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质化研究资料的收集

二、心理学质化研究资料的收集

质化研究资料的收集主要采用观察（observations）、访谈（interviews）、文献档案分析（documents archives）、视听材料分析（audiovisual materials）四种主要途径。质化研究的观察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客观性观察（objective observation），将被观察者作为一个客观性的对象，它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观察者通常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研究现场，与被观察者在一起活动、生活，在相互接触中倾听、觉察研究对象的言行方式和内容，并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的记录方式加以记录。这种自然主义的观察也是一种情境化的观察，无论观察者以何种身份进入现场，都不干涉研究者正常的自然活动，并以一个学习者的态度虚怀若谷。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就必须了解被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思想行为，并努力以主位（emic）方式进入被观察者个体的角色，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去体验他们的思想、认识、感情和行为。因而，质化研究的观察不是一种客观的、分列式的、元素式的观察，而是一种整体的、连贯的、共情的、综合的观察。观察者一般要全方位地、忠实地记录下所有有关信息，这就需要观察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通常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或几年。

质化研究的观察一般是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根据被观察者对观察者身份的识别程度，可将参与式观察分为隐瞒参与式观察（conceal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非隐瞒参与式观察（unconceal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谓隐瞒参与式观察是指观察者加入的被观察群体中无人知晓他（她）是一个研究者，即观察者进入研究现场时，蒙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被研究群体中的所有个体认定观察者同自己的身份完全相同。显然，隐瞒参与式观察不同于量化研究中的隐蔽式观察（covert observation），因为后者的观察并不直接进入现场，只是在双向玻璃后或其他不引人注目的地点观察记录行为，但二者都避免了研究者角色在场的研究污染。隐瞒参与式观察最经典的研究是威廉姆·怀特（W.Whyte）的《街角社会》研究，这种观察的最困难之处在于研究者如何进入现场，一般来说观察者要想取得被观察者的认可，就需通过守门人（keepgate）这一中介的介绍。隐瞒参与式观察最适合研究一些社会禁忌问题、反社会组织、逆社会行为等非公开性问题。该观察方法从研究伦理来看是一个有争议的收集资料方法，因为它蒙骗了被研究者。

非隐瞒参与式观察就是由研究者参与观察且其身份被观察者悉知的一种观察方式，即在此类观察中，研究者的角色和身份是公开化的。根据观察者参与活动的深入程度，可以把非隐瞒性参与观察分为积极参与观察、有限参与观察和特权参与观察。积极参与观察是指观察者在整个研究群体的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得到了群体的普遍认同；有限参与观察是指观察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不能参加和记录所有被研究的活动，观察者虽具备参与的身份和参与的能力，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其参与的次数和投入程度；特权参与观察是指观察者不具备参与者的身份（如教师不能以学生身份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但可以进入被观察者的相关活动（如教师参加了学生的课外活动）。一般来说，在特权参与观察中，研究者在场研究污染最大，因此质化研究应尽力避免使用特权参与观察，而鼓励采用积极参与观察，因为对于后者来说，观察者的积极投入可能会使被观察者在情感上忘却观察者的身份，至少是不介意观察者的身份。在谈到参与观察的研究介入污染时，观察者记录的公开性和隐蔽性也会影响被观察者的活动表现，一般来说，隐蔽记录比公开（或称当面或目击）记录的研究介入污染小，但隐蔽记录又可能带来大量观察信息的记忆丢失或观察信息的视线遮蔽性丢失，因而不存在隐蔽记录绝对好于公开记录，采用何种记录取决于研究问题本身及其与被观察者的关系。综上所述，质化研究的参与观察是一种灵活的、连续的、综合的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资料收集方法，它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假定，而是双主体的交互作用。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同观察法相配合的是访谈法。质化研究的访谈一般是无结构、半结构、部分结构的开放式深度访谈，就方式而言可采用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face-to-face-one on one）、电话访谈、焦点访谈（focus interview）或群体访谈（group interview）、前后访谈（tandem intevview），质化研究访谈要求访谈者了解被访问者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思维方式，给被访问者留有充分的思考和语言表达余地，并按照被访问者的思路、交往方式、语言表达习惯来讨论问题。质化研究访谈需要经历以下步骤：（1）进入访谈现场。访谈者进入现场时必须熟悉和分享被访谈者的活动目标与活动方式，以自然的态度或学习者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方式保持同研究现场情境的协调，最好通过学习能融入现场情境。（2）理解被访谈者的文化和语言。有研究表明，访谈者对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字词、语义的掌握水平，直接影响着访谈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访谈的描述和理解（R.Wax，1960）。在跨文化研究中，学习和理解被访谈对象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一个必备条件，即使在亚文化领域的研究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谚语、习语，对访谈对象行为方式的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3）确定自己在访谈中的位置。根据访谈问题的特点和自身的文化素养确定自己在访谈中是一个信息的学习者（learner）或是刺探者（spy），还是交流者（communicant）、委派者（commissioner），抑或是现场的导演者（cast）等。（4）寻找关键信息者（an informant）。关键信息者一般是被访谈人群中的消息灵通者、能说会道者、交往明星者、富有经验者、资深见证者、学识渊博者、话语权威者……同时也必须是一个愿意提供信息者。一个好的关键信息者不仅是访谈的引导者，也是当地文化习惯、乡土俚语、隐语行话的翻译者，甚至会直接决定访谈的成功与否。（5）取得信任。取得被访谈者的信任也是访谈能否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为了取得被访谈者的信任，研究者需说明所从事研究问题的内容、目的、意义和研究保密的基本原则，使被访谈者能有合作的意愿。（6）建立关系。当研究者征得被访谈对象的同意后，就要想方设法在情感上让对方接纳自己，并能自然地融入被访谈人群的活动和生活中，最大限度地缩短双方的人际距离，时刻能从被访谈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从思想上清除自己原有的陈见。（7）记录经验资料。每次访谈都要作详细的访谈记录，为了创造轻松的访谈情境，访谈者最好带微型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记录音像资料，对于一些被访谈者敏感的研究问题，访谈者要采用非引人注目性记录或事后记录，另外每天写访谈备忘录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质化研究访谈的几种类型来看，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被访谈者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访谈者也容易控制访谈情境和访谈进程，使访谈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双方更便于深层次挖掘问题，澄清问题的细节，同时也更易于访谈记录。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要求访谈者有较高的提问技巧和倾听技巧。电话访谈是一种方便、快捷、低成本的访谈形式，在电话相当普及的今天，它的优越性更加突出，其不足是访谈的情境淡化，易使访谈者投入不够，双方难以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使结果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此外，上述两种一对一的访谈共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性别关系，有研究表明，同性别访谈与异性别访谈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被访谈者的坦诚程度和合作程度有较大的差异（Oakley，1981）。焦点访谈是一种群体访谈形式，它的最大优点是被访谈者就某一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各抒己见并在浓烈的访谈气氛中产生创造性的见解，访谈者从中可以集思广益，但在访谈者较难控制访谈情境，访谈进程的转换需要老练的访谈技巧，一些被访谈者容易产生从众倾向，而不坚持自己的看法（Merton，1956，1987）。前后访谈实际上是一种访谈失误的应变措施，由于访谈新手缺乏访谈经验或访谈中的其他原因，致使访谈对象产生对立情绪而不愿合作或者是访谈遗漏、临时访谈中断等，就需要由下一访谈来弥补和完成，这种前后两次或多次访谈就叫前后访谈。(www.xing528.com)

除上述访谈形式外，近年来质化研究也发展了一些新的访谈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创造性访谈（creative interview）和后现代访谈（postmodern interview）。创造性访谈受口语史（oral history）研究的影响，要求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放弃访谈原有的规则，像生活史那样自由地表达自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访谈过程，也应体现在访谈记录与访谈报告中（Douglas，1985）。后现代访谈的主旨是要把研究者对访谈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是采用多音访谈（polyphonic inerviewing），使研究者对被访谈对象的声音影响到最小；二是对报告的解释采取解释互动主义（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的立场，由被访谈对象积极参与（Gorden，1987，1992）。

档案和纪实文献分析也是质化研究收集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林肯（Lincoln）和古巴（Guba）区分了档案和纪实文献的差别。他们认为，档案一般包括那些政府公文、会议记录、合同、条文、执照、公开于报纸杂志的记实性文章等被官方、公众认可的资料；而纪实文献一般指涉及个人的日记、书信、备忘录、田野日记等私人领域的资料；并指出这样的区分只具有一定的相对性，重要的是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解释（Lincoln＆Guba，1985）。档案、纪实文献分析、解释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整体理解原则，二是情境性解释和跨情境性解释原则。档案、文献分析的目的是获得意义，而资料仅是意义的载体，“意义”与“资料本身”的关系犹如“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对分析者来说这样的区分非常重要。对意义的整体性理解须从对个别资料的理解开始，而对个别资料各细节的理解又必须以对资料整体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这就是档案、文献分析的解释学循环。对资料的整体性理解就是不断地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的螺旋式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分析者的突然顿悟是获得整体性理解的重要标志。情境性解释原则要求解释者放弃自己的先入之见，以便完全融入资料所处的历史文本之中，为了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解释者必须走出自我，进入作者的内心历程。同时由于文本作者受所处历史和时间的局限，原作者资料文本中可能只是提出论题，未能全面地展开其思路，并深刻意识到论题的真正意义；当解释者经过一段历史的时间间隔后，一方面可以在原作者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再现文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可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吸收文本在历史中积淀出来的思想，超越时间限制的羁绊，实现跨情境性的解释，开拓新的思路，发挥出超越原作者的思想意义，因而跨情境解释原则可使解释者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资料文本。

影像资料的收集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质化研究资料收集形式。在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就开始以大量的摄影照片作为研究资料，他们发现单纯依靠文字的意义表述是不充分、不完善的，文字和图片的配合使用可使研究的表达相得益彰。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鲍特森（Bateson）和米德（Mead）在名著《波利尼西人的性格》成文前的田野调查中就收集拍摄了25000多张照片，他们从中精选了759幅作为叙述资料，最终实现了《性格》一书表述的图文并茂。然而早期质化研究只是将影像资料的收集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同时摄像资料在分析和表达中也处于从属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影像人类学、影视社会学、影像心理学的兴起，影像资料的收集在其学科的研究中开始从辅助变为支柱，由从属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在这些学科看来，影像资料是最优秀的资料收集方式，影像资料的直观性、可读性以及信息含量的丰富性都是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影视资料还具有跨文化的通用性，它可以跨越研究间语言文字跨文化的交流屏障。尽管影视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极端和片面，但影视资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现代摄影、摄像技术的数字化、高清晰化、远距离化、微型化、易操作化的发展，目前影像资料的收集已成为一项完备的质化研究所必备的资料收集方式。在现场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一般需要作记录，现场观察需要作观察笔记，访谈需要有访谈记录，所有记录可分为三种类型：描述记录（descriptive notes）、反映记录（reflective notes）、观察记录（observational notes），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记录方式是同一次记录中的不同侧面，而不是若干种独立的记录方法（Creswell，1994；Maxwell，1996）。观察记录一般在观察提纲的框架下按草拟的观察项目逐一进行记录，如观察的时间、地点、人数、事件，被观察者的基本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文化、衣着）、行为方式以及背景、场景等进行分类记录。反映记录则是记录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态度、信仰、感觉、判断、预感、猜想等内在的心理反应。

描述记录主要是针对被研究者的对话、行为互动、特殊事件等进行详细的描绘记载，也包括对关键信息者进行描述记载。可以看出，三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只有内与外、动与静、详与略的相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