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的文化性、意义性

六、研究问题的文化性、意义性

莫里曼和哈德森从不同角度指出质化研究问题的陌生性、深层性、模糊性、意义性、独特性，但这些特性的核心却是文化性，抑或说这些特性只是文化性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自心理学创立之日始，冯特就提出了心理的文化性问题。冯特称高级的心理过程（即文化心理）不属于实验心理学的范围，而应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指出高级心理过程受语言、习惯、神话的制约。冯特的倡导并没有引起日后心理学家的广泛重视，事实上，当时的主流心理学（即实验心理学）是拒斥心理的文化性研究的。(www.xing528.com)

真正将心理的文化性作为研究己任的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发展的质化研究，如马塞拉（J.Marsella）等人所说，“对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的那种现象的现代意识，是从开化的欧洲人同另一些民族接触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开始，欧洲人把在这些民族中感受到的差别看作是内在地与他们人种相联系的某种东西，人类学逐渐使欧洲人记住了下面的观点：行为、思想、情感上的突出差别，主要是他们在一定地理环境中，作为其历史经验的结果所获得的某种东西。在20世纪初，这样的一些东西被冠之以‘文化’的名称”（肖振远等译，1991）⁵⁴。应该说，文化人类学不仅以心理的文化性为自己的研究己任，而且将所有的文化性作为研究的己任。正是文化才使事物具有意义，“文化是人给予事物的意义世界，文化构成了解释一切刺激之意义的代码”（Retner，1997）⁹³。最终确立心理的文化性方法论地位的是前苏联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学派。为了探明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发生、发展机制，维果茨基（L.Vygotsky）提出了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观。维果茨基认为，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包含着在性质上改变低级心理机能的心理工具。这些心理工具实则是文化记号（cultural sighs），表现为语言、艺术作品、信、图表、地图、形形色色的号码与计数、暗号、记忆装置等，这些文化记号，对动物来说仅是一种信号作用，但对人来说则具有丰富的意义。下面我们以维果茨基对语言与思维的研究来具体说明他的基本主张。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对词的不理解，不是词本身难懂，而是词所表达的概念的文化内涵不好理解，词仅是人们文化交际中的言语外衣，没有意义的词并不是词，而是无谓的音，丧失了意义的词与语言和思维无关；词既是言语，也是思维，它是言语思维的一个单元（余震球选译，1994）。维果茨基批评客观主义的元素分析法（也称成分分解法）必然使语音成为大自然里千万声音所共有的东西，使词义成为物理符号世界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传统语言学是声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而不是言语心理学的研究，在那里，语言、思维的意义就像月亮的背面一样，始终鲜为人知。因而，维果茨基提出要以整体的单元分析法代替元素分析法，才能真正研究儿童的言语和思维。对此，方法论者雷特认为，维果茨基的单元分析法不在于它的具体操作意义，而在于它对质化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意义（Ratner，1997）。因此，从质化研究方法论的立场来看，质化研究是一种指向文化性的研究，研究问题的文化性、意义性是质化研究的本源趣好，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