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素人格理论的分析介绍

特质理论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确定普遍的人格结构。Allport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构想，Cattell提出了16种根源特质，Eysenck确定了三个人格维度，其他研究者也各自提出自己的人格结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特质领域也因此陷入困境。直到“大五”结构、五因素模型及五因素人格理论出现，特质心理学才得以复苏，并在人格心理学殿堂里占据了越来越显赫的位置。

一、人格分类系统的共识

20世纪末，人格领域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进展应该是两个相似的人格分类系统——“大五”结构(“Big Five”Structure)和“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FFM)的出现。两种模型分别是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研究成果的结晶。但让人惊叹的是，两种取向的研究殊途同归，最终在人格结构的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

自Allport开始，词汇学研究一直都是人格结构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Fisk(1949)通过自我报告、同伴报告和指导者评定等方法得到了五个与后来的“大五”相似的因素，被看作是“大五”的偶然发现者；Tupes和Christal(1961)使用同伴评定、指导者评定、教师评定和临床医生评定及再分析等方法也发现了具有相当的预测效度、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五个因素，并因而被当作“大五”之父(Goldberg，1993)。Norman(1963)对Cattell形容词量表中的20个形容词进行因素分析，同样也得到了五个因素。由于未能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同，Normal(1967)重复了Allport和Catell的工作，得到了包括2 800个特质形容词的人格描述词表。通过对其中的1 710个特质形容词进行分析，Goldberg(1990)发现，无论使用何种分析方法，最终都得到五个相似的因素。而通过对其中的475个常见特质形容词的进一步分析，Goldberg再次证实了五个因素——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才智，即“大五”结构。尽管很多研究者得到了相似的“大五”结构，但结构和命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很多人常常迷惑究竟有几个“大五”，是哪个“大五”。John(1989，1990)的研究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们对Gough和Heilbrun的形容词核查表(ACL)中300个项目进行专家评定发现，评定者对五个维度有相对一致的理解；而且300个项目中的112个项目基本被一致归入了“大五”的某个因素，并构成了“大五”的“核心”定义。John(1990)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112个项目中有98个项目都在假设的因素上有显著且最大的负载，而且五个因素都有宽泛的内涵，如外向性与活跃性、支配性、社交性、表现性和积极情绪等对应，随和性则包括了体贴、利他和信任等维度。“大五”结构的正式命名如下：Ⅰ.外向性；Ⅱ.随和性；Ⅲ.尽责性；Ⅳ.情绪稳定性；Ⅴ.文化或智慧。罗马字母命名顺序意味着五个因素在日常人格描述词中的表征次序或相对重要性，即前面的因素比后面的因素更重要，在人格结构有更大的分量，也更容易被重复验证。

与词汇学研究者一样，理论取向的研究者也一直致力于寻求综合的、普遍的人格结构，直到McCrae和Costa提出了“五因素模型”。McCrae和Costa一直在尝试编制能够将多数人格变量包括在内的测量问卷。在研究的早期，他们确定了外向性、神经质和经验开放性三个重要的人格维度，后来受到“大五”研究的影响，也意识到了他们的测量体系与“大五”结果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将“大五”的另外两个因素——随和性和尽责性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得到了目前很具影响力的NEO人格量表修订版(NEO-PIR)。NEO-PI-R包括240个项目，5个分量表和30个具体层面，具体如表3-2所示(Costa ＆ McCrae，1992a)。

图3-11　Costa

外向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和开放性(openness)五个维度的首写字母结合构成了英文单词“OCEAN”(海洋)，正好可作为人格的象征——人心如海洋般浩瀚无际又深不可测，因此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美的一种人格结构理论。到90年代，Costa和McCrae将NEO-PI-R删减得到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简式量表NEO-FFI(Costa ＆ McCrae，1992b)。

表3-2　　　NEO-PI-R的维度和层面

二、“五因素模型”的发展

McCrae和Costa等人并不满足于对人格结构仅做描述，还一直尝试从特质的角度对“五因素”结构做出解释，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探索。如他们所言，“五因素模型”就像一棵圣诞树，与综合性、稳定性、遗传性、会聚效度、跨文化普适性和预测效用有关的研究成果正是满缀其间的圣诞礼物(Costa ＆ McCrae，1993，p.302)。

就“五因素模型”的真实性，McCrae和Costa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稳定性、观察者评定效度和预测效度等方面的探索。他们对398名被试进行了6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被试6年前后在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等维度上的自我报告结果、同伴评定结果和配偶评定结果都有较高的相关(Costa ＆ McCrae，1988；McCrae ＆ Costa，1992a)。五个因素用不同评定方法所得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于.30(效度指标的临界值)，说明不同方法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另一方面也证明它们背后有共同的东西——“五因素模型”的真实性(McCrae ＆ Costa，1992a)。此外，“五因素模型”还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例如，开放性是职业兴趣的重要预测源；尽责性是工作表现和学业成就的最佳预测源；外向性和神经质是情绪幸福感的重要预测源，而控制了外向性和尽责性后，随和性与生活满意度有较高的相关(Digman ＆ Takemoto-chock，1981；Barrick ＆ Mount，1991)。

图3-12　McCrae(www.xing528.com)

“五因素模型”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系统，与许多经典人格理论都有密切的联系(McCrae ＆ Costa，1996)。首先，源于理论的“五因素模型”与来自词汇学研究的“大五”结构惊人的相似。研究表明，NEO-PI-R和“大五”结构的测量工具(特质形容词表(TDA)以及大五量表(BFI))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外向性、随和性和尽责性三个因素上的平均相关超过了.90(John ＆ Srivastava，1999)。其次，“五因素模型”还涵盖了其他很多人格理论。“五因素模型”与人格障碍量表修订版、形容词核查表、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MMPI-PD、MCMI I＆II、16PF等都有很好的重合，而其他量表如MMPI因素量表、加里福尼亚心理问卷、Wiggins人格形容词量表、Eysenck人格问卷、EPQ-R、自我指向寻求、MBTI、加里福尼亚Q分类、Goldford-Zimmerman气质调查表、Comrey人格量表等的内容也可以被“五因素模型”的部分因素所概括(McCrae ＆ Costa，1992)。此外，“五因素模型”的概念化或重新概念化与很多经典人格理论也有密切的联系。Rogers的经验开放性概念在“五因素模型”开放性维度最初概念化的过程中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和性还涵盖了Adler所谓的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Erikson提出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和Horney的趋近人(moving toward people)等的所有方面(McCrae ＆ Costa，1985，1996)。

跨文化普适性的验证也是“五因素模型”研究的重点。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模型本身的验证。自“五因素模型”在英语语言中得到确定之后，跨文化研究表明，它在许多文化下用不同的方法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McCrae ＆ Costa，1992)。跨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分是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的跨文化比较。对德国、意大利、韩国、俄国、日本、西班牙、英国、土耳其和捷克等文化的研究表明，从青少年到中年，个体将变得越来越适应社会、利他、有条理、尽责，同时越来越不热情、不开放(McCrae et al.，2000)。这种现象和美国文化下的个体没有太大区别。对性别差异的跨文化比较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女性在神经质、随和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的一些方面如热心、对美的开放性等得分都相对较高，而男性在外向性和开放性的其他方面如自信、思想的开放性则有更高的得分(Costa ＆ Terraccino，2001)。

最后，为证明“五因素模型”的神经心理根源，研究者还找到了行为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比较心理学等领域的证据。根据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人格变量25%到50%的变异可以归结为遗传因素的作用(Bouchard ＆ McGue，1990；Hershberger，Plomin，＆ Pedersen，1995)。NEO-PI-R所有变量的遗传率基本上在41%～61%(Jang，Livesley ＆ Vernon，1996)。分子遗传学证据表明，神经质和尽责性与多巴胺受体(dopamine receptor D4，DRD4)有关，而其他三个维度则没有发现类似关系。最后，比较心理学研究表明，黑猩猩的习性特点，除一个重要因素外，与五因素结构有很高的相似性。而且，它们类似于神经质的特点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与随和性相似的特质将随年龄增长而增加(King，1998)。

三、五因素人格理论

根据Mayer(1998)的观点，人格应该是一种系统，而完整的人格理论需要对这个系统的定义、组成、发展和相互关系给出详细的说明。“五因素模型”及相关证据都不能独自构成人格理论。于是，McCrae和Costa将其综合，建构了五因素人格理论(Five-Factor Theory，FFT)，一个综合的元理论框架。

五因素人格理论试图将人格理论中的所有重要元素都纳入其中，并将之分为基本趋向(basic tendency)、适应性特征(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自我概念(selfconcept)、客观传记(objective biography)和外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等五个主要成分和联系它们的第六个成分——动力过程(dynamic processes)。基本趋向是人格的“原材料”，是通过直接观察推断而来的能力和倾向，如人格特质、生理特征、认知能力、生理驱力等。基本趋向可能是遗传的产物，也可能是早期经验的沉淀，还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或生理变故而改变，它决定着个体潜能和倾向。适应性特征则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习得的技术、习惯、态度和关系，是基本倾向的具体表现，如习得的能力、态度、信念、目标、人际适应等(McCrae ＆ Costa，1996)。基本趋向是个体的“所有”，是人格潜在的可能性，而适应性特征则是个体“所为”的总和，是潜在可能性的实现，不仅受到基本倾向的影响，而且受外在因素的影响(McCrae ＆ Costa，1996)。自我概念是有关自我的知识、观点和评价，不仅包括能够赋予生活目的和连贯性的自我同一性，而且包括个人历史的方方面面，并以生活叙事和个人神话的形式表达出来(McCrae ＆ Costa，1996)。自我概念是一种适应性特征，由于重要才专门将之列出。客观传记则是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中感到、想到、说到、做到的所有重要事件。它不同于人生叙事，是不受主观因素影响的、无选择的、具有相当准确性的行为结果，可以被看作是人格心理学家所试图预测的结果变量(McCrae ＆ Costa，2003)。外在影响则指心理环境，包括发展的影响因素、宏观和微观环境等一系列因素，教养方式、同伴关系、文化和历史因素、家庭、情景因素、奖惩作用等变量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动力过程则是联系上述五个元素的中介。这些动力过程是构成宏大理论的普遍原则，也可能是与中小理论如人际过程、认同形成等相联系的具体机制(McCrae ＆ Costa，1996)。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人格系统的运作过程，McCrae和Costa对上述六个基本元素的相互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如图3-13所示。矩形部分代表基本趋向、适应性特征和自我概念三个核心成分，而外围的椭圆部分代表生物学基础、外部影响和客观传记三类与人格系统关系密切的变量范畴，界定了人格之外的系统边界。概括地说，生物学基础和外部影响是人格系统的输入成分，人格因素通过与外在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交互作用，产生了系统的输出成分——客观传记。为了更好地描述具体的运作过程，McCrae和Costa还提出了16个具体的假设，如表3-3所示。

图3-13　“五因素”人格理论人格系统的运作图示

虽然五因素人格理论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能够很好地解释很多研究结果或生活现象，但也常常面临很多矛盾证据的挑战。对此，McCrae和Costa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寻求将之完善的机会，但总的来看，它仍是相对科学合理的人格系统理论。

表3-3　　　五因素人格理论的基本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