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论述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首先需要确定该学科的创始之年及其成立标志,但这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恰恰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认同和采用美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霍兰德的“三阶段理论”。1976年,他在《社会心理学的原则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可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社会哲学、社会经验论和社会分析学三大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心理学界相应于这三大阶段提出了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和确立时期。
一、社会心理学的孕育时期
这是社会心理学形成前的一个准备时期,即霍兰德所说的“社会哲学阶段”,其母体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思辨哲学。
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问题如同社会学、心理学一样,最早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我们无法从哲学这一母体中寻找出“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论述,但这一两千年中社会哲学家们围绕“人性”所展开的论争称得上是最有社会心理学特征的研究。历代哲人千百年来围绕“人性”这一问题议论万千,但其基本的理论线索只有两条:其一,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认为,人性虽然不能摆脱生物遗传的纠缠,但却可以受到环境和教育的深刻影响。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企图设计一种社会,使其中的孩子因适当的教育而得到适当的塑造。这一观点为康德、歌德和卢梭等人所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塑造的爱弥儿就是理想社会教育出来的理想少年。时至今日,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的《超越自由与尊严》、《沃尔登第二》等一系列著作也都出自同一母题。其二,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社会源于人的本性,而人性又是由生物或本能的力量所支配的。因此,改变人的本性、建立理想国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来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部分受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宣泄说”的启发。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哲学知识内部建立了社会心理学的主题思想”的创始人。
二、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分别脱离哲学母体之后,又从这两门学科中应运而生的一门边缘学科。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出现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准备。
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大动荡促使人们用已经出现的“政治数学”和人口统计来考察人口、死亡率、家庭收入、生活状况、犯罪类型等社会问题,在这些社会调查中,有不少问题已涉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如法国的帕兰—杜沙特列在1834年发表的两卷本《关于巴黎城里的卖淫》中就使用了警方记录和私人访谈法来了解有关这些妇女的社会出身,对宗教和婚姻的态度,堕落的原因等。虽然他们并不是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关于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但在后来人看来,他们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头一批样板”[9]。
(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互渗透
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希布塔尼指出的那样,社会心理学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独立的学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已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和心理学)无法解决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某些特定问题。
从理论上看,社会学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归于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1838年创立社会学以来,早期社会学家力图用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解释社会。这种“生物还原主义”在斯宾塞的著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社会学历史中的“有机学派”。然而,生物还原论的失败迫使他们运用心理学的规律解释社会,这种心理规律决定社会过程的构思注定还是行不通的。但社会学中的这种心理学倾向为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心理学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兴趣和社会学不同,它当时并没有在理论研究中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先在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中有所反映。早在1842年,由布雷德进行的催眠术实验成为“解释社会心理现象的基础”[10]。1890年前后,人们又开始将精神分裂归因于社会行为。这些触及社会心理学的思想都产生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之前。
这一切都说明,社会心理学在形成过程的一开始就受到两种不同的学科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烈耶娃将社会学和心理学比作社会心理学的“双亲”,是非常有道理的。社会心理学正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
(二)社会心理学形成的标志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被不同社会心理学家视为社会心理学形成标志的重大事件。
1859年,德国人拉扎勒斯和斯坦达尔创办《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并发表了《民族心理学序言》一文,成为民族心理学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由此进入社会经验论阶段。
1875年,德国学者舍夫勒首先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心理学”一词,在《社会躯体的结构及其生活》一书中,论述了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意识的一般现象;1894年,斯莫尔和文森特也在美国率先使用“社会心理学”一词,并将“社会心理学”列为《社会研究导论》一书的主要章节。
1897年,美国人詹姆斯·鲍德温以“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为《心理发展的社会和伦理解释》一书的副题,描述了个人是个体化了的社会我,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结果。同年,特里普利特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首次发表了一篇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报告,对骑自行车人的单独行驶、陪伴行驶以及竞赛的速度进行了测量和对比研究。由此,这一年被称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之年。
1898年,法国人塔尔德写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一书,企图用模仿的概念来解释社会行为。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写出了第一本社会心理学的同名教科书,其象征意义在于社会心理学由此终于从促使其诞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土壤中脱生出来,并走向独立。与此同时,这两本书也代表了社会心理学探求者在社会经验阶段取得的最高成就。
(三)社会心理学的三大直接来源
如果不以上述个别人物和事件为线索来考察社会心理学的形成,那么可以说社会心理学直接来源于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和英国的本能心理学。
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论及过不同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通过拉扎勒斯和斯坦达尔的杂志深受黑格尔影响,当他完成了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有关大量著作后,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中开始写作他的《民族心理学》。虽然这部多达10卷本的著作在影响方面远不如他的个体心理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却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来源之一。
法国的群众心理学。这一理论是法国早期社会学的直接产物。代表人物是加布里尔·塔尔德、迪尔凯姆和古斯塔夫·黎朋。塔尔德主要是从事法理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他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值得提一笔的是他在其所著的《模仿律》中创设了模仿理论。在他看来,模仿不但是犯罪的基本规律,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1个人发明创造,99个人跟着模仿,这样就有了“风俗”(对过去事情的模拟)和“时尚”(对现有事情的模拟)。由于他将模仿看成是最简化的个人活动,因此团体行为也被解释为是个体心理学的,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的。迪尔凯姆的理论观点正好同塔尔德的相反。作为早期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迪尔凯姆始终从集体的方面论及人的行为,诸如集体中的自杀问题、宗教问题和公德问题。他认为集体意识绝不是个体意识简单相加之和,而是前者大于后者并决定后者。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他写道:“集体意识是独立于置身其间的特殊情况的;个人消逝了,它仍旧存在。”[11]因此,社会心理学开始于群体并终结于群体。古斯塔夫·黎朋对群众心理学的观点和迪尔凯姆的理论有点相似,“他的群众心理同一律并不意味着一群人仅仅是其成员的平均数或集合体”,而“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12]。但他对感染、暗示的论述又受到塔尔德的影响。迪尔凯姆和黎朋的理论都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他的《社会心理学》一书是当时社会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最系统的论述。
英国的本能心理学。1908年,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沿着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线索,探讨了个体行为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本能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而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本能又有相应的情绪和后天形成的情操相伴随。情操对本能和情绪起控制作用。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诸如求食、拒绝、求新、逃避、斗争、性及生殖、母爱、合群、支配、服从、创造、建设等18种本能,并认为从这些本能中可以衍生出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
另外,工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形成也具有推动作用。工业心理学即现在的管理心理学的前身,在美国一般被称为工业社会心理学。虽然它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但无论从时间的先后,还是从起初研究的内容来看,它都对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影响。1912年,冯特的学生、侨居美国的心理学家雨果·闵斯托博格写出了《心理学与工业生产率》一书,论述了运用心理测验选拔合格工人的方法。兹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奥尔波特在他俩的影响下,写出了《社会心理学》一书。
三、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20世纪20年代以前,社会心理学尽管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从哲学母体中带来的思辨和抽象的性质。从20世纪20年代起,伴随着各种实证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意义的转折,进入了确立时期,即由“社会经验论”阶段进入“社会分析论”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心理学已从描述转变为实证,从定性研究转变为定量研究,从理论转变为应用,从大群体分析转变为小群体研究。这一系列的转变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这一学科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下面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问题。
(一)奥尔波特与实验社会心理学
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具有极端的个体心理学倾向,因此,作为他自立门户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已不为后人所重视,但他综合前人的成果,创立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及有关实验成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奥尔波特的研究主要受到特里普利特1897年发表的关于他人在场和竞争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实验报告,以及德国的莫德1913年的有关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实验的启发和影响。在1916~1919年,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富有成效地观察到“合作群体中存在的社会刺激,会使个人工作在速度和数量方面有所增加。这一增进在涉及外部物理运动的工作中要比纯智力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将这些实验成果写进了他1924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被人们公认为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奥尔波特的研究除了“社会促进”以外,还研究了从众、群体中的态度实验和人格特征等,这些研究课题一直受到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其中有些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实验。
(二)乔治·米德的社会学传统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虽然以奥尔波特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为主要标志,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行为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行为,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另外社会心理学理论在该学科内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也变得更加突出[13]。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乔治·米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乔治·米德的理论兼有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色彩。从内容上看,他将原先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宏观研究缩小到微观研究,即将社会行为看成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社会互动。这一思想为后来的赫伯特·布鲁姆称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直接孕育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形成的诸多社会心理学理论。无论是萨宾的“社会角色”理论、海曼的“参照群体理论”,还是戈夫曼的“社会戏剧理论”、勒默特的“社会标签理论”,都与米德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另外,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经验研究也能与心理学家的实验室研究相媲美。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关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流动调查,代表作有罗伯特·林德等人的《中镇》和沃纳的《美式小城》,他们揭示了“一个人所占据的阶级位置是决定其世界观的最重要因素”[14]。1935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盖洛普运用分层抽样法进行的民意测验调查,导致了民意测验在美国的迅速发展。
在心理学家坐进实验室、社会学家借助计算尺的同时,文化人类学家这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新军,则走向世界各地原始民族的栖息地,开始了他们称之为“文化与人格”的现场研究工作。文化人类学家对人格与社会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并凭此对当时年轻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由文化人类学家完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有这样几项:①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进行的有关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居民心理的研究,他在1927年出版的《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一书中,运用这一成果批驳了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心理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②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对南太平洋上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的现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1929年)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年)两本书。前者提出,青春期危机并不是伴随着生理成熟而必然出现的心理反应;后者则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它们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③1934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探讨了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同其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揭开了科学的国民性研究的帷幕。
文化人类学的冲击与挑战,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的第三种研究取向——文化人类学取向的出现。
四、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趋向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趋势
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的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刺激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繁荣,而社会心理学家也为战争作出了自己的直接贡献。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研究包括:①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围绕信仰、偏见、宣传以及态度改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的典范是霍弗兰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沟通与说服及态度改变关系的研究。②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根据他对1940年进行的战时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发表了《人民的选择》(1945年)一书,对大众传播的社会与心理功能进行了出色的论述;而塞缪尔·斯托弗等人则在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对美军人员素质及心理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由此写成四卷本的《美国士兵》(1945年),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丰富了三年前由海曼提出的“参照群体理论”。③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将先前本尼迪克特开创的关于原始民族的心理和行为差异的文化思考转向了对现代社会国民性格的比较研究之上,米德的《枕戈待旦: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人》(1942年)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1946年)对美国的战争动员及对日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社会科学领域中由行为科学的兴起而引发的科际整合运动,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整合趋势的出现。这一研究趋向的出现,既是因为社会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研究的科学,也因为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同其他学科相比更为接近。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给西方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涉及人类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理论流派也层出不穷。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社会心理学也开始了新的发展。欧洲原本是社会心理学的策源地,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们为现代社会心理学最初的理论形态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中心经过20年代和30~40年代的两次从欧洲向美国的迁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人对社会心理学已经十分陌生了。当社会心理学随德国的阿多尔诺、法国的斯托策尔重返欧洲大陆时,这个历经沧桑的“游子”已经充满彻头彻尾的美国味了。所以,当欧洲学术界重新开始研究社会心理学后不久,就遇到了社会心理学的“欧洲化”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中断了30余年的社会心理学开始复苏。1959年,科瓦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论社会心理学”的文章,导致了一场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大讨论。其主要议题是社会心理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以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心理学。虽然观点各异,但从总体上客观地评介了西方的社会心理学。
正当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社会心理学被取消之际,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开始萌发,当时的一些学者对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了介绍与评价。1924年,陆志韦撰写了《社会心理学新论》;30年代出版了潘菽的《社会的心理基础》、赵演翻译的奥尔伯特的《社会心理学》和高觉敷翻译的黎朋的《群众心理学》;1948年,我国著名学者孙本文撰写的《社会心理学》,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在当时取得的最高成就。另外,我国学者还做过一些实地调查和应用研究。1922年,张耀翔首次进行了选举方面的民意测验、中国青年的情绪研究、迷信以及商人心理研究等;1942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在昆明进行了第一次工业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这是此门学科研究在我国的具体化和应用化。他们也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具有本土特点做了有益的尝试。
(二)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发生了一场危机。危机主要发端于美国当时的社会危机、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以“全球大造反”为标志的青年运动,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人们呼吁社会心理学家走出书斋和实验室,到社会现实中去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心理学家一时手足无措,拿不出治愈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使人们对这门原来在心目中深得推崇的学科大失所望。针对这一危机,人们寻找出不少原因,归纳起来有三点:①理论定向问题。西方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由于社会心理学研究长期以个人为中心,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忽视个人是社会成员及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也难以将这门学科应用于社会,因此,有必要重新修正理论的定向。②研究方法问题。实验方法在这门学科中的运用自然标志着这一门学科的确立,为科学地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开辟了新的途径,但实验室的局限也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脱离社会现实,从而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于抽象。③社会期望问题。社会心理学由于和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造成了社会对这门学科寄予过高的期望,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与社会现实保持同步的发展。总之,种种问题都说明了社会心理学还是一门不太成熟的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心理学由美国占据“霸主”地位。即使在欧洲,当时也只能说是“美国殖民化”的社会心理学。这种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变化。一批欧洲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建立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主张。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创新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特点。以2001年出版的欧洲《社会心理学手册》为标志,欧洲社会心理学已成功地解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霸权”地位,并和美国社会心理学一起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心理学的主流。[15]
前苏联社会心理学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末及60年代初的大讨论后,7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72年,莫斯科大学继列宁格勒大学之后也建立了社会心理学教研室,各种社会心理学著作、论文集、研究报告大批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末,前苏联社会心理学朝着深入研究个性、小群体和集体问题以及社会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同时社会心理学家也走向社会,参与社会规划、社会管理、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和大众传播等方面的工作。
自1981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开始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这一年夏天,北京心理学会首次举办了“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就社会心理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和其他一些理论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我国社会心理学重建的重要标志。此后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异常迅速,出版了许多著作、教科书,教学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有理论研究也有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应用研究。当然,也应看到,由于起步较晚,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五、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流派[16]
(一)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对西方心理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思想的渗入,西方思想就不可想象。”[17]就社会心理学而言,“西方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实际上都把弗洛伊德学说当做自己观点的理论根源”[18]。由于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庞大,涉及面较广,我们只将它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思想作简要阐述,以便我们对这一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位置有所了解。
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祖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奥地利帝国摩拉维亚的弗莱堡(现属捷克斯洛伐克),早期曾从事精神病的研究工作。1886年,由于生活所迫,他离开了使他在神经实验方面有希望成名的维也纳全科医院的生理实验室,开始了他的私人医生生涯。可以说,他的思想理论也正是在他给病人的治疗中逐渐产生的。1896年,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这一术语。1900年,他的代表作《梦的释义》的问世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以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日常生活的生理病理学》(1904年)、《性学三论》(1905年)、《精神分析引论》(1910年)、《文明及其不满》(1920年)、《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年)、《图腾与禁忌》(1923年)等著作。其中对社会心理学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是他关于“人格发展”、“集体心理学”和“文明”等方面的论述。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他将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划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大部分。意识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有关心理部分,比较而言,它显得小而不重要;潜意识则包含了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其内部以沸腾的“力比多”(性驱力)为动力源,是人的自我意识不到的部分。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又有一个前意识,其作用是将人的原始欲望压迫于意识之下,并能召回潜意识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设想,又可以有三个相应的人格组织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它奉行“快乐的原则”而不受理智、逻辑、道德的约束,以满足本能的需要;自我位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主要对两者加以控制和统辖,它遵循“现实的原则”,其作用是将“快乐的原则”现实化,以此调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达到真正能满足需要的作用;超我是人格的最上层,主要以道德的原则为准绳,它发端于自我并将父母的道德观内化于己,以便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父母的要求。
由于弗洛伊德将人的潜意识的冲动归结于性的驱力,因此,在他看来人格的发展就是围绕着性的发展。他关于性的概念比人们平常理解的要广泛得多,泛指人对快乐的寻求与满足。它包括口唇区、肛门区、生殖器区及生殖欲等,儿童从出生到成年正是按照这一顺序完成其人格的历程。在口唇区阶段,儿童通过吃奶和撕咬得到快乐和满足,这种原型模式为其成年后对知识、爱情、权力的追逐奠定了基础。从口腔转向消化道的末端以寻求满足是小孩出生后的第二个年头,这时的刺激与满足过程表现在“排便训练”上,由于排便的本能欲和外部的阻力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人格中某些定势,诸如反抗、报复、越轨或慷慨、施善、防御、控制等。进入生殖器阶段,即儿童的5~12岁阶段,他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殖器官上,并产生了男孩对母亲、女孩对父亲的恋情,这就是所谓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就男孩而言,为了得到母亲的爱,他便妒忌自己的父亲,但又必须模仿自己的父亲。女孩亦类似。最后,儿童便成长为青少年,开始了异性的相互吸引,最终达到两性的结合。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表现了他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研究中,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又是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的。弗洛伊德对群体心理的讨论是从社会心理学的两位早期代表——黎朋和麦独孤开始的。前者认为群体是一种具有易受感染、模仿、暗示的人群组合,后者强调群体心理“只有粗俗的情绪和粗糙的情感”[19],因而易受他人的操纵,缺乏自我意识。弗洛伊德据此想进一步解答在群体中迫使个人心理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什么。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力比多”分析了群体的心理,认为以性为目的的“力比多”在群体中转化为“爱”。群体中的情绪关系是靠爱来维系的,或者说“爱的关系才是构成群体心理的本质的东西”[20],而爱又是从人格发展阶段中儿童对父母的不同转化而来的,群体的构成来自家庭内部的关系的原型即“情结”。在他看来,“在一个有明显的领头人但并不以正式方式组成的典型群体中,领头人暂时成了情绪取向的共同对象,以代替形成超我的父母情结,当群体的成员用领头人代替自己的超我的时候,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们也在自己的自我中相互认同”[21]。因此,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实际上是其个体心理学的转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其追随者荣格、阿德勒、霍妮和弗洛姆那里分道扬镳了,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对精神分析理论作了修正。有人将后者的理论看做是“精神分析中的社会心理学理论”[22]。其实荣格的理论也含有社会心理学的成分,如他的“集体无意识”分析和“人格面具”、“人格发展”研究。阿德勒则开始将兴趣集中在社会力量对个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上,他认为,人的行为不是由过去(童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从而使人因原始的自卑而不断追求超越。霍妮以焦虑概念为基础,强调了社会文化的重要,成为精神分析中的“社会文化学派”。弗洛姆可以说是精神分析论的集大成者,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已将这一理论转变成一种社会哲学,其全部命题在于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人的个性化是在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实现的。他提出了“逃避自由”和“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23],“从而把心理分析学从原先主要是一种‘个体心理学’改造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学’”[24]。从总体上看,新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将原来本能与行为的关系重点转移到人与人和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来。20世纪50年代关于群体的一些理论和实验,如T—群体实验、舒尔茨的人际行为三维理论等也都表明了这种倾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是社会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进行的理论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构成方面来讲,其影响不亚于精神分析理论。或者可以说,社会学家都是通过互动理论涉足社会心理学的。符号互动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乔治·米德1863年生于麻省的南哈特莱,从他的思想体系来看,他主要受到了威廉·詹姆斯、库利、杜威以及冯特的关于“姿势”方面研究的影响。米德生前除了写过20多篇主要论文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专著,他的著作都是在他逝世后根据学生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最能集中表现其社会心理学思想的著作是他的《意识、自我与社会》。(www.xing528.com)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①人类在生理上的脆弱迫使他们在群体中互相合作,以求生存。②存在于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有利于合作而最终也有利于生存与适应的行为将被保存下来,因此,人的心理也好,社会也好,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故他们具有社会的意义。
米德受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的启发,认为意识具有运用和理解符号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们可以在心里对环境中的客体做出行为上的选择以调整自己对客体的活动,这一点在婴儿出生后就从关系到自己生存的人那里学到了。从这一观点出发,米德进一步研究了人的姿势,认为姿势作为自我意识的表现,具有社会性意义,而另一方面他人也正是由于能理解这一姿势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姿势既可以是动作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口头语言。由于彼此交流的双方共知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能互相沟通和理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互动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的,社会行为不可能靠刺激—反应来实现。
米德关于自我的论述和他人相联系。根据詹姆士的“自我”概念和库利关于“镜中我”的观点,米德认为,能运用符号理解他人,同样也可以对待自己。作为一种在社会情境中形成的自我,必须包含两个部分,即“主观我”(I)与“客观我”(me),“主观我”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冲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客观我”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由于个人具有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因此“客观我”就称为“一般化的他人”,或者说,自我能把分离出的“客观我”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加以评价,从而使自我形象和他人的要求相一致,并能调整自己的行为。在米德看来,自我的发展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即准备、玩耍和游戏。在准备阶段,婴儿还不能运用有意义的符号,主要以模仿的手段学习动作,与他人交往。进入玩耍阶段后,婴儿开始在意识中形成数量有限的他人看法,并能调节自己的行动,以符合“他人”的角色。最后,儿童在游戏阶段开始在群体中参与活动,协调与他人的角色关系。角色期待会使人们之间的行动彼此关联,而这种关联又借助于其他共有的符号,这样“一般化的他人”就形成了,它可以进一步发展到一个社区的共同价值观、态度和规范。社会也就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米德的思想统治了当时芝加哥的社会学系,并为该系的郝伯特·布卢默所继承。布卢默自称是米德的代言人,在他的努力下,符号互动理论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
布卢默认为:“在非符号的相互作用中,人们彼此直接对姿势或动作起反应,在符号的相互作用中,他们解释彼此姿势,并根据交互作用过程中所获得的意义进行活动。”[25]而这一点首先来源于人有创造和应用符号的能力,他们运用符号来解释、估计、预测及评价对象或行为方式。据此,人自己也能扮演他人角色或符合他人的角色期待。符号互动论在继承米德思想的前提下,又引进了托马斯的“情境定义”,强调了自我将根据对周围环境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符号互动理论一方面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种种分歧,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对符号互动加以发挥和改造,从而使该理论也成为社会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戏剧理论、标签理论等的滥觞,为从社会学方向上研究社会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学习理论
1913年,华生在美国《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由此,心理学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航道,开始将传统上注重人的内在心理的研究转移到研究外显行为上来。这种过激的理论虽然为后人所更正或批判,但其影响是巨大的。社会学习理论就是在行为主义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主要是从新行为主义学派中派生出的一种理论,因此,新行为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斯金纳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虽说斯金纳的研究领域并没有超出心理学的范畴,但已有人把他称为“社会心理学的大师”,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斯金纳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环境的产物;二是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点对社会心理学的有些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斯金纳的行为研究与霍尔不同,他不主张先有理论的假设,再进行实验检验,而是直接对行为进行观察,然后加以描述。斯金纳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操作主义,他认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是一种应答行为的研究,其特点是给予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刺激,而操作行为是在不具备已知刺激的情况下,由机体对自身需要的刺激自发产生的反应。例如,斯金纳箱中的白鼠为了获取食物,就必须学会操作压杆,因此,操作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获取刺激的工具,食物的获得将会强化这一操作行为,这便是学习。社会学习理论在以霍尔和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影响下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米勒和多拉德根据霍尔的工具性条件学习论着手研究模仿行为,认为各种学习包括四种基本因素:内驱力、线索、反应、奖赏。这四种因素就可以构成模仿学习的基本框架。在米勒和多拉德看来,若个体模仿可以得到奖赏,模仿行为就会产生,而强化是儿童模仿学习的先决条件,这一模式也可以推广到从众、态度改变等其他社会行为中。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真正可以称为社会学习理论的是班杜拉的理论。因为它将行为主义的研究原则扩大到两个人和群体情境中的人的行为的习得和改变上来。虽然他也指出了强化在学习中的作用,但他认为强化只是促进学习的因素,而不是引起学习的因素,个体在模仿学习以前就具有了反应能力,因此,没有必要把榜样的反应和观察者的反应作为强化条件。总之,在班杜拉的理论中开始注重中介变量中的认知过程,从而也突出了观察者的主观能动性,对儿童的社会化、行为矫正、观察学习、自我调节等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社会学习理论从开创到现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他们都关注于社会行为、学习和强化、实验室实验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成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四)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和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相反,它将重点放在了人的主观意识上。他们认为,只有理解了人的认知过程,才能理解人的行为。社会认知理论并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它只表现了社会心理学家的一种研究方向,内容涉及态度、动机、知觉、偏见、归因等。由于这些方面构成了社会心理学的主要领域,因此,和行为主义相比,“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家感到,行为的准备,比显在的行为本身更为重要。在从心理系毕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中,大都给认知理论以重要的主义”[26]。
社会认知理论来源于心理学理论中的格式塔学派和勒温的场论,而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推动。格式塔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的知觉的研究,他们认为传统心理学将知觉看做是各感觉成分的总和是不正确的,知觉一开始就具有整体性,观察者总是完整地观察对象,如果我们企图将其还原成各个部分或元素,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知觉。这一观点被结构平衡论的代表人物海德所继承,并运用于人际关系的认知中。勒温实际上也属于格式塔心理学派,但其理论又有独到之处。他将知觉结构的研究转移到人的行为结构的研究上来,从而提出了个体的张力系统和心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勒温试图用“场”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场包含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心理环境和行为,而行为则是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他的现实原则,认为人的行为是在人和当时的环境作用下产生的。作为人本身,个体的需要会引起他和其环境之间的张力,只有需要得到满足,张力才会消除。这一观点成为各种认识协调或不协调理论的基础。
较早研究社会认知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忠实信徒海德。1944年,他在《社会知觉和现象的因果关系》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们倾向于产生一种有秩序、有联系的世界观。因此他创立了平衡结构理论,并将其用于社会心理学的人际认知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不再满足于社会认知过程的笼统研究,也不再试图建立一种能阐明社会认知整体过程的理论模式,致使认知一致性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渐被阐述社会认知过程本身的归因理论所代替。归因理论认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适应社会环境,往往对发生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社会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一定的解释,即认知整体在认知过程中,根据他人某种特定的人格特征或某种行为特点推论出其他特点,以寻求各种特点之间的因果关系。如20世纪60年代琼斯和戴维斯发表的《从行动到倾向性——人的知觉中的归因过程》、凯利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等都将归因理论研究推向高潮。仅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文献就多达900多种,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其中以凯利的三度归因理论影响最大。
(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是用时间划分出来的两个概念,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论。从冯特以来的西方心理学流派大多属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范畴,坚持“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秉承了科学主义的原则,形成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主流。
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学中,此后,在艺术、文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哲学方面看,源于实证主义根基的动摇。作为近代知识文化的特定产物,现象学哲学早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前,就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质疑,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指出,实证主义采用理想化的数学形式对世界进行描述的缺陷在于:①这种科学发现“只是归功于严格的逻辑和科学发现的程序,而与世界本身的自然属性没有任何联系”。②描述的数学形式掩盖了先于科学描述而存在的世界(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向科学的真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指出,科学知识并不能简单地从自然中“读取”,它总是以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范式作为中介,理论或范式污染着观察和实验[27]。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时也是对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它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与反思,对科学与文明的审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
后现代主义思潮之所以对社会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在于社会心理学内部的研究危机:由于一贯地以方法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导致许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没有研究甚至不能研究,严格的定量分析难以解释许多现实问题。
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应邀作了题为“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提出了构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具体设想。1991年,格根出版《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对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内容作了描述,用一项具体的研究进一步落实和展示了他最初对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想。
进入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学,其研究重心发生转移,更注重探讨人的社会性(人性),注重语言的研究,注重心理投射现象的研究,提倡超个体主义的研究。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思想是:①反对机械论和实证主义,提倡经验论和相对主义;②蔑视低级心理的研究,重视高级心理的研究,强调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该尽快与伦理学、艺术、社会学接轨;③反对还原论、简约论和拟兽论,提倡从整体论和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28]
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强调研究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心理学问题,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应该说,社会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目前还不是一个学派,只能称其为“思潮”。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思潮虽然没有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但应当是构建社会心理学大厦的一部分。
本章小结
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既是一门带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又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专门方法论主要是指各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原则,包括心理学方法论原则、社会学方法论原则和比较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在上述专门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很多,如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档案研究、心理测验以及相关研究等。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和确立时期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心理学一度由美国占据霸主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纷纷崛起。自1981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也开始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主要有精神分析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心理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心理学?怎样理解它的学科性质?
2.分析各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原则的特点。
3.了解社会心理学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4.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5.评析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流派。
【注释】
[1]吴江霖辑《西方社会心理学定义三十条》,吴重光译,《社会心理学简讯》1982年第1期。
[2]转引自李沂、张世英《试论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当前某些理论问题》,《苏联社会心理学》1984年刊。
[3]吴江霖《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展望》,《广东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4]潘菽《试论社会心理学》,《百科知识》1983年第1期。
[5]汪青《对西方一些社会心理学定义的初步分析》,《外国心理学》1985年第2期。
[6]全国13所高等院校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7]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1页。
[8]曾道中《社会心理学引论》,《外国心理学》1981年第2期。
[9]〔美〕卡尔·拉特纳、〔中〕晨光《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214页。
[10]〔美〕萨哈金《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周晓虹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1]〔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12]〔美〕查普林等《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下),林方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0页。
[13]安德烈耶娃《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李翼鹏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0页。
[14]〔美〕萨金特等《社会心理学》,1966年英文版,第22页。
[15]方文《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心理学报》2002年第6期,第651~655页。
[16]参考全国13所高等院校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0页。
[17]〔美〕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尚建新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4页。
[18]〔前苏联〕安德烈耶娃《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李翼鹏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19]〔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20]〔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21]〔美〕舒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孟小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22]〔美〕舒尔弗《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23]〔美〕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尚建新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9页。
[24]〔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25]转引自〔前苏联〕安德烈耶娃《西方个现代社会心理学》,李翼鹏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26]〔美〕舒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孟小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7]车文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本心理学》,《心理行为科学》2003年第2期。
[28]方俊明《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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