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治疗职业中,不同个体社会文化和背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社会文化和经济差别
心理治疗工作中要认识和承认现今社会存在的巨大文化和经济差别。人们一般很容易通过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来形成对世界的认知模式,而忽视对有显著差异的社会与环境的注意,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比及其含义。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是,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0)曾报道了纽约地区的流行学调查结果:纽约共有353个卫生区域,其中54个卫生区的65岁以下人群死亡率是平均总死亡率的2倍;而这54个区域绝大多数是美国的非洲人或西班牙人聚居区。生存分析显示:在哈林区(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东北部的黑人居住区)的人均寿命比孟加拉共和国(位于南亚的回教国家)的人均寿命短。作者认为,这种差异现象虽然是在局部地区,但不能忽略,也很难用自然灾害来解释。
作为心理治疗师和咨询者,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以及从不同地区来的人在提供专业服务时,首先要承认和理解这种差异的现实和患者的客观情况,并要提醒自己充分地注意和关心他们。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关注“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少数民族患者的精神卫生状况,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身体残疾的差异(www.xing528.com)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良好和功能完整,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残疾。在心理治疗中,对于身体状况的差异亦应给予理解并充分的关注和治疗。Langer等(1995)在美国哈佛大学曾做过系列研究,要求儿童思考残疾人可能遇到哪些特殊的困难,而对照组儿童仅回答残疾人是否会遇到困难。例如,看一幅妇女坐在轮椅上的照片,问这个妇女“怎样”开车或“能否”开车;同时,让实验组儿童思考这些残疾人除了有躯体障碍(如失明)和功能上的障碍外,还有哪些擅长的功能。
通过实验,Langer提出,是否残疾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依靠背景和先天或偶发事件形成的。可以启发和引导儿童对残疾的正确认识,即功能障碍的产生是客观或外界造成的,并不是个人的错误,从根本上教育儿童待人的态度应该是相对的而非“以貌取人”;使受训练的儿童对大多数身体残疾者更多的是采取接纳和更少偏见,在行为上更少回避。对心理治疗师而言也是一样,对待有身体残疾的患者更应该采取开放、热情、真诚和平易近人的姿态,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和高傲。
3.评估和测验工具的差异
片面和缺乏标准化的心理测验与评估工具不具有法律效力。换句话说,单纯引进国外的测量工具,而没有经过本土化改良或标准化研究形成本土人群常模,则是不能推而广之的。例如,原版的MMPI就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其制定的样本人群中没有包括生活在美国的非洲人、本土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Faschingbauer(1979)曾生动地描述为:“原版MMPI的参照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恰当、不典型的样本人群,其中的个体都是受过8年教育,都已婚,生活在小城镇或农场,工作多为办事员或有技术的小商人。而且清一色为白种人,没有16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人。以这样的常模结果来判断所有的人,显然是不适当的,结果肯定是不可信的”。Erdberg(1988)则提出,原版MMPI中某些项目对不同种族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一项目对于美国的非洲人与高加索人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答案恰恰相反。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对国外这些常用的人格和智力量表均已作了修订和改良,编制了中国(汉族)的常模,但仍需要注意可能会有地区和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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