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思潮中的中国化的介绍

一、本土化思潮中的中国化

本土化思潮有着广泛的社会学术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界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批判，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日常语言分析理论的提出，使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和方法论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此外，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使社会科学家重新认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本质差异性，彻底反思和批判实证论的科学主义。就心理学而言，不少心理学家发现实证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无助于理解、把握和改善人的内在精神现象和心理生活，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塔特（C.Tart）所说，“正统的西方心理学很少涉及人性的精神一面，它要么忽略其存在，要么将其看作是病态的。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痛苦都是来自于一种精神真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精神一面，那我们就必须了解涉及了这一面的心理学”（葛鲁嘉，1995）¹⁶⁰。近年来，这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心理学的不满，使许多心理学家开始考察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哲学的本土文化形态的心理学。1981年，英国学者希勒斯（P.Heelas）和洛克（A.Lock）主编出版了《本土心理学》，这是一部西方国家开展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在该书的导论中，希勒斯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主旨“，它们是与心理学论题有关的文化的观点、理论、猜想、分类、假设和隐喻，连同体现在社会习俗中的观念。这些心理学阐述的是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世界的关系。它们包含着对人的行动和感受方式和人怎样能在生活中求取幸福和成功的忠告和禁戒”（葛鲁嘉，1995）¹⁶⁶。这里，希勒斯强调本土心理学是本土文化圈内人们普遍接受的心理学主张，并认为一个心理学主张越具有本文化的特性，就越能切中本土心理学的主题。希勒斯认为，本土心理学有着广泛的渗透性，它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的心理生活，并通过各种习俗构筑和改变人的心理生活。

本土化思潮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文化殖民依然存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文化领域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这样，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摆脱这种文化殖民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土化思潮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界为了摆脱文化殖民的一种积极反应（罗钢主编译，1999）。就心理学而言，美国心理学在20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世界心理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和权威性的位置，美国心理学的这种强劲势头，已造成了西方心理学即是美国心理学的局面，而美国心理学又是美国白人心理学。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在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下，过分模仿美国心理学，必将导致本国心理学缺乏个性和特色，最终沦为美国心理学的附庸，因而本土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中南美洲国家都有心理学家致力于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如格劳曼（Grauman）、奥康奈尔（O’Connell）、迪亚斯·格雷罗（Diaz Guerrero）等。80年代中期，亚洲国家，包括土耳其、日本、印度、菲律宾、中国也开始了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杨国枢，1993）。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是在世界性的本土化思潮中展开的。国内老一辈心理学家张耀翔、潘菽、高觉敷、朱智贤等非常重视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研究，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80年代初，潘菽、高觉敷又倡导和重视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就汉语心理学、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中国人民族性、面子、恋权情结、助人心理、气功心理、中医心理展开研究，但均未在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层面提升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只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重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理论问题（葛鲁嘉，1995）。至于将“中国化”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研讨则是在90年代，其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多次组织了研讨会（班），中国心理学会也组织了华人心理学研讨会。在我国台湾，1980年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首次组织召开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科际研讨会”，并于1982年出版了论文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杨国枢、文崇一，1982），引起了广大社会科学界人士对中国化问题的广泛重视。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也于1989年第一次主办了“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科际研讨会”，并出版《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杨国枢、黄光国，1991）一书。1992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法与理论篇》、《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教化、发展及病理篇》（杨国枢、余安帮，1993）。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开展，1991年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成立了本土心理学研究室，并于1993年创办了《本土心理学研究》学刊，发表我国台湾、香港、大陆地区关于中国人本土心理学的论文。台湾学者在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中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面子、人情、缘、报恩与复仇、孝道、关系取向、家族主义、社会取向及成就动机、自我观、性格知觉、个人传统性、正义观、价值观、道德观、宗教心理、世俗形式主义、组织行为、华语心理、慈善观念与行为、怨与人际苦痛、心理病理、青少年问题、体罚现象、古人心理与心理思想、儒法思想的心理学观、心理测量工具的本土化等（杨国枢，1993）。在我国香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及新亚书院主办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并出版《现代化与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选编》（乔健，1984）。1988年，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主办了“迈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认同与肯定研讨会”，并出版《中国人·中国心》三册（高尚仁、杨中芳，1991）。香港学者的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主要包括面子、孝道、集体主义、为父之道、送礼行为、中国人心理病理、本土化性格测验、公平观、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与利他行为、中国人的自我表达方式、功利性家族主义、关系与计策行为等。近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就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交流与日俱增，不仅有关中国心理学本土化问题的学术研讨相互邀请，而且已经连续三次成功地举办了华人心理学学术研讨会。

我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学者在推动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上，力图实现以下目标。

（1）使心理学能够真正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我国大陆学者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主要目标。

（2）使心理学的研究更能反映和切合中国人的实际，这是三地学者推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共同目标，这一“本土性契合”的目标目前已成为三地学者推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首要目标。杨国枢曾提出，“本土性契合”是指“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杨国枢，1993）²⁴。三地学者一般认为，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一种在本土性契合条件下所建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由“本土性契合”而形成的中国人本土心理学强调的是一种“将中国人当中国人来研究”的心理学。(www.xing528.com)

（3）使中国心理学摆脱作为西方心理学的附庸。长期以来，华人社会的心理学不能摆脱美国、苏联、英国等西方国家心理学的束缚，华人心理学成了西方心理学学术殖民化的心理学。对此，杨国枢、文崇一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却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时至今日，在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只落得是多我们不为多，少我们不为少”（杨国枢、文崇一，1980）^1-2。中国学者的上述反思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长期作为西方学术的附庸而缺乏个性和自创力，并竭力摆脱这种学术殖民的边陲地位，追求学术独立性、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后殖民情怀。

我们将上述三个目标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是在以独立自主的民族自信心的指引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思考背景，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描述和揭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及规律为基本任务，以服务于华人社会为己任，来创造性地建立具有中国人特色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为丰富世界心理学体系做出贡献。这种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人文精神追求主要表现在：

（1）树立中国人的自信与尊严，找回文化殖民化心态下失落的华人存在价值，把握华人心理学自主创新的命运；

（2）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而不靠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来体验、理解、把握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样式、生存价值取向和生活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