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心理学涌入中国后人文精神的命运∶一种元心理学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涌入中国后人文精神的命运——一种元心理学分析

纵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西方心理学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涌入中国，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在国内心理学史学界，习惯将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心理学划分为西方心理学（系指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学）和苏联心理学。就对中国现代心理学产生的影响来看，这种划分是不无道理的。以这两种心理学对中国现代心理学产生的影响作一种元心理学考察，可以管窥体现人文精神的质化研究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有两次学习、翻译、传播西方心理学的高潮，一次是20世纪前半叶，另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20世纪前半叶是一次全面输入和学习西方心理学的时期。

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之时，正值民众崇尚科学之时，作为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心理学，在20世纪初过分追求狭隘的科学精神，而忽视人文精神对中国现代心理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说，“精神现象之学，如心理学者，近已用实验之法，组织为科学，发起于韦贝尔，费希纳，而成立于冯德”，在谈到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时，他又说“，从前心理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转引自高觉敷主编，1985）³⁵³。在蔡元培看来，心理学的主导方法是实验，因而在他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1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此后他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科研机构时，又亲自参观了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实验室以及动物心理实验所。以后，蔡元培在创建中央研究院时，又成立了心理研究所，主要从事“生理心理及神经解剖等项研究，并致力胚胎行为发展与神经系统发展之关系的研究”（引自高觉敷主编，1985）³⁵⁴。

在中国大学影响十年之久，由陈大齐编著的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教材《心理学大纲》的15章内容中，感知觉占一半的篇幅，书中明确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精神作用）是真实常住之事实，而精神作用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决不能庞杂纷乱、无法则可言。并认定实验法是当代心理学的普遍研究方法，一切心理学莫非实验的心理学。这一论述实际是说科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科学研究法=心理实验研究法。从研究领域与研究内容来看，以生理心理学、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验为主要领域，这些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是胚胎行为与神经系统的研究、神经系统与学习能力关系的研究、感知觉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学科心理研究、汉字心理研究等。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中研究心理的自然性成分的比重大，而研究心理的社会性比重小。新中国心理学泰斗潘菽在《我们的心理学系》一文中描述当时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课程设置时说，心理学系的课程由普通心理学（即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两类课程组成，在方法课程方面开设实验心理学方法、比较心理学方法、儿童心理学方法。他还认为，心理学系归入理学院较为合理，心理学是基础学科，在理学院与数、理、化、生的学科交叉，有利于学生广泛志趣的选择，不同意将心理学纳入教育学院，认为心理学与教育学如植物学与农学、生理学与医学，因此教育心理学纳入教育学院较为合适（潘菽，2008）。

第二次学习西方心理学的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步伐同西方心理学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遭到重创后，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急切想了解西方心理学在冷战期间的发展现状。这一时期，中国心理学对西方心理学的学习有以下特点：一是恢复了在极“左”思潮下被取消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验、心理卫生等。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缩小同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差距，但在赶先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盲目性，让西方心理学牵着鼻子走。三是在学习西方心理学时发现，由于文化的差异，西方心理学理论对中国人心理的解释存在不切合性，开始寻求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心理学尽管恢复了与研究心理的社会性、文化性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并意识到心理学理论不切合解释中国人心理文化的差异性，但从总体来看，同社会性、文化性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且在研究中仍推崇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范式，对人文精神的质化研究缺少必要的了解和系统的学科训练。(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心理学进入全面学习苏联心理学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心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但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内心理学界并未透彻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而是倒向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巴甫洛夫学说。这在心理学研究中表现为时刻以高级神经活动规律为楷模，重视心理的生理基础研究，而忽视心理的社会性、文化性研究。这种倾向以教科书的途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直到今天仍受其理论概念和知识体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独联体国家的心理学对我国心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小，目前甚至听不到独联体国家心理学的声音。总的来说，前苏联心理学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理论概念、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至今依在。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并没有引起国内心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国内学者讨论的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心理学的最高方法论问题，对心理学自身的方法论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如二战以来备受国际心理学界关注的维果茨基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内学界只知道维果茨基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却不知道维果茨基如何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之中。事实上，维果茨基在当时已经看到，传统的实验法只能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的因果分析，无法把握动态的、发生发展着的心理过程，因而提出了因果发生分析法，以结构分析的方式关注影响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因素（Ranter，1997）。维果茨基还从“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出发，提出以单元分析法来取代将复杂心理整体肢解的心理元素分析法。他认为元素分析法把组成有机整体的各个成分孤立起来分析，结果使整体固有的特性丧失殆尽，而单元分析法则是将单元作为整体无法进一步分解的活的部分（如同生命体中的活细胞），它具有整体所固有的一切属性，心理学必须发现这种不同类型的分析单元（余震球译，1994）。

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和前苏联心理学这两种科学形态的心理学对中国现代心理学产生影响的元心理学考察，我们发现，它们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科学精神的影响远超过人文精神的影响。就西方心理学而言，20世纪30～40年代正值行为主义心理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它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更多的是狭隘科学精神的影响，这种科学精神严重阻碍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就前苏联心理学来说，尽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文化历史学派具有明显的人文精神，但50年代的中国心理学更多的是受巴甫洛夫学说的影响，中国心理学界并没有深入地发掘苏联心理学文化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精髓。同时，现代中国心理学也未能继承中国古代心理学的优秀的人文传统，致使现代中国心理学几近变成唯科学主义的“独脚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