。然而，在女性身上，却没有观察到高权力动机所带来的诸如此类的消极结果。研究表明，女性的权力动机与婚姻的满意度有着正相关(Veroff，1982)。高权力动机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很可能会嫁给成功的男性(Winter，McClelland，＆ Srewart，1981)。Winter推测因为社会赋予女性照料者的角色，使她们倾向于接受该角色去关爱他人，所以有高权力动机的女性会比男性以更和蔼可亲的方式来表现其动机，因而会增进而不是破坏亲密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性别差异反映出女性通常受到更多责任感的教导，她们使自己的权力动机以一种社会肯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高权力动机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有年幼的弟妹，或成人后如果有子女，其权力表达会更负有责任感，也更少为自身考虑。在对男性大学生的调查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有年幼弟妹的男大学生更可能保住在学生会中的职位，而没有年幼弟妹的人则常常会发生冲突。由此看来，如果缺乏责任感，权力动机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权力动机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一些研究表明权力动机可能成为预示疾病感染性的因素(Jemmott，1987)。有证据表明，高权力动机者在追求强大和具有影响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或挫折，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性会显著增强(Fodder，1984，1985)，而交感神经活动长时期的增强很可能给身体的平衡状态带来超常的压力。McClelland指出当个人对权力的需求受到限制、挑战和阻碍时，强烈的权力动机很可能会降低其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尤其是具有以下特征的个人极易患病：(1)高权力动机，(2)低亲和动机，(3)强自控力(有时也称“主动抑制”，通过计算TAT故事中的否定次数而测量到的，反映了个体阻碍和抑制自身权力表现的趋势)，(4)与权力相关的高压力(McClelland，1979)。

为了证实以上观点，McClelland等人对95名学生进行了TAT测试，并得到其健康问题和生活压力的自我报告。研究结果表明：(1)权力动机相当高的人，(2)有很强自控力的人，(3)以及此前权力或成就压力超常的人，这三类人都比其他人报告在近6个月里有更多的身体疾病。而且他们所报告的疾病都是非常严重的。有很强自控能力和很强权力动机的人很可能以某种方式抑制其挫折感，从而严重损坏其内在的心理平衡。尤其是在超负荷的权力压力时期，这些人很容易患上流感和其他生理疾病(McClelland ＆ Jemmott，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