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解释学运用的分析

四、精神分析的解释学运用

精神分析是对正统的学院心理学发起的一场革命性的挑战。“精神分析代表了对人类自尊的第三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哥白尼论证了人类并不生活在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打击是达尔文证明了人类像任何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声称，第三次打击是他自己提出的论证，即人类的自我不是他本身的主宰”（李维译，1998）³⁸。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S.Freud）早期接受的是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跟随布吕克（E.Brucke）接受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获博士学位后开业行医，之后不久又去法国巴黎、南锡学习催眠技术。早期的弗洛伊德力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他在1894年秋至1895年春撰写了一个使心理学成为科学的雄心计划，这就是他在世时一直未公开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在这本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倾向于建立一门属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就是把心理过程看作是可用特殊物质微粒来说明的量化决定状态，这样可使这一过程变得清晰而又免于争议。这就关涉到了两个原则性的思想：（1）什么能作为一个可测指标来区分活动与睡眠，且服从于一般的运动规律。（2）神经系统被看作是物质微粒构成。”（Freud，vol.1，1964）²⁹⁵这一时期的生理学受物理主义思潮的影响，热衷于以量化的方式来描述神经强度，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中，以牛顿力学所形成的一套生理学量化术语来解释心灵与行为的普遍规律。如他把动机解释为神经元间的“间隙”（即突触）处紧张积累的结果，这种紧张使人感到不快，并可使紧张跨越间隙最终得以释放，人便获得愉快，动机也就结束；他还认为记忆是神经元间隙处神经强度的改变引起神经元重复兴奋的结果。总之，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弗洛伊德竭力以量化的神经生理学来解释全部的心灵和行为活动机能（Freud，vol.1.1964）。

然而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在他的临床实践中遇到了麻烦，以致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和其他神经病医生一样，我接受的也是运用定位诊断法和电测法的专业训练，但是我现在仍觉得奇怪，我所写的病例报告读起来竟会像一篇篇短篇小说，正如有人会说的那样，它们缺乏严肃的科学性。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这问题的根由显然不是我个人的偏爱造成，而是为本论题的实质所决定。事实上，定位诊断法和对电测法的反应在癔病研究上毫无用处，而在运用想象力的作家笔下常能发现那种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倒使我洞察到癔病患者情感发展的某些过程。这种短篇小说式的病例报告的最终意图同纯精神学的病例报告是一样的，但是它们却有后者所缺少的优点，即能把患者患病期间的故事与疾病的症状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我们在其他有关精神病的记忆中无法找到的。只要我们能使患者清晰地回忆起触发该记忆的具体事件并重新唤起伴随这一事件的情感，只要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了这一事件，并用语言将那些情感表达出来，那么每一个癔病症状便会立即而且永久消失”（车文博等译，1998）。至此，弗洛伊德已经深知对病人症状的详细文字描述比仪器测量的数据在临床治疗中更有效；同时，他也认识到医生对神经病（即精神病）症状解释的重要性。这是弗洛伊德走出物理主义生理学量化研究阴影的前兆。(www.xing528.com)

随着《癔症研究》、《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等著作的问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厦已矗立起来，其精神分析的解释学方法也得已确立。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理论大厦的基础是潜意识，而潜意识不同于当下的意识状态，可以通过内省而觉知，潜意识既不能通过他人的感知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自我反省来捕捉。那么，潜意识在人的精神机构中作为原始的、冲动的、非逻辑性的、非时间性的、非道德性的、非语言性的最深层部分，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呢？弗洛伊德在临床中逐渐发现，潜意识这只黑箱尽管不能被意识所照亮，但它却表征于病人的症状中，因而病人的症状是潜意识的意义象征，精神分析者的作用在于解析这些症状的象征意义，使其被病人的意识所意识，这样，童年时被压抑于潜意识中的经验一经被意识所唤醒，病人的症状就会消失；而精神分析者通过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解析，也可以获得潜意识在整个精神机构中的作用机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表征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在他看来，潜意识的象征意义不仅存在于病人的症状之中，也存在于病人和正常人的梦中；不仅存在于人的口误、笔谈、听误、读误等日常过失行为中，也存在于人的笑话、幽默等诙谐行为之中；不仅在人的遗忘、胡说、荒唐行为中表现，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图腾、宗教、艺术作品中得以升华；不仅存在于文明中，也存在于战争之中。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多方位、多层次地解读了潜意识的象征意义，揭示了潜意识在整体精神机构中的作用机制，并构筑了精神分析的庞大体系，其独特的解释学方法也在这一庞大体系的构筑中得以展示。诚然，弗洛伊德对各种潜意识象征物的表征意义在具体的解释技巧上存在差异，但它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却是共性的，它们共同构成精神分析研究方法同传统意识心理学量化的实证方法在本源上的质的差异，显示了精神分析在方法论中的革命性意义。具体来说，精神分析的解释学方法同意识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价值趋向。首先，实证主义方法将意识经验与行为看作是客观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本体论实体观的研究立场；精神分析解释学则将意识，包括前意识、潜意识看作是一个人文世界，将潜意识的象征物看作是人文世界中有待解释的文本（Ricoeur，1981），因而精神分析的任务是诠释诸如神经症状、梦境、过失行为、诙谐行为、文化艺术作品等这些有待解释的文本，是一种解释主义的人文观。其次，从研究方式来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观察和精密的实验获得数量化的数据资料，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精神分析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全身心投入人文世界，设身处地地重建创造者的创作经验，重新体验创作历程，并相信只要解释者有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就能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文本，即解释者通过创造性的重建来把握创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这正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所在。再次，实证主义方法追求原子主义的精细量化分析，不仅要揭示心理规律，而且要预测心理现象；精神分析解释学则是在人文世界的整体意义上确立个别符号（如某一症状、某一梦意）的相应意义，因而在解释时重视的是意义的整体性原则。最后，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同类研究结果的证实或证伪；精神分析解释学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独立于验证之外。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曾以一系列实验支持精神分析的压抑理论，并将研究结果寄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信中回答说：“我颇有兴趣地考虑了你们试图验证精神分析命题的实验研究，我不会对这种实证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这些命题所依据的可靠观察的充分性使它们独立于实验的验证，当然这么做也是无害的。”（李维译，1998）³⁹¹这反映了人文趋向的解释学研究评估同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评估有着不同的评估准则和评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