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问题的分析介绍

第七节　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的心理测验和心理治疗同时也包括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流传到中国，并应用在中国人身上，无疑都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要做好中国人的心理咨询，必须有适合于中国人的心理咨询理论、技术和方法。如何对待心理咨询本土化问题，即创立中国人的咨询心理学学科体系，是做好中国人的心理咨询的根本大计。

一、文化与心理学的东西方差异

（一）精神分析理论和分析性心理治疗

西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以现代医学和科学心理学为基础，但它却是在研究西方人的心理病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深刻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

当维也纳的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S．Freud）在19世纪末开创精神分析疗法时，当时的奥地利仍充满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色彩，社会上对于男女的异性关系极端保守，许多妇女无法适当地表露与满足性方面的欲望，从而产生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症状。因此，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方法，与歇斯底里症有密切关系，重视潜抑（repression）现象，强调本能与欲望的满足为治疗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说，该理论和疗法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精神病理而产生的。精神分析疗法不但由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创始，施行这一疗法的精神科医师也多半是犹太人，因此难免有人推测精神分析疗法与犹太民族的背景及文化习惯有关。犹太人素来喜欢内省，习惯与宗教人士或有智慧的人谈论与自己心灵有关的话题，并认为是有益的事。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接受精神分析，去检讨自己的心理，是很习惯的行为。精神分析创始于欧洲，流传到美国，在美国生根并且盛行。精神分析的盛行，跟当时的美国人的文化背景多少有连带关系。与美国的情形相反，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治疗方法曾在我国受到强烈排斥，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以外，恐怕也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因为在注重压抑与控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要节制人的欲望，以便使每个人的行为有所规范，社会有所秩序。这种以“本我”为着眼点，过分强调“性”在人们心理与行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也染上了性色彩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疗法，对于较保守的中国社会来说，不但不易被接受，反而会引起反对，当然无法推行。

（二）人本主义和来访者中心疗法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R．Rogers）创立了“来访者中心疗法”，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成长和发展的天性，若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每个人都有能力指导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行动，从而达到良好的主观选择与适应。咨询师只要间接地帮助他们即可。罗杰斯的这一咨询与治疗观念，符合在强调个人独立的美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的心理与观念，因而受到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如果把这种疗法照搬到中国来，恐怕对不少人来说难以适应，咨询效果将是缓慢的。譬如按照这一疗法，咨询师常对来访者说这样一句话：“你自己是当事人，你自己最知道，也最能去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本来咨询师是为了间接地提高来访者的自信心，但对于不少中国来访者就不太合适。因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咨询师应是专家、权威，有专业的知识，也有不同寻常的经验与办法，可以替来访者解决问题，满足来访者的权威崇拜心理。但假如有专业、有经验的权威，倒过来让来访者自己找办法解救自己，自行解决困难，来访者就会感到失望，以至于造成咨询中断（来访者脱落），甚至认为咨询毫无收获。

（三）心理测验、心理诊断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所使用的各种心理测验量表与临床评定量表，几乎都是从西方翻译和修订来的。当初西方心理学家编制的这些量表，是以西方人的常态心理特征或心理病理特征为依据的。尽管引进这些心理测验量表和临床评定量表后，都已经过国内心理学家的修订并建立了国内常模，而且在国内使用时也能达到一定的信度和效度，但其内容的西方文化偏向，则是较难消除的。港台的一些心理学家，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对中国人和其他文化群体中的人们进行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无论是正常人还是心理疾病患者，在第二项和第八项上的得分都非常高。上述结果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社会对于这些方面的不同期望和不同评价造成的，因而这种分数的差异反映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并不表明中国人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更高。

（四）心理疾患表达形式的差异

杨德森认为中国人特有的心理问题主要为：神经衰弱、气功诱发的精神障碍、迷信和巫术诱发的精神障碍、由于个性受到压抑而出现的“隐匿性抑郁”和“躯体化”现象、个别落后地区存在癔症性质的某些症状，如缩阳症等。现仅以躯体化障碍、神经衰弱为例略加说明。

1．躯体化障碍　所谓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是指一个人本来有某种情绪问题或心理障碍，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中国人倾向于以躯体不适的方式去申述自己的心理问题。这一现象在我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地区都多有报告。西方来访者在陈述躯体症状的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来访者陈述心理症状，而非西方（包括华人地区）的来访者往往仅陈述躯体症状。

2．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是另一个被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症状群，其特点为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失眠、头痛头晕等。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80年就已取消了这一病名，认为神经衰弱属于抑郁症。中国的精神医学界则继续保留“神经衰弱”这个病名，可能也是因为中国人更敏感于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症状，并被作为脑力劳动过度的代名词。因此，对心理疾病充满恐惧与歧视的中国人对“神经衰弱”另眼相看。

再以抑郁症为例，据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华裔美国人主要呈躯体症状，如头疼、失眠等。而高加索裔美国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存在方面的忧虑，如觉得活得没有价值、生活失去意义等。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自我结构。西方文化培养的是“个性化”的自我结构，自我具有独立性、可分化性，这使个体能把自己当作客体来认识，而当个体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来认识自我时，一旦出现心理异常（如抑郁状态），就容易出现与生存意义有关的情感体验。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非个性化”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即把一个新生儿教化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培养了个体很强的群体归属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自我”不容易离开群体。因此，当中国人处于心理异常状态时，大都进入不到存在意识与情感需求的层次，故难以出现那些人格化的情感体验，所以中国人的抑郁体验不是关注个人的内部心理状态，而是关注躯体状态。

中国人歧视精神病，也是多以躯体化症状表达不适的原因之一。

（五）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态度上的差异

在西方社会，人们已普遍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作是消除个体心理困扰的有效手段之一，寻求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已为大众所接受。而在中国社会，由于人们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尚存有种种成见和误会，使得人们还耻于寻求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帮助。即便是前来求助，中国的来访者也往往不能坦然地在咨询师或治疗师面前披露自己的问题，且往往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过程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怀疑其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期望咨询师和治疗师能给予他们直截了当的指导和帮助。这就要求咨询师和治疗师在咨师、治疗过程中，不但要善于倾听，还要善于启发来访者陈述自己的问题，更要善于启发来访者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并在强化其自助能力的同时，给予适当的指导性帮助。

中国人只有感觉到自己处境困难又危险，光靠自己的努力已无力自救时，才会无奈地向别人求援；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已患精神疾病或者有可能患精神疾病时，才会向心理医生求助，否则会拒绝这种帮助。

二、中国人的特点

（一）强调慎独、自省

国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遇到心理困扰时的心理调节渠道依次为：自我调节、知心朋友、家人、同事、社会咨询机构。

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慎独、自省，使人们已形成依靠个人的自我调节来化解内心矛盾的习惯，阻碍着人们去寻求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来预防、控制和消除心理障碍。包括自省在内的个人自我调节固然有的能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良好的适应，但其效果往往与心理问题的性质、个人的自我调节能力等有重要的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过心理自我调节方式所能解决或缓解的只是一些轻度的心理困扰或障碍，而对于那些中等程度、重度心理障碍来说则效果很小，结果是延误了诊治，加重了病情。

（二）强调社会取向而忽视个人价值、尊严、权利

由于这种忽视，往往造成个人隐私权的淡漠，以及喜好窥探和议论他人隐私的陋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人一旦公开自己的隐私，对于他在周围环境中的处境往往有损而无益。于是，人们在内心构筑起坚硬的保护壳，不会轻易向别人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就难以接受以个人隐情的尽情倾诉为前提来寻找致病根源、进而达到治疗目的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另外，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内外有别、亲疏分明。对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来说，心理医生是“外人”、“陌生人”，因此不习惯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其结果是致使许多人出现心理障碍时不愿意向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寻求帮助，而是采取其他调节方式，如向自己的家人或知心朋友倾诉。

（三）歧视精神疾病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们从心理上追求伦理规范、行为趋同。相应地，社会排斥与其不符合的行为和想法。自然，在心理健康上，中国人习惯把心理疾病与个人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心理上有毛病（如怪异的想法和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其生存价值便大打折扣，轻则被人嘲笑、轻视，重则甚至完全被否定。例如，各地骂人的方言中都有“神经病”、“精神病”等类似的说法。这样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人在心理疾病上的讳疾忌医，人们要么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强制性地压抑痛苦，要么去西医内科或中医科求治。在求治过程中许多人往往主诉自己头痛失眠、胸闷憋气、消化不良、周身不适等躯体症状，而不愿意讲述自己兴趣减退、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紧张困扰以及一些消极念头和本能欲望等等。结果常被漏诊或误诊，这些文化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也源于对精神疾病的恐惧。过去的精神病不能治疗，精神病人毁物伤人，精神病人裸体、肮脏等等，给人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许多人情愿患癌症或其他不治之症，也不愿患精神病。他们也知道精神病患者非常不幸，应该给他们更多人道主义的救助，但在现实中却依然极其歧视精神病患者。

（四）心理上的忍耐性强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安贫乐道，强调万事不求人，因此，中国人一般忍耐性较好，一般困难不轻易求人，多主张自己解决，尤其是心理上的困难，更喜欢忍耐、忍让，让时间淡化一切。

三、中国心理咨询的特点

（一）对心理问题较漠视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养生保健观念和歧视精神病的文化影响，造成对心理问题的忌讳和漠视。如今在我国仍有许多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像患感冒发烧那样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产生心理障碍，需要进行心理保健。他们认为只有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才需要救治。而当自己遇到各种心理困扰，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尤其是伴随出现躯体化症状时，既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也不懂得它能在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辅导与治疗下得到妥善解决，却误认为自己是患了器质性疾病，花钱费时，到处去做各种躯体检查，求医问药，或采取其他非科学的应对办法，收效很小不说，同时也延误、加重了病情，到头来还得看心理医生。

（二）对咨询关系的矛盾取向

在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咨询师所采用的治疗理论和方法的制约，同时也明显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咨询师在与来访者建立咨询和治疗关系时，必须考虑到要适合来访者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曾文星认为，中国文化背景的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态度和行为有以下3种：

1．对咨询师（权威者）的双重态度　不少中国来访者因受文化观念及社会经验的影响，对权威者持有想依赖又不愿依赖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对权威者要求很多，依赖性很强，期待他为自己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却不信任权威者，认为权威者对自己不好、不适合，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更换咨询者。这种文化上的习惯，也表现在来访者的求助行为上，即来访者期待咨询师能替自己治病，但若一时治疗不理想，来访者可随时换诊所、换咨询师，或者同时看几个心理医生，或服用各种中西药。对此，咨询师要了解，并懂得如何去接受与处理。

2．对“自己人”与“外人”的分别对待　在人际关系中，中国人喜欢把所接触的人分成“自己人”跟“外人”。对“自己人”就较信任，能谈自己的心事，但也期待能被特别关心，享有特别的好处；对于“外人”就保持距离，不暴露内情。这是从关系取向的文化环境里产生出来的不同人际关系。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咨询师能与来访者建立起良好的治疗关系。对中国来访者来说，咨询师要能使来访者感到像是“自己人”，能尽早取得来访者的信赖与合作，才能使治疗取得好的效果。

3．对“专家”、“权威”的期待　中国人希望为自己做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人是“专家”、“权威”，要有“经验”，是“内行”。因此，咨询师需要有技巧地去符合这种文化上的期待，在与来访者接触的过程中，不仅要表现出共情、真诚、温暖和积极关注，而且还要注意保持专家的尊严，发挥有经验的角色，显现内行的实力，否则不能满足来访者的心理期待。这就要求建立不是完全平等，而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独特咨访关系。

（三）对心理咨询信任不足

1．对效果的怀疑　许多来访者徘徊于心理咨询门外，想试一试，又担心会没有效果。一旦经历了心理咨询，他们才知道心理咨询确实有效。因为中国人对心理咨询的了解还不够，不知道心理咨询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就是谈谈话，会有什么效果呢？中国人很现实主义，他们看到患病者经过挂水、打针、吃药治好了病，因而对医生、对医院产生了信任感。中国人有句老话：“为人只说三分话，留着七分保自身。”要他们把话全说出来，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即使对咨询师很信任，也不可能把所有想说的都说出来，说出来的不仅不是全部，而且可能是不真实的。这样就容易造成咨询师的心理评估或心理诊断出现失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就不一定有效，或效果不好。

2．对咨询师的不信任　中国人常有“自己人”和“他人”的不同判断和不同对待。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经过短暂的接触，虽然大家都做了很大努力，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仍然是不够的。一般而言，一位来访者对咨询师了解不够，信任就是有限的，来访者会始终保持一种怀疑，产生一定的警觉，仅限一定的范围或者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了心理咨询的过程，容易产生阻抗。

3．对咨询师承诺的保密原则不坚信　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理念非常浓重，他们总是把个人的隐私深深埋藏，不愿让人知道。当咨询师在竭力探索或者诱导来访者自我探索内心深处的秘密时，来访者会步步设防。尤其是当来访者觉察到咨询师对他们最隐秘的部分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担心会更加严重。

（四）心理问题的程度偏重

中国人的信条是：“有病找医生。”而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心理亚健康，何病之有？所以，中国人寻求心理咨询时往往已是较重的情况了，尤其是临床心理咨询这一块，基本上多已达到心理功能性障碍的范围，甚至已经是心理病理性障碍了。即使是社会心理咨询，例如情感心理咨询等，来访者的痛苦程度也已达到了疾病的程度。真正没有痛苦，或者仅仅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而来做心理咨询的人是很少的。

人们认为，因为贫穷，中国人苦惯了。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省点咨询费，更主要的是他们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心理咨询这个习惯，心理咨询不能成为自发的一种需要。假如心理咨询不涉及心理功能性障碍，甚至部分心理病理性障碍，心理咨询的服务范围也就很狭窄，业务开展也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主张中国现阶段的心理咨询服务应该适当外延自己的服务范围。这无疑就要求我国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具有更多一些变态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以及各种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咨询、治疗技术，以便做好现时期我国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卫生服务工作。

（五）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由于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全球性影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互冲击、渗透、重组，大有形成世界主流文化之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下形成特殊的文化背景。

1．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取向又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4个方面。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历依赖、求同、自抑等方面的训练和塑造，神经症中强迫症、恐惧症、焦虑症的形成便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具体地说，依赖训练出自于中国人际间的相互依附关系，特别是在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依附关系。在中国的家庭中，代际之间在人格和自我上缺乏显著界限。父母往往把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不希望代际间出现断裂。为此要训练子女对自己的依附，依赖训练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结果导致子女独立性差、社会适应能力低。一旦在实际生活中无所依附，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焦虑、恐慌退缩等神经症症状。求同与自抑训练就是在培养孩子遵守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同时，学会抑制自己那些被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所贬斥的个人情感欲望和异端思想行为。这种训练的实质是非个性化的，抑制了个体本能欲望的正常表达，从而引起焦虑不安、情绪抑郁。此外，还极易导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刻板、不灵活，产生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

2．现代文化的影响　就全社会而言，现代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更甚。他们更看重自我的价值和对自我的尊重，崇尚自我中心，与传统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文化上的矛盾，文化上多元的、混杂的局面，必然带来价值观的矛盾，亲子之间代沟深邃，交流和沟通也难以顺利进行，容易产生各种困惑和苦恼。(www.xing528.com)

3．信仰危机　由于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和多元化，许多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人生理想，没有明确的信仰，亲子关系淡化，家庭矛盾增加，人际关系复杂，对比较依赖父母、依赖家庭、依赖集体、依从长者（权威者）、独立精神较差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是一种困难。许多中国人事实上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困惑和艰难。社会的变革、文化的撞击、价值观念的重建，为中国人带来危机感和无尽的心理困惑。

四、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努力

（一）心理咨询学科体系的中国化

我国的心理咨询虽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起步，但真正发展起来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这些年来，国内也翻译和出版了不少咨询心理学专著，但其系统性、完整性都还不够。

为适应全国心理咨询员（师）培训，由郭念峰教授主编的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咨询师》已由民族出版社于2002年4月出版，之后进行了多次修订。虽是培训教材，但其内容全面，知识新颖，理论和实践并重，为咨询心理学学科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专家在咨询心理学理论方面，尤其是在引进国外的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为了更好地与本土文化结合，并能适合我国心理咨询发展的需要，仍需构建我国咨询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这项工作最好由有着丰富的心理咨询实践经验的我国学者参与完成。

中国咨询心理学应在中医和传统心理治疗、心理保健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咨询心理学、心理治疗和心理保健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就跟所有心理测验方法必须在做了大样本的中国常模之后才能应用于中国人的情形一样，选择那些更适合于中国人群体的理论学说和方法，来构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学科体系。

（二）心理诊断的标准化

1．引进更多的西方心理测验手段　20世纪，我国学者做了引进西方心理测验方法的大量工作，对推动我国心理评估和心理诊断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如今，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仍需引进更多有效的心理测验方法。

2．研究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测验方法　继中国人个性调查表和中国学生性格量表等编制成功之后，中国人应该投入更多力量研制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测验量表。

3．制订各学科通用的心理测验评估和诊断标准　目前国内与咨询心理学有关的学科至少有变态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医（病）学等，都需要心理评估和心理诊断，《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CCMD－3是精神病学全国统一的诊断标准。但此标准中不包含心理亚健康的评估或诊断问题，作者主张咨询心理学有关精神障碍部分的心理诊断应以CCMD－3为准。

4．统一各种心理状态的命名　本书编者主张参考生理状态的分类命名：

健康——亚健康——生理功能性障碍——生理病理性障碍。

相应地给各种心理状态命名如下：

心理健康——心理亚健康——心理功能性障碍——心理病理性障碍。

统一使用此种分类命名，使各相近学科心理评估和心理诊断有可比性。

（三）心理咨询技巧的个体化

人们总结了二十余种心理咨询的具体技巧，让初学者进行学习和训练，对提高心理咨询员（师）的咨询技术有重要意义。这些技巧都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是咨询心理学的宝贵财富。每位心理咨询从业人员都应该认真学习和训练。

但每位心理咨询员（师）在具体学习和运用这些技术技巧的时候，我们又特别要强调个体化。不管是咨询师还是来访者，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他们在平素的生活和学习中，尤其是在不断与人交往中，已经学习并反复实习了有效的交流技巧。我们主张应在个体已有的特别是已形成自己特有风格的交往技巧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别人的经验，效果可能会更好。

倘若把自己已成风格的交往技巧搁在一边而完全模仿别人的技术，肯定生硬、不自然，会给别人“做作”的强烈感受，肯定不会有好效果。

只有把别人的经验灵活运用，或是用于补充自己的不足，或是用以增强自我交往风格的显现，有机地融入自己成熟的交往技巧之中，会更突出心理咨询的中国风格。

（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本土化

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土化的问题上，既要防止因为着眼于本土性而不重视科学性，也不能因为注重科学性而忽视本土性；既不能因为本土化而否定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能因为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尚未健全而否定其发展的价值。我们要致力于创立中国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方法，并使其成为世界多元化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中的一员。

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应该努力挖掘中国医学中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面的精髓，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本土化研究；也本着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原则，在我国现有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或发扬光大，或去粗取精，或改造，或创新，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接轨的、为中国人更易接受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特有的以情胜情法和气功导引法等应该发掘提高，发扬光大；中国人普遍习用的“开导劝慰法”与认知疗法、支持性心理疗法有机结合；我国的“习见习闻法”与系统脱敏疗法互相补充，做得更加完善；“消愁怡悦法”与娱乐治疗、音乐疗法等结合使用，通过怡情移志帮助来访者调节情绪等。

中国人创立的认识领悟疗法（钟友彬）和中国道家的认知疗法（张亚林、杨德森），深受中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欢迎。实践证明，它们更具有本土化心理治疗的特点，将逐步为更多的中国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所接受。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更适合中国人的，更受中国咨询师和来访者欢迎的心理治疗方法问世。

（五）咨询模式的本土化

给中国人做心理咨询，咨询的模式也要中国化。家长抚慰孩子，老师教育学生，医生诊治病人，朋友劝导朋友，执权者训斥部属，长者善诱幼者等等，都是中国人做心理咨询的模式。采用哪一种具体的模式，取决于具体的情况，除了来访者和咨询师的具体情况外，还要考虑咨询的内容，心理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咨询的目标，甚至包含咨询环境等其他因素。

一般情况下，咨询师把来访者当成朋友，以朋友劝导朋友的方式进行平等的交谈，平等的讨论，给朋友真诚的规劝和忠告。

当来访者年龄偏小，阅历不深，遇到委屈来咨询时，咨询师年龄较长，阅历较深，通过叙述自己当年遇到类似困境如何解脱的情形，无形之中，把来访者当成自己的孩子，给予温暖、关爱、抚慰、支持，并教以解困之法。

当来访者对自己的问题十分恐惧、无助时，咨询师可以医生角色出现，予以正确诊断、科学解释和有效治疗。

当来访者对发生之事有自责表现（确有责任），态度端正时，咨询师年龄较长，有阅历，或有相应的学术技术专长，此时可以长者、权威者、师者的身份，对来访者予以适当的训斥、教育、引导，应用得法，效果也会很好。

心理咨询不管是采取哪种模式，都应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交往模式，传统的模式。不要拘泥于国外对心理咨询中咨询关系平等的要求，其实中国人并不喜欢那种平等关系。每位中国来访者前来心理咨询，本身就已带有浓厚的“求助”意识，这一点已决定中国心理咨询咨访关系的某种不平等，倘若咨询师以长者、权威者、师者自居，这种不平等就更明显。只要我们在人格意义上对来访者有足够的尊重，又以热情和真诚相待，这种咨访关系显现的“不平等”，正是咨询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保证。

（六）交流方式的个性化

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来访者心与心交流的过程，也是互动、双赢的过程。心理咨询师不仅是位心理医生、心理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不仅能根据来访者的情况，巧妙地安排好自己和来访者不同的角色位置，而且能有效地把握交流和互动的过程。咨询师要善于根据来访者的个性特点（包括价值取向），决定或变换咨询的模式，评估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施以综合有效的心理治疗，从而帮助来访者克服或缓解心理痛苦，恢复心理健康，并促进人格成长。

千人千面，一千个来访者，咨询师必须有一千个应对策略，不可千篇一律。不仅咨询的模式要个性化，交流方式、交流内容也都要个性化，做到一位来访者一个式样。

一千个来访者，咨询师还是一个人，咨询师的个性表达、价值观念的表露，也应该有一千种，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一千次的变化，都包含着咨询师稳定的个性和价值取向。如何做到这一步，又做得很好，让每一位来访者受益匪浅，却也是不易的。应记住一条，尽管表达方式变化多端，但应始终保持中国人的传统本色，即善良、真诚，用善良和真诚去影响、感染每一位来访者。

对来访者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对来访者价值取向的尊重。由于东西方文化撞击形成的特殊文化背景，信仰危机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就决定了每次心理咨询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多样性。一定要避免价值观念的冲突，真诚地站在来访者的立场上，平等讨论，增加了解，而不要去评价甚至企图去改变来访者的价值取向。

（七）我国心理咨询的发展趋向

1．专业化心理咨询　我国目前心理咨询发展较快的主要是医疗机构附设的医学心理咨询，教育部门附设的学生心理咨询和社会部门附设的社会心理咨询以及危机干预等。梁宝勇认为中国内地主要有两种心理咨询模式：①心理健康咨询（psychologica ealt oun－seling），以有生活适应问题的正常人为主要工作对象；②医学心理咨询（medica sycholog－ica ounseling），主要服务对象是心理疾病患者。

2．行业化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的行业化势在必行。行业化心理咨询是一种更为普及的心理卫生服务，面向社会，面向民众，贴近生活，涉及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从发展心理咨询、医学心理咨询、社会心理咨询到管理、环境、消费心理咨询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业化心理咨询的服务人群广泛，面向全社会，不仅包含学生等特殊阶层人群，甚至也包含各种心理疾病患者。当然其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亚健康人群。

3．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培训

（1）仿同职业培训形式：指已从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或拟参加国家考试人员的职业培训，已有面授、远程教育和函授等培训形式。

（2）逐步走向学历教育：最好由医学院校筹办心理咨询大专或本科级别的学历教育。

（3）考试、考评、考核与实习：考试、考评、考核应作为日常常规工作。实习应该引起普遍重视，心理咨询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工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做不好心理咨询的。

4．心理咨询行业规范和督导机制　主要包括行业布点和心理咨询资源的合理利用，成立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建立健全心理咨询中国化的督导机制，促进心理咨询业在我国的健康发展。