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中的两种方法论倾向

二、“中国化”中的两种方法论倾向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目前的“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潮流仍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方法论倾向，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倾向和唯人文主义倾向。唯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心理学中人的心理与行为机制的普遍性远重要于特殊性，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应建立在普遍性基础的特殊性上，因而中国化研究中的主题同国外不应有差别，如认识研究、言语心理研究，而应体现在对象和具体内容的不同上，这样跟踪和引进国外的元理论和相关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并以中国人为对象就可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如汉语心理学研究只要重视引进国外认识与言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诸如神经语言学测定技术、脑成像技术、眼动技术以及其它实验设计技术，就可以使汉语心理学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这种方法中心的唯科学主义研究的效果如何呢？顾锦坤在评价10年（1986～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心理学资助项目时指出：“不少项目从总体上来看，仍属跟踪性研究，……学术思想特别新颖，并带有风险性和探索性的研究仍然偏少。”“有些项目负责人缺乏长远、系统的研究思路，不注意发挥以往的学科优势，甚至放弃已有的研究传统和特色，一味跟踪国际前沿热点”（顾锦坤，1996）²⁵⁴。由此可见，在这种“方法技术中心”的唯科学主义支配下，即使有人也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但由于不重视文化维度的主题创新、思想创新，也不会形成真正的“中国化”特色。(www.xing528.com)

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中，另一种唯人文主义的方法倾向则表现为，片面强调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化”就是研究国外人所没有，而中国人独有的心理与行为，将“中国化”等同于“特殊化”，并绝对排除国外的一切理论和规范化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地道的中国特色、真正的本土化中国心理学。这种趣好实际陷入了唯民俗化、唯民粹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泥坑。事实上，这种绝对的“中国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中国不是封闭的中国，而是充分交流的多元化的中国。当今时代，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在融入中国，这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当你沉静在中华文明史中发掘先哲们的心理学思想时，你在不经意中却以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来诠释中国的心理学思想，这就是伽达默尔所重视的“效果史”效应。因此，这种唯人文主义倾向实质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这在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中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方法论选择应是在消除两极倾向中，寻求两类方法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