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化研究的历史的分析介绍

一、质化研究的历史

应该说，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相比，质化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史也是短暂的，但其发展的过程却是多路径、曲折的，因而对于质化研究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目前仍无定论。在各种划分方式中，划分较为详细且清晰的是德兹和林肯的“五次运动”论（the fifth movement），他们认为，质化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五个时期（N.Denzin＆Y.Lincoln，1994）。

1.传统时期（1900～1950年）

20世纪，社会科学已经从哲学、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社会科学家在努力探寻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始于190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中，质化研究者撰写“客观的”、有关实地经验的殖民化陈述，所反映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在他们的写作中，关注的是提供有效度的、可靠的和客观的解释。那些被研究的“他者”则是异族的、外国的、陌生的。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者是被奉为名人的，他们被变成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进入实地，然后带着有关陌生人的故事从实地返回。罗萨尔多（rosaldo，1989）³⁰将这一时期描述成孤单的民族志学者时期。孤单的民族志学者的神话描述了经典民族志学的产生。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雷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米德（Margaret Mead）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的文本被奉为经典，人们从中可以获得有关进行田野工作、纪实的笔记以及写作理论等田野调查方法。波亚士将经典民族志作品看作是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永恒的艺术品，因为这些文本运用生活语言，在直截了当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形式下写作。它们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文学的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版本，这种版本经常引起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的感应性灵动。这些社会学的故事，也像电影剧本一样，通过经典道德故事的三个阶段：先是处于仁慈阶段，然后被魔鬼诱骗并堕落，最后经过苦难而得到幸福的结局。这一时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生活史及都市人类学研究，也是重要的标志。研究者力图以一种直接的、没有情感偏见的写实主义手法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进行描述，并讲述着自认为是客观的故事。

2.现代主义时期（1950～1970年）

这一时期是质化研究人文科学思潮酝酿的重要时期，各种思潮和具体方法纷至沓来，研究方法日趋规范、严谨。这一时期影响最广泛的方法是常人方法论、扎根理论和行动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们对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一时期的标准文本是《穿白大褂的男孩》（Boys in White，Becker et al.，1961），这一工作确立了质化研究在20世纪中期与量化研究方法论对话中的地位，它试图使质化研究像与之对应的量化研究一样严格，并实现了多种方法整合的尝试，将开放式的和半结构的访谈与参与观察和对资料的标准化、统计形式的仔细分析结合起来。同时，这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潮也影响了质化研究，其中现象学、解释学以及批判理论、符号互动理论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强化了质化研究者的人文精神，使他们更加重视人性的力量，并同情社会的贫困、弱小群体。

3.疆界模糊时期（1970～1986年）(www.xing528.com)

疆界模糊是对科学与人文之间边界的跨越，是质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中获得地位的真正标志。质化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拥有了充分的范式、方法和策略供他们使用。理论的范围从符号互动主义到建构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现象学、民族志方法论、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种族的人种的范式。吉尔茨（Geertz）所撰写的两部著作，即《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1973）和《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1983），划定了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在这两部著作中，吉尔茨认为，旧的功能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对人文学科的总结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的视野。这种新的视野将文化的表征及其含义作为它的出发点。吉尔茨号召对特定事件、仪式和习俗做“丰富的描述”，并提出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对解释的说明。在所写出的解释中，观察者没有特殊的发言权。理论的中心任务是从本土的情境中理解其意义。同时，应用的质化研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质化研究的各种应用中，包含对政治、社会、教育、伦理等关注的主题，研究的策略和报告研究结果的形式也发生了广泛变化，从扎根理论到个案研究，到历史学的、传记的、民族志的、行动主义的，以及临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专业杂志、学术丛书、大学教席的设立，是质化研究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到1970年代末，已出现了几本质化研究的期刊，包括《文化与城市生活》（Urban Liues and Culture），即现在的《当代民族志学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还有《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人类学与教育学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y）、《质化社会学》（Qualitatine Sociology）和《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以及《符号互动研究》（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系列丛书等。

4.表述危机时期（1986～1990年）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马尔库斯、费切尔的《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Marcus＆Fischer，1986）、《经历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Turner＆Bruner，1986）、《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Clifford＆Marcus，1986）、《工作与生活》（Works and Lines，Geertz，1988）以及《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Clifford，1988）。这些著作将研究和写作变成更加反省的，并且呼吁将有关性别、阶段和种族的争论作为研究的问题，把写作看作一种通过连续自我反省的过程，作为一连串的表达，通过实地的经历，通过中间的工作，到后来的工作，最后成为研究文本，使田野工作和写作成为连续体。表述危机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方式具有更强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者深感语言表述中存在的危机，对语言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在实验民族志中，研究者声称自己的文本具有科学的权威，相信生活的经历是可以被捕捉到的，批判理论使质化研究者们意识到，文本所隐含的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歧视使我们必须承认，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种族、性别的反映。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具有更强的自我反省能力，更加自觉地对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角色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的视野下，原已被解决的关于研究的客观性、信度、效度的客观指标又重新变成了“问题”。

5.后现代主义时期（1990年～）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机械决定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现代主义的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因果性、决定性的方法论已被不稳定性、无序性、突变性、非连续性、非线性、非决定性所取代。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中的集中表现是消解研究方法的神圣形象，将中心方法推向边缘，摧毁中心方法的合法性，维护弱小方法应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主张彻底的多元化方法。这一时期质化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状况，不同风格的研究更加突显，使质化研究方法体系犹如一个“杂货摊”（garage sale）。原来现代主义时期研究者的权威性也被解构，这时研究者的特殊地位被侵蚀，研究者的专家身份被化解，研究者开始由一个权威者变成了行动者、学习者。

尽管林肯和德兹对质化研究运动五阶段的划分，主要以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为参照，但其质化研究运动五阶段论基本反映了质化运动发展的脉络，其中，传统期、现代主义期只能看作质化研究方法的酝酿期、准备期，而20世纪70年代才是质化研究真正的发展期。施瓦特（T.A.Schwandt）曾做过统计，20世纪70～90年代，社会科学质化研究方法的英文著作有508部，而在此之前的质化研究方法著作，一般以民族志方法或田野工作方法的称谓出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国外质化研究发展的主要特征：由传统、现代时期走向后现代时期；由一元独尊、自我封闭走向多元开放；由纯事实的语言描述走向对意义的文化阐释；由绝对客观的理论证实走向主体间现象场的符号互动和意义建构；由纯学术研究走向社会批判和自觉的行动实践；由追求客观事实、价值无涉，走向研究者自身对价值有涉的研究反思与理论反思。总之，质化研究已由原来狭隘地、机械地追求“科学”，走向追求多视野关注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