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或治疗前须征得患者同意的基本理由

知情同意能确保心理治疗师认真地思考和判断患者的需要，心理治疗师不能故意或无意间滥用权利。但在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没有说明治疗前要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它仅仅强调医生怎样做对患者最有益，所以医务人员通常以十分骄傲及权威的姿态来对待患者。另一方面，患者没有足够的医学信息或知识，更不用说自己决定要用什么治疗方法。

1914年，美国纽约法官考德佐（Cordozo）提出：“每一个成年及思维健全的人都有权决定怎样处理自己的身体”。这是转变传统就医理念的第一个里程碑，他后来也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里就提出了是患者（而不是医生！）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某种治疗方法。不过，在当时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改变医生的传统工作习惯，甚至被搁置了几十年。直到1960年，因为另一例轰动全美的医疗纠纷案，法庭重新讨论并确认了考德佐法官的主张。

对科学研究中知情同意的研究，真正关注和反思源于1946年。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国的法西斯分子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利用战俘或普通百姓进行大量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使许多无辜的生命受到残害。世界各国震惊于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即颁布了第一个有关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学法规——《纽伦堡法规》（Nuremberg Code）。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在研究试验中，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需的”。

1972年，在美国，考德佐法官的主张得到法律承认：“每个成人及精神健全的人有权决定怎样处理自己的身体。对治疗的同意要在选择的基础之上，需要评估每一种可能的治疗选择及伴随的风险。通常，患者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只有医生能开导患者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因此，要求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讲明可行的治疗方法及预后，促使患者做出决定”。该法律由华盛顿及加州最高法庭联合下达。检查或治疗前须征得患者同意的基本理由如下。

（1）患者一般缺少医学科学知识，因此，除了在罕见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认定患者和医生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

（2）成年患者及思维健全的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并决定是否服从合法的医学治疗。(www.xing528.com)

（3）只有患者同意的治疗才是有效的，而且必须是知情的同意。

（4）没有医学知识的患者，在决定怎样治疗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和相信医生的介绍和解释，这就要求医生不只是形式上和原则上的简单应付式的说明，而是对患者耐心解释所有对做决定有意义、有帮助的相关信息。

1980年，鉴于临床上有一些患者不得不选择其并不理解的某种特殊的检查或治疗方法，美国加州最高法庭在重新确认以前原则的基础上，增补了患者有权宣布拒绝某种治疗，就像有权宣布选择某种治疗一样。如果患者宣布拒绝承担某种检查或治疗的风险，即决定不接受某种治疗方法之前，则医生有责任加以说明。另外，如果建议的检查或治疗本身具有风险，医生也应说明和解释，并告知拒绝接受治疗建议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但是，由于有些医生被这些原则和法规所吓倒，害怕承担后果，结果对患者的告知变成了向医学生上课，面面俱到和专业术语，使患者感到谈话漫无边际、毫无主次。因此，在美国，要求医生必须用清晰而简明的语言来说明对患者做决定有关的信息。我国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要求，但随着近年来医疗司法纠纷的增多，今后或许会有较严格的规范。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学实践中已逐步强调是患者（而不是医生）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而且，为了要确保这个决定有意义和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使患者清楚地了解治疗过程，以及治疗过程中可能的变化及风险。

心理治疗与咨询实践也是如此。在美国《伦理学规范》中已体现出这些原则与精神，其中包括：要求心理治疗师与患者共同讨论什么样的治疗关系是合理的；说明治疗的过程和本质、所需费用、治疗内容的保密，以及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是否被督导（包括督导的名字）；要获得患者对治疗和治疗程序的同意，并且知情同意的内容将随着病情的不同而变化；患者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心理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避免患者对治疗的误解，并且要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口头或书面通知。另外，考虑到有些特殊情况，患者的确没有法律责任能力做决定，但又必须治疗，可以采用“替代同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