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背景，常人方法学对质化研究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

二、社会学背景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创立了以符号互动论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30年代深入到城市、农村、社区、组织，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研究不仅成为之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为质化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技术方法。芝加哥学派的中坚威廉·托马斯（W.Th0mas）和波兰裔学者兹纳涅斯基（Znaniecki）对移居芝加哥的波兰农民的生活史进行了综合调查（包括文献档案、访谈、语言、人种史调查等），历时数年写就长达5卷的巨著《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代表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则致力于城市社区生活的研究，不仅开创了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而且较早将访谈调查方法引入城市社会生活研究。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都市人类学风格的经典研究则是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对波士顿意大利移民区的街角团伙所作的研究。怀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受一项青年基金的资助来研究波士顿意大利移民的小群体行为。他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地道的现场参与观察法，在一个意大利人家生活了好几年，并直接同市内的意大利团帮直接接触，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完成了《街角社会》这部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街角社会》对波士顿市内这一意大利团帮三年半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揭示了这一非正式团体基本的社会结构。以后，怀特又将通过《街角社会》研究发展来的一整套现场参与观察方法用于工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心理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怀特近期的新著是《在现场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1997），在该书中，怀特系统地介绍了以他为首的研究群体近年来从事参与行动研究的系列成果。20世纪40年代，符号互动主义的阵营出现了分裂，其中，M.库恩（M.Kuhn）从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出发，强调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和普遍性，认为方法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概念的操作定义，以便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来检验概念的内涵，他在社会学研究中擅长以社会测量作为研究手段。而米德的传人乔治·布鲁默（George Blumer）则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和非决定性，认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应从行动者的经验世界出发，反对以操作定义的方式来运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布鲁默认为，“通向经验的有效道路并不在于刻意摆弄方法，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深切考察。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依赖于建立和解释骗人的理论，不能依赖设计精巧的模式，不能凭追赶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凭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依赖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Blumer，1969）³⁴。布鲁默认为，社会学的研究者必须走向经验世界，指出对经验世界直接考察的方式应诉诸于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访谈、参与观察等富有人文特色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我们在指向经验世界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效仿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来进行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架构。(www.xing528.com)

在社会学中，推动质化研究兴起的另一场革命性的运动是H.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领导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运动。^[1]作为帕森斯的学生，加芬克尔没有师承结构功能主义的正统，相反，加芬克尔更青睐于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A.Schutz）的理论。舒茨对结构功能主义所标榜的客观性提出质疑，他认为，人们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而是以一种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来描述世界（Schutz，1962，1967）。帕森斯关注对社会秩序的功能主义理性分析，加芬克尔则力图以普通人日常行为的意义结构来使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分析去神秘化、去物化。在加芬克尔看来，常人方法学分析的是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互动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活动方式的分析，以使日常生活看起来更富有理性，使各种行动更具有可说明性。常人方法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54年加芬克尔参加了一项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赞助的陪审团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窃听陪审团做决定的过程来分析陪审团的工作方式。加芬克尔在研究中发现，与理论所规定的陪审员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推理判断不同，现实中的陪审员各自有自己的一套判别原则，他们完成工作的实践方法并不符合社会学教科书的论述理论。由此，加芬克尔发现了正统社会学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领域——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工作方法，他决定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常人方法学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人方法学步入繁荣时期，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成了常人方法学的研究中心。1967年，加芬克尔所著的被誉为常人方法学“圣经”的《常人方法学研究》正式出版，使常人方法学在美国新兴的社会学系广为流传。以后，西科雷尔（A.Cicourel）、萨克斯（H.Sacks）、兹默尔曼（D.Zimmerman）、波勒纳（M.Pollner）等又直接推动了常人方法学运动，使常人方法学成为正统社会学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常人方法学有两大基本领域，这就是情景常人方法学和语言常人方法学。早期的常人方法学主要关注社会成员的基本行动和社会秩序问题，70年代以后，谈话分析和工作研究逐渐成为常人方法学的研究主题。常人方法学对质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应重视日常生活行动者行为的权宜性（contingency）。由于帕森斯在其行动理论中继承了霍布斯的秩序原则，认为一个社会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下，人们之所以能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行动，是因为社会中存在一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既存的规范秩序，这种秩序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社会成员的内在的、一致性的理解，使其成员得以共享这种规范秩序。加芬克尔认为，在帕森斯理论中作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者是一个判断傀儡（judgment dopt），在本质上，行动者的行动是由文化规范和各种心理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种理性化的关于人的模型完全忽视了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社会行动的复杂性。他认为，作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着大量生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权宜性工作，所谓社会秩序实际上是行动者在进行一种永无休止的权宜性的成就，因而社会学的研究不应是理性分析方法，而应是日常生活中常人的分析方法（Garfinkel，1967）。（2）行动者的行动是在日常生活具体场景下组织而成的行动。在常人方法学看来，任何行动都处在某一具体场景之中，因而行动者的行动具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或者说社会行动的客观结构是由场景决定的。不仅如此，常人方法学者还认为，任何特定场景中的场景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场景本身与行动都是社会成员通过生动、创造性的努力而产生的结果。（3）行动者的行动是一种索引性的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常人方法学认为，人类表达可分为索引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两类。科学研究领域倾向于客观性表达，因为客观性表达意义准确、客观、可操作，基本不受场景的限制，而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更多的是索引性表达，虽然索引性表达不精确，因为它所指的对象和事件会随场景的不同而变化不定，然而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正需要这无尽的索引性表达作无尽的理解，索引性表达是无穷无尽的链条。常人方法学认为，传统社会学的错误在于不切实际地追求客观性表达，并以客观性表达修补索引性表达这条无底之船，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因而这种限制或力图避免索引性表达甚至对索引性表达视而不见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常人方法学进而指出，传统社会学那种以客观性表达疗救（remedy）索引性表达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损害社会理论本身，使理论错误地解释日常生活，因此常人方法学的基本态度是尽可能地显示日常生活的索引性表达，而不是去“治疗”索引性表达，同样，常人方法学家应治疗的是正统社会学本身。常人方法并不提供一个终结性的理论说明，因为索引表达之链是无止境的。（4）从具体方法来看，为了使正统社会学对日常生活的事实由“视而不见”（seen but unnoticed）变为“显而易见”（obvious），加芬克尔提出了“破坏实验”法（method of break experiment）。破坏性实验的主旨在于，要使正统的社会学家对普通人的日常行动由视而不见变得清楚可见，就必须有系统地破坏正统社会学那种想当然的理性思维和操作方法，使社会生活造成混乱和局部失范，以发现社会行动的内在组织过程。如加芬克尔的“井”字游戏实验，其基本规划是让游戏双方在“井”字格的交叉点划“x”和“O”，在实验时主试有意将“0”划在“井”字格内，再看被试的反应如何，结果发现被试在规则破坏以后，努力重新建立秩序。以后常人方法学的“无背景实验”、“谈话分析”、“工作研究”等具体方法都丰富了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