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危机：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科学危机：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科学的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哲学的危机、人性的危机。19世纪以来，精确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一种与精确科学相适应的、具有牢固基础的哲学却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科学的“科学性”与哲学的“非科学性”之间的对立，就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具有科学严格性的哲学。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这里的科学不是指“事实的研究”，而是“理性的启示”。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不能等同于以现代物理学为蓝本的科学。胡塞尔认为，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尽管不发达，但却是健全的：“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依从于一切研究者，它独立于任何一个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实践的自主性紧跟着这种理论的自主性。”（张庆熊译，1997）⁸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者也能够明智地在政治方面以及人的整个周围世界，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加以重新塑造。这种普遍的哲学观点、理性的自由直到笛卡尔（R.Descartes）时代，仍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关于全部存有者的科学的意义，“在始于笛卡尔的、勇敢地甚至于过于激昂地提高普遍性的意义的过程中，新哲学所追求的无非是，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张庆熊译，1988）^8-9。然而19世纪以来，情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实证科学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唯一真正的科学是实证科学，实证主义成了盛行的科学观，正如胡塞尔所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张庆熊译，1988）⁵。(www.xing528.com)

胡塞尔认为，这种受实证科学支配的世界观首先是一种物理主义特征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的人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切自然科学最终将成为物理学，生物学和一切具体的自然科学必须随着研究的进步日益融合到物理学中。实证科学支配的世界观也具有客观主义的特征，“它的活动是在经验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的基础上，并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于一切理性物是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自在的东西。普遍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就是认识的任务、理性的任务，也就是哲学的任务。由此达到最终的存有，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理性的意义”（张庆熊译，1997）⁸¹。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支配下的哲学精神，即使是在对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中，也日益蔓延着一种失败情绪，正陷入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一开始时是隐藏着的，而后日渐显露出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在实证科学支配下的人习惯于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思考人本身，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那些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的自然主义的心理学家看到的只是物质自然和具有某些因果性依赖的心理关联项，然而这些研究者却生活在具有生活意义的个人世界中（李河译，1995）。总之，实证科学支配下的实证主义世界观和影响已远远超出科学本身的范围，它要求以科学建立起来的真理永远在客观性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张庆熊译，1988）⁶。胡塞尔认为，对于这些人类来说普遍的必然的问题，需要以理性来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回答，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是无法回答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什么是自由的、主体的人。胡塞尔对当时的物的科学理性作了这样的发问，“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就像瞬间的波浪自涌自息，以及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变成烦恼，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张庆熊译，1997）^6-7？胡塞尔正是要建立普遍的哲学理性，试图寻求人的存在在真理上的意义，为科学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