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存在的社会文化和背景差异会影响心理治疗过程的各个环节。对此,心理治疗师应充分认识到,并时刻保持警惕性,减少和避免这些因素对治疗进程的影响,以保证治疗效果的取得。
1.对研究结果解释的影响
在现实社会中,种族、文化、性别、性取向、宗教、身体残疾、地理位置、社会及经济等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逐步形成社会多种形式的差异,产生一些陈规陋习、社会偏见或歧视也在所难免。而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会左右或影响人对“科学”研究的解释,有时并不会意识到有误和不正确。下述的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
Bache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观察了不同性别及种族的人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异。他首先比较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别,发现男性比女性反应时间短。因此他认为,“以同样方法进行操作,女性的反应速度比男性慢。该结果与脑的发育情况是一致的,即男性比女性脑发育更完善,甚至对比匹配的男女个体也同样可以发现男性的体重相对比女性重”。其结论是男性智力较女性优越。
然而,他在随后比较种族之间差异的实验研究中却发现,白种人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相比,前者的反应速度相对较慢。但Bache根据这一结果又推论出白种人智力优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结论!虽然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结果分析为较快反应速度的人意味着智力更优越,但这次的解释是:白种人的智力是以自动即刻反应能力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的,通过补偿原理,较慢反应者会使智力更发达。
上述典型案例不由使人想起中国的一则寓言——“自相矛盾”。寓言虽然是讲历史的人与事,但有时并不遥远,现实也会发生这种主观臆断的事情。
2.对医患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影响
社会文化和其他差异,尤其是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会影响医患双方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国外,心理治疗师在考虑给予治疗时,需要评估自己的沟通能力或专长是否适合患者。例如,仅会说英语的心理治疗师,对一个仅会讲少量英语的西班牙或日本患者,应该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是合适的人选。同样,在国内沿海地区,仅会中文(汉语)的心理治疗师如何接待国外患者或少数民族患者?即使心理治疗师和患者的母语相同,也可能存在方言或地区文化的差异,如广东人与东北人之间、闽南人与宁波人之间等。必须充分认识到,语言差异可能会导致对问题意义理解的错误或南辕北辙。
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个笑话:国内许多人到浙江宁波参观学习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验,宁波人用宁波普通话介绍经验为:“我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政(jing)策(cha),二是机(ji)遇(nü)。”括号中是注汉语拼音,听者理会的成功经验却为“警察和妓女”。
3.对精神症状理解的影响(www.xing528.com)
对于同一症状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结论。因此,工作中心理治疗师不仅要承认现实存在的重要差别,而且要积极主动地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及其生活环境,避免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Westermeyer(1987)曾举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例48岁华裔美国妇女,因抑郁症而接受抗抑郁药物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因为治疗医师考虑该患者可能有精神病性症状,因为她告知治疗医师已死去的母亲在她的梦中出现了,并从去世的地方回来劝导她也到另外的世界中去,患者坚信是看到和听到了。但在治疗期间,患者体重仍在减轻,并且更悲伤绝望、不能活动。这是幻觉或妄想吗?仔细分析这个症状,并结合患者的文化背景,考虑可能更多的是与文化相关。因为中国自古就有“托梦”的传说,在相信迷信的人中,还会有“梦见亡人预示未亡人有凶兆或死亡”等信念。因此,停用抗精神病药,并减量抗抑郁药,结果患者反应良好,症状减轻,同时开始接受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
事实上,在过去20余年里,许多学者已发现,东、西方文化对精神症状的理解有非常大的差异。例如,西方人有情绪低落,很容易主动表述“我有抑郁”。但东方人则不然,更多的是主诉“我睡眠不好,胃口不好,精神不好,……”很少会主动表达或承认“我有抑郁”。倘若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中国病人的抑郁症就会被漏诊。
4.对建立治疗关系的影响
在心理评估、咨询或治疗过程中,心理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动力方式,对建立积极有效的治疗关系亦有重要影响。Jones(1990)曾复习许多文献后发现,即使除了种族等因素对治疗关系的影响外,在接受心理卫生服务的患者中,仍旧是少数民族患者脱诊率最高。
Word(1990)曾在美国做过有关访谈对象不同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他们首先是安排白种人访谈者向白种人及非裔美国人(即黑种人)分别提相同的问题,结果发现:访谈者的行为有显著差别,评估白种人患者时花费的时间更多,而且大部分时间能够注视患者,口误很少出现,身体之间的距离较近;而在评估黑种人时,结果恰恰相反。
事后,Word等对白种人访谈者进行培训,让其认识到对不同访谈对象所表现出的两种方式和态度。然后,让访谈者再做一次白种人患者的访谈,但一半是采取上述白种人患者访谈时的方式(较长的时间和较近的身体距离),另一半则是采取与上述黑种人患者访谈时的方式(较短的时间和较远的身体距离)。结果发现,后一半的白种人患者对测验评估完成得不好(与第一次访谈比较)。因此,这项研究说明,尽管测验和评估工具本身相对公平和没有偏见,但是,负责访谈者的不同行为方式和态度会影响患者的行为和反应。
5.对治疗的影响
抱有成见或偏见的心理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其治疗行为会有所反映,从而对患者造成心理的进一步伤害。Garb(1997)分析美国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的误诊特点时发现,多见于黑种人和西班牙裔患者;如果病史相同,男性诊断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诊断癔症性人格障碍明显多于男性。同样,在心理治疗中,美国的治疗对象大多是中产阶级的患者,因此通常被建议接受以洞察和领悟为主的心理治疗,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患者通常被建议接受支持性心理治疗。在抗精神病药的使用上亦如此,常给予黑种人患者服用(即使症状不是很严重);对于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患者,黑种人和西班牙裔人通常比白种人得到的治疗服务要差。
Amaro(1987)比较了西班牙与英国的职业女性对家庭和工作等社会压力的理解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的差异,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所有人心理幸福感的最主要相关因素。不过,80%以上的西班牙女性认为心理幸福感与感受到的收入差别有关。换而言之,心理治疗师如果日复一日地工作,忽略了治疗工作的乐趣而产生“麻木”,则容易不经意地将成见和偏见带入治疗之中,影响治疗的客观、公正,以及疗效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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