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基础,人文精神的先驱

一、人文精神的先驱

在几本颇有影响的西方心理学史著作（如波林、舒尔茨、黎黑的著作）中，对狄尔泰、布伦塔诺（F.Brentano）、斯图姆夫（K.Stumpf）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介绍的内容也是以所做的具体工作为主，很少从方法论意义上评价其历史贡献。对此，我国学者李铮撰文指出，心理学史家重视冯特，轻视布伦塔诺，是科学观和制度化方法论的不自觉反应（李铮，1999）。因此，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些先哲们的思想重新厘定，将会引起后人更多的反思。

19世纪末是实证主义盛行的年代，1883年狄尔泰的《人文科学导论》问世，这是在方法论上对实证主义的有力回应。在该书中，狄尔泰明确指出，人文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它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它是由意识到自己目标的人所创造的，它会随着人对世界的意识的变化而改变。人文世界的特殊性要求人文科学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来研究人文世界。狄尔泰认为自然界需要说明，它需要的是实验性的因果解说方法，而人文世界需要的是“理解”（Verstehen），理解是一种体验他人和自己人生的过程，因此人文科学必须以理解来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Delthey，1993）。狄尔泰还认为，人文世界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文本（text），人文世界也是一个文本的世界，解释学应成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艺术的科学（刘放桐等编著，1990）。在此之前，解释学仅是一门在文献阐释中避免误解的学问，狄尔泰首次将解释学提升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此来驱逐实证主义，他呼吁应在人文世界的栅栏上写着：“实证主义者出去！”（Delthey，1993）。(www.xing528.com)

在冯特专注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之时，另一位心理学家布伦塔诺则力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经验心理学。布伦塔诺在1874年成就的《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就是针对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而作的。在布伦塔诺看来，心理活动的内容是物理现象，理应成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意动才是心理现象，意动应成为心理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为了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他提出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学说，“每一种精神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称作对象在意向上的（有时也称作内心的）内存在为特征的，并且是以我们愿意称作（虽然并非十分明确地）与内容相关联，指向对象（这个对象在这个语境中不应理解为是某种真实的对象）或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包含某种作为其对象的东西，虽然它们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包含的。在表象中有某种东西被表象，在判断中有某种东西被承认或拒绝，在愿望中有某种东西被愿望，等等。这种意向的内存在仅限于心理现象所独有。物理现象没有显露出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心理现象，即把它们说成是通过意向的方式把对象包含于自身之中”（王炳文等译，1995）。这就是说，物理现象具有内在的完整性，是自己包含自己，心理现象则是以内在对象性为特征的。布伦塔诺将意动分为三类：观念活动、判断活动和爱憎活动。他认为观念活动是判断活动和爱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基础，观念活动相对独立，它普遍存在于一切心理现象中；他说没有判断和憎爱而只有观念的生物是可以想象的，而相反的情况却不成立。他认为观念是表象现象，它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归纳之上，而是以经验和现象的熟悉为前提，因而，布伦塔诺强调经验描述的重要性，他设计的新心理学是一种经验描述的心理（或称现象心理学）。他认为，描述心理学是整个心理学中的基本部分，并声称“在心理学家对于他想要阐明的东西是什么给以充分的澄清和描述之前，对于心理现象和任何因果性研究都是没有希望的”（王炳文译，1995）⁷⁵。布伦塔诺认为，描述心理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和划分散乱的、难以捉摸的和无定形的范围，对此，描述心理学必须全神贯注地识别现象的基本部分，应对现象的一般特征和特殊特征并进行结构性的直观，而不应停留在对细节的描述上。布伦塔诺认为，对意动的研究不应是实验的内省，因为它只适合于心理内容的研究。而对刚成为记忆中的鲜活的心理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体验则是一种反省性的内部知觉（inner perception of retrospectionality），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现象学方法。可见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内省实验（introspectional experiment），而是内部知觉的现象学方法。

斯图姆夫是现象心理学的另一位推动者。波林说他“就音乐心理学的内容而言，可称为现象学者而兼心理学者。就其为音乐的心理学家而言，则他的现象学者的成分又多于心理学者的成分”（高觉敷译，1981）⁴¹⁴。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斯图姆夫同布伦塔诺所不同的是，斯图姆夫认为，心理内容与意动是不可能彼此分离的，它们都应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此，他将现象学的题材分为原初现象和次生现象，原初现象是那些呈现于我们感官的直接经验的内容（相当于冯特意义上的内容），次生现象是指这些直接经验内容在我们记忆中出现时的印象（相当于布伦塔诺意义上的意动）。斯图姆夫的现象心理学力图使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实现现象学意义上的整合。在他看来，现象学作为描述的科学，就要尝试运用一切适当的方法对直接经验进行描述，在冯特与布伦塔诺之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实验现象学方法，开辟了现象学实验这一新领域，并在其巨著《音乐心理学》（Tonpsychologie）中付诸实施。对此，波林评论他“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是由于他以布伦塔诺的烙印打在柏林实验室之上”（高觉敷译，1981）⁴¹²。在斯图姆夫看来，现象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汪洋中，现象的川流不息常使人迷失方向，因而根据目的对现象的准确选择和描述就显得尤为重要。斯图姆夫在研究纯音的基本特性时，不仅注意音高、音强和音质，而且特别注意这些现象特性的呈现方式，这就需要精心创设各种实验条件，使纯音的现象特征准确显现，因此，实验条件的创设直接关系到现象的准确选择与描述。现象学实验不仅使经验观察和描述变得容易，而且使现象的改变也容易进行，还能使现象学研究者之间有可能进行可靠的思想交流（Herbert，1981）。正如施皮格伯格所说：“现象学中实验工作的机会使现象学方法有了新的用途，并且对于科学的心理学产生了具有重大的结果”（王炳文等译，1995）¹⁰⁷。必须指出，斯图姆夫实验现象学方法的倡导与实践在心理学中最直接的影响是促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产生。因为苛勒（W.Kohler，1887～1967）、考夫卡（K.Koffka，1886～1941）、勒温（K.Lewin，1890～1974）都是斯图姆夫的学生，并在其指导下获博士学位，韦特默（M.Wertheimer，1880～1943）则是当时斯图姆夫所在柏林大学的编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